知识产权法目的与利益平衡研究

知识产权法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和科学文化繁荣的社会公共利益目标两个方面,这种二元价值目标的实现是以激励机制为基础、以利益平衡的调节机制为手段的。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商业秘密法等知识产权专门法中,都存在这样的平衡机制。如著作权法通过确立思想与表达的二分、公有领域的构建、权利限制等制度设计与安排,建立了这种机制,从而能够实现其立法宗旨。     

析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概念

知识产权法上的"公共利益"概念在功能上可以分为否定性功能、积极性功能和惩罚性功能."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无立法规定,须借助于学理解释,它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以及公共道德等诸多方面.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在使用"公共利益"概念方面,还存在非一致性缺陷,需要通过修订立法予以克服.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法理学考察

利益平衡既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原则可以从法理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它是知识产权法中协调利益冲突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平等与正义价值的需要,是知识产权法平等正义价值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目标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之公共利益目标的基础和保障。特别是,知识产权法本身存在着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而其本身作为保障私权的制度,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引入利益平衡原则。     

《民法典》视野下知识产权合同法律规定的意定主义强化趋势及其影响

《民法典》中知识产权合同的相关规定呈现出意定主义强化趋势,这是民法典体系融贯性要求使然,也是当代知识产权法理念、技术、价值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和适应性,对知识产权立法、司法、执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知识产权全球化的时代,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加强国内法律与国际条约的衔接;参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完善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的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在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际,全面促进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共同发展。     

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法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是其法律保护体系内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知识产权法公共政策性的体现,也与知识产权法的根本旨趣一致.从本质上讲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是传统知识利益之上形成的增量利益.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立法能够为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提供一定的保护,但不全面亦不系统.本文在分析已有的立法实践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领域传统知识的保护途径,并给出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     

传统手工艺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困境与出路——以手工绣制品为例

传统手工艺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近年不断面临知识产权争议及知识产权保护困境.从传统手工艺品之"工"与"艺"的二元审美结构入手,探讨"思想与表达二分法"理论适用于传统手工艺品保护面临的局限性问题.从知识产权功能性与功利性相协调角度,分析破解传统手工艺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困境之法制对策,包括重新审视其"独创性"判断基准,明确其二元审美结构,从而完善著作权许可使用制度,厘清其在先作品许可使用权的合理边界;改造其著作权行政管理与司法审判制度,完善有关传统手工艺品的知识产权集中运用与维护机制.     

知识产权法与技术、文化创新

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率先确立了“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法律原则。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法律对于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确实已经而且必将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为实现创新的目标，现阶段利益权衡的重点应放在加强私权保护这方面。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立法速度快，但技术力量、经济实力尚难与此相适应，且司法执法水平和公众的法律意识还落后于立法。这种不均衡状况，势必带来民族利益的损失和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近年来西方社会在法律上进一步强化对权利人的垄断保护。但一批专家学者认为私权的过度膨胀必将损害公众利益，损害产生创新的源泉和充分发挥创新的能力     

浅析知识产权法的理论基础

知识产权法作为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大众对文化、信息需求权利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它存在的价值就是实现平衡知识产权人垄断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激励知识创作和社会大众对知识、信息的需求的实现。在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下,知识产权法的修正是最频繁的。具体讲它是由一系列专有权构成的利益系统。如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都包含其中。其发展的推动力量就是利益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其法律的基础理论就是"平衡理论"。     

知识产权立法、执法与司法制度之完善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

知识产权立法、执法与司法,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有力保障,也是在企业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融合的法律运行机制中法律保障体系运转层面的首要问题.我国已基本建立适应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立法、执法和司法制度,但仍需要在诸多方面加以完善.     

完善中国航天业知识产权管理的新设想

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的航天强国,面对美欧充满霸权的新航天政策,必须强化航天业知识产权的管理.为此,中国航天产业应当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有效体制,基于航天知识产权"许可"和转让进一步实施知识产权利用与保护战略,同时通过进一步完善国内航天知识产权利用一保护的司法体系、争取国际航天立法的落实和完善来更好地维护中国航天业知识产权的管理.     

问题、反思与重构:以知识产权财税激励工具为出发点

促进知识产权产业的发展应有机协调私有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资产以其强烈的公共性为政府运用财税政策工具提供了正当性基础。然而,不同种类知识产权、同类知识产权从创造到消亡的不同阶段,其外溢性呈现出差别,财税政策激励工具的运用亦应有所区分,否则,其正当性和必要性将大打折扣。唯有结合知识产权的特性,采取差异与整合的策略,财税政策工具才能在既定财政约束下更好地实现税收激励效果,从而契合并助力实现知识产权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根本立法目的。     

气候有益技术转让背景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再探讨

普遍认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最低保护标准"的底线要求之上,没有设置上限。这为各国在签订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时额外地附加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专家组的判断。但过度地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会使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为公共利益而预设的灵活条款失去实际意义。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正寄希望于通过细化和改进该类灵活条款而促进气候有益技术尽快得以转让。在这样的背景下,质疑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只有最低保护标准"的假设,并建立在"只有最低保护标准"之上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气候有益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产生的不利影响,结合气候有益技术转让的需求,必须运用先进的立法技术,从国际层面和国家层面,从制度价值层面和制度内容层面做出系统性的安排。无论如何,当前国际上争论的"知识产权制度阻碍还是促进了气候有益技术转让"为反思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提供了机会。而打破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只有"最低保护标准"的偏见,将有助于为促进气候有益技术转让的法律制度建设寻找到出路。进一步的研究需求应当是现有的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内相关国际国内立法是否足以服务于"气候有益技术尽快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和应用"的目标以及如何建设和完善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国际国内的法律制度。     

论商业秘密法与公共利益

商业秘密法与公共利益存在密切的关系 ,这是因为商业秘密法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商业秘密法需要确保公共利益 ,这在长期的商业秘密司法和立法实践中已经被不断地得到确认 .总体上 ,商业秘密法中的公共利益表现为确保维护商业道德和倡导诚实经营、鼓励研究与革新等。商业秘密法通过对公共利益的确保 ,在保护商业秘密权人权利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实现了其立法宗旨。     

论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

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垄断权,但如果知识产权人滥用其专有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就必须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出台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立法既缺乏系统性,也不具可操作性。本文提出了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的基本原则,阐述了知识产权反垄断立法的构架和规制对象,并提出我国知识产权反垄断的若干运行程序。     

浅析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按照加入WTO协定书的承诺,中国将诉前禁令制度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这一制度的建立与执行不仅维护了权利人的正当权利,同时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但这一制度建立时间不长,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很多不足,司法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其功能的实现因之被大打折扣.对于程序的参与性不够的缺陷,建议引入听证程序和实行辩论质证加以破解;对于程序合理性的迷失,建议对胜诉可能性标准在立法层面加以确立.     

区域知识产权战略的法律思考

区域知识产权战略是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顺应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时代选择，具有法定性、协同性和创新性的法律特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加以确认和保护。因而，法律在区域知识产权战略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规范意义和制度价值。     

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

信息处理技术与信息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把人们带入了信息时代。信息覆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信息产权的核心仍旧是知识产权。为促使产业界更好地理解与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立法部门更加重视信息立法以使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信息、信息产权及其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将有助于打好中国制订知识产权战略的理论基础。     

论金庸小说的影剧式技巧

对数据库的保护是知识产权中的新课题,由于立法不可避免的滞后性,目前该领域的规范不尽完善.结合目前各国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方式以及我国知识产权在此领域的发展,建立新的权利义务保护机制,更好地推动对数据库法律保护的发展与完善.     

涉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误区

我国在处理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明显存在误区.国内企业不管从自身知识产权发展的内在环境,还是从外在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来说,普遍滞后于外资企业,处于弱势地位.在这样的处境下,国内企业既要面对外资企业凌厉的知识产权攻势,还要面对越来越严厉的行政及司法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然而与国内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涉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方面,往往得到行政等执法部门的特殊待遇.行政执法部门鉴于国际舆论压力等,强调加强针对国内企业涉嫌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是国内企业知识产权部门建设起点低,成效缓慢,自身重视程度也不够,在很少能获得来自行政以及社会团体组织等帮助的状况下,一味地对其加强打击力度,无疑是一种武断的、片面的、缺乏思考并且最终将导致执法部门与企业处于严重对立状态的不可取的知识产权保护局面.所以,涉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维护意识,正确认识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行为的性质,帮助国内企业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制,进而合法合理地解决国内和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法律争端,为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发展创造条件.     

“公共利益”的实体范围界定——兼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是"公共利益"实体范围在部门行政法的首次展开。比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模式发现:我国公共利益的实体范围的界定,采用了过于原则的"列举方式",列举具体情形不够详尽;部分内涵和外延超越了公共利益的范畴,主要体现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危旧房改造"的纳入方面;公益优先的立法精神,与物权法公私益平等保护原则相悖;行政权力行使与私权保护方面没有体现"比例原则;"在兜底条款中,将公共利益的解释权扩大到"行政法规",与立法法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