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贸区负面清单林业外商投资管理初探

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中国自贸区与国际接轨、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而林业管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自贸区2013—2015年3版负面清单中涉及林业的特别管理措施,总结了两次修订的成果。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总数逐年递减,对林业行业投资限制逐年减少,开放力度逐年加大。面向未来,我国林业管理部门应主动与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全面对接,积极主动适应自贸区发展需要,调整和完善林业法律法规相关内容;加快与国际规则接轨,转变林业部门管理模式和政府职能;在放宽林业外资准入条件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林业;提高管理效率,增强林业特别管理措施的透明度。     

“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与郑州申请自贸区

“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都属于缔结贸易条约中的法律原则。上海自贸区所试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外商投资管理模式,为郑州申请自贸区提供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制度。郑州作为中欧国际铁路物流中心城市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支点,申报自贸区需要在顶层设计、管理体制、政府职能、服务水平等方面大胆进行改革。     

我国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基于上海自贸区的实践

负面清单制度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新形式和改革突破口。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度更是积累了先行先试的若干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表现出穷尽性、前瞻性、双向指导性和待遇公平性等特征,并具有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界定行政审批边界、倒逼政府简化行政审批职能等作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于2013年9月正式发布,2014年7月做第一次修改。但仍存在内容繁杂、表述清晰度不足,法律地位不明确等自身缺陷;以及辐射范围狭窄、行政管理方式陈旧和配套制度不完善等问题。目前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仍处于探索和改进阶段,需要进一步提高文本质量;消除负面清单“形式化”的嫌疑;保证未来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实现负面清单的动态管理;完善配套实施细则,提高行政管理透明度等。     

中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创新效应分析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国内外双重经济转型背景和发展压力下,负面清单管理是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寻求经济发展动力的新趋势。中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创新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产生的市场创新效应,从市场空间经济集聚效果角度研究自贸区管理制度创新机理与市场结构优化效应。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法治经济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我国深入外商投资管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标志着我国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决心。对外商投资主体,负面清单奉行“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理念; 对政府管理机构,负面清单则重申“法无授权即禁止”的义务推定。法治经济不仅要求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而且要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必须依靠法治思维和方式进行经济管理和经济改革。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既是法治经济精神的具体落实,也是法治经济精神的重要保障。     

德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研究

在自由开放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德国没有专门的外商投资立法,针对特殊领域的投资禁止或限制措施散见于具体的法律文件中。相关法律文件通过设置审查程序、设置具体行业准入要求等方式限制外资进入。随着所参与国际协定的增多,德国形成了以规定"保留措施"为表现形式的负面清单模板,明确规定了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的具体领域,并对这些领域的行业部门以及商品、服务业类型进行了细化。与德国相比,我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从2018年开始对外公布,对外资准入的禁止或限制领域还在不断调整。通过对德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研究,本文指出我国应借鉴德国对金融服务、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外商投资进行限制的标准和程序,以完善我国负面清单制度。     

自贸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思考

2015年4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标志着自贸区确立了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自贸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基础之上,借鉴吸收了国外的国家安全审查经验,但在审查对象、审查标准和审查程序方面仍有些许缺憾,安全审查的操作性和效率性受到一定影响,有必要对其补充和细化,使之更加适应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     

VIE架构的监管该何去何从——负面清单时代下的再审视

我国企业搭建VIE架构的最终原因在于实现境外上市融资。面对实质上对国内外资准入规则构成违反的VIE架构，立法者长期以来表现出的犹豫不决使得试图明确该架构下各概念的一次次立法走向失败，并无形中给VIE架构披上了“默认合法”的外衣。然而，我国迈入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时代后，国内融资渠道大大扩宽、外资控制威胁不断增大以及外资准入规则空前宽松等，这些伴随时代发生改变的种种因素让我国不应再对VIE架构监管保持沉默，而宜对该架构监管的核心概念“控制”予以明确。在明确此概念时，应避免僵硬地将“协议控制”与“外商投资”划上等号，并考虑引入“实质控制”等具有弹性的概念，从而保留我国在VIE架构问题上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国内融资程序等相关规则，进而从源头上减少VIE架构的使用动机也是解决该架构监管问题的重要一环。     

中国（陕西）自贸区金融创新开放的供求逻辑思考

为研究金融创新开放的内在逻辑以指导中国自贸区稳健发展,基于供求关系视角,阐释自贸区内部金融创新开放的市场需求与政策供给的内在逻辑。在理论层面,研究认为,从金融创新开放的形成、发展、扩散直至推动经济增长,均存在一致的理论演进脉络。在实践层面,研究认为,陕西自贸区金融创新开放应进一步融合“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政策合力,统筹发展传统金融与新兴金融;引进充裕资本激发市场活力,加快本土企业上市进程,完善创新开放的市场体系;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改革和创新推动要素在市场自由流动;发挥政府调控的主动性、前瞻性,搭建经济金融风险动态监测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围绕政府管理、营商环境、市场主体、高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层次深化自贸区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陕西自贸区金融创新开放更加有效,推动中国自贸区建设稳步有序。     

法域竞争与法律功能的再审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如何创设争议解决机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是经济试验区,而非法律试验区,其功能并非法律创新试验。自贸区建立后应该清理现有的企业j金融等领域的法律,明确自贸区内不适用的法律的范围。在建立法律“负面清单”的前提下,自贸区的争议解决机制应当处理好两对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仲裁、调解和诉讼的关系,并借鉴法域竞争理论,增强自贸区争议解决机制的竞争力。     

边界重构与监管赋能：平台经济发展中的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转向

平台经济在释放创新红利的同时给政府监管带来了巨大挑战,通过发挥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对政府监管过程的规范和引导作用,能够对挑战进行有效回应。首先,经济形态的不确定性、企业责任的模糊性、侵权救济的脆弱性等平台经济负外部性问题,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转向提出了现实诉求。其次,动态调适的机制内驱力、“数治”驱动的技术外推力和包容审慎的政策拉动力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为平台经济时代的权责清单制度转向提供动力支撑。再次,为实现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应着眼于边界重构和监管赋能,推动权责清单制度在政务服务上做“加”法、在市场准入上做“减”法、在平台赋权上做“乘”法和在行政管制上做“除”法。     

美国国防领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战略探微及其启示

引进外资是各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外资的规范和监管,尤其是对涉及到国家产业安全战略等重要领域的外资监管,更不容忽视.文章对美国开放的产业投资政策的由来和演变进行了梳理,在探析美国竞争性产业的产业投资政策的基础上,分别从美国国防工业安全纲领、外商投资调查法以及备案管理和行业管理相结合的三大调控指导框架层面,解构了美国国防领域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安全战略及其监管模式.文章同时剖析了与我国产业安全战略相关的外商投资政策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政策及其监管体系提出了5个方面的建议.     

“少数民族事务”市场准入国际条约“负面清单”规则研究——以美国晚近的缔约实践为对象

市场准入制度是平衡国家经济监管权和依照条约开放经济义务之间最重要的砝码。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市场准入,其核心在于设置适合本国的例外情形,将开放市场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应延续一贯的民族政策,借鉴相关国家的缔约实践经验,将“少数民族事务”作为市场准入条约义务的例外,恰当地列入“负面清单”,实行保护性管理。     

论自贸区金融创新立法的完善

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有关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法律法规在立法内容上既具有共性又不乏个性,并且革新了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对我国自贸区金融创新的稳步发展发挥了有目共睹的积极作用。但相关法律法规亦存在诸多困境与弊端,主要表现为:严苛的市场准入制度抑制自贸区金融创新的活力,金融业务创新立法的滞后满足不了自贸区金融创新实践所需,以及不健全的风险防范机制难以有效规制自贸区金融创新风险。未来我国自贸区金融创新立法,应朝着制定相对宽松的自贸区金融创新市场准入制度、完善金融业务创新规则以及建立健全自贸区金融创新宏观微观审慎监管体系等三个路径推进。     

上海自贸区物流管理对皖江物流联动的启示——基于皖江城市带的建设历程

皖江城市带与上海自贸区都位于长江沿岸,在地理位置、货物运输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上海自贸区在物流方面的管理经验对其有导向性和可复制意义。通过定性分析法研究了皖江物流近十年来在内河规模、货物吞吐量以及公路、水运货运量等方面的现状以及皖江物流联动与上海自贸区物流之间的联系,运用SWOT分析框架分析了皖江物流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借鉴上海自贸区关于诚信通关、冷链物流、物流园建设以及负面清单制度等方面的成功经验,针对当前皖江物流联动的劣势,提出了简政放权、借力冷链物流发展农村电商、发展大型第三方物流企业、促进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培养物流专业人才等方面的改进措施。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经济法解读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依据“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法理设计的外资投资管理制度。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对于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市场主体之“法不禁止即自由”以及政府的“法无授权即禁止”的经济法路径在于,通过“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明确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的界限,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法律沉默空间”的“隐性清单”,市场的自由和政府的干预都应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公平正义。     

世界自贸区发展趋势与福建自贸区建设选择

正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区,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迈入新的时期。自贸区建设既是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重要载体,也是地方政府用足用好政策,不断释放改革活力,加快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平台,对福建再创改革开放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一、世界自贸区发展趋势(一)世界自贸区发展过程世界自贸区最早发端于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十九世纪以后逐步从地中海沿岸国家转经波斯湾、印度洋扩散到亚洲国家。20世纪20年代后,美洲大陆开始建设自贸区,1936年美国出现第一个对外贸易区即纽约3号,主要功能     

中国自由贸易区贸易和投资管理制度优化研究:基于粗糙集理论与方法

研究中国自由贸易区制度创新和投资管理制度优化,是为了探索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模式和路径。从借鉴国际上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创新的产生与发展经验入手,分析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的现状和困境,提出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优化的思路和方法。围绕制度创新优化目标,运用数据库技术和粗糙集方法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负面清单进行优化,最后得出高质量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需要一体化设计,整合优化流程形成高质量高水平的负面清单措施。     

论负面清单时代中国投资管理体制转型的法治对策

在当今世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潮流之下,中国投资管理体制向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特征的新体制转型有其经济、政治、法律方面的动因.通过对上海自贸区法治实践的研究、分析和总结,未来中国投资管理体制转型的法治对策包括:转型需借鉴国际经验、坚持国家立法并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完善监管顶层设计、创新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提升国家治理法治化水平.     

论加入WTO与我国的外商投资立法

形成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我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由于采取"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和多层级的立法体例,不仅形式散乱,内容重叠和矛盾之处甚多,而且缺乏应有的价值和思想观念作为支撑,从形式到内容已基本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用外资和WTO规则的要求.为迎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应当以经济自由、经济民主、平等自愿、公平竞争和政府干预等现代市场经济观念为基础,以贸易自由、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为价值取向,制定以"外资准入制度、投资优惠制度、国有化和征收制度;外资监管制度和监管体制”为主的<外商投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