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碑刻的分类＼内容与学术价值

明清以来,天柱是边疆社会碑刻运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该地举凡示禁、褒奖、布告、判案、林木保护、移风易俗、筑路修桥、捐资助学、宗族迁徙、祠堂修缮、寺庙宫观之修建,等等,民众无不刻碑勒石,以示郑重。究其分类言之,又大体可分为官府告示类、乡规民约类、路桥井渡类、学校教育类、祠堂宗族类、寺观庙宇类等六大类。这些作为乡村社会公共信息发布或传播媒介的碑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秦岭佛教碑刻价值初探

秦岭佛教碑刻之于中国佛教史抑或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以秦岭所见佛教碑刻为考察对象,以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宏大背景,就其在建寺弘法及译经、宗派创立及流传、区域发展及流布、造像功德及信仰等方面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初步说明和归纳。由此提出,学界应注重秦岭佛教碑刻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运用。     

从碑刻看清水江流域木材运输的“江步”规则与生态保护

“江步”是清水江木材运输过程中的地方性专有名词，指清代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各河流沿岸的村寨就近分江分段垄断木材运输的规则，一般多见于民间文献，特别是碑刻资料。清水江流域各村寨根据属地原则或开发原则，划分“江步”范围，垄断木材放运权，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农田、堤坝和桥梁等；而在木材运输实践中，也确实加强了对江河及农田水利的维修与保护。“江步”规则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解决林业和农业发展的矛盾，做到江河利用与保护的统一，这对今天河长制的推行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当江制度”与清水江流域的生态变迁——以碑刻资料为考察重点

清水江流域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当地民间许多地方性制度密切相关,其中木材贸易的"当江制度"演变是了解清水江流域生态变迁的切入点。"当江制度"即茅坪、王寨、卦治等三寨木行轮流当江,上河山贩不能冲江出卖,下河客商不能越江购买,林农也不能直接将木材卖给下河客商。"当江制度"的核心是禁止"越江争买",这种木材垄断贸易规则有力地维护清水江流域林业的持续发展和当地生态的平衡。"当江制度"崩溃与清水江流域生态退化同步。换言之,"当江制度"的兴废关系到清水江流域生态的好坏。     

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流域社会变迁刍论

一、清水江是流域社会经济变迁的承载物、见证者 清水江,位处贵州东南部,经黔湘毗邻,汇沅水,入洞庭,通长江中下游,连京杭运河,衔西南、江南与中原的水运大航道。自清以降,清水江＂上通都匀、下达楚汉＂,呈现一派舟楫穿梭、商贾往来之繁荣景象。流域乃苗侗民族世居地,具有八山一水一土的＂宜林山国＂生态环境,适合农林混作经济,     

清代襄阳碑刻所见基层社会治理

清代襄阳碑刻展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若干层面:宗族用血缘纽带将家和国联结起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社会自治;地方官绅和民众共同约定和颁布的乡约以安民、教养为本,对民众经济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引导;在水利公共事务中,实现了官治民助。     

北京宣南地区的辽金寺庙与碑刻

辽金时期,是北京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点,通过佛教的发展与寺庙的营建即可表现出来。从现存的辽金寺庙碑刻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贵族皆笃信佛教,并且耗费大量钱财在京城营建寺庙。他们的崇佛活动,为北京地区的佛教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由此产生了一些佛教艺术精品。     

从证据学视角看清水江文书的功能与价值

清水江文书是一种活态的民间契约文献资料,直接涉及清水江流域土地制度、财产转让、地权股权、婚姻家庭、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是了解清水江流域乃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从证据学角度看,其既是民事权利的凭证、还原历史真相的见证,又是民间证据制度的载体,也是构建清水江学学科的依据,有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我国封建社会乡民的证据维权意识和民间的证据制度,对于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具有积极的文献意义与价值。     

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的崛起

19世纪70～90年代,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迅速崛起.曾国藩遣散湘军直接导致了哥老会的迅速蔓延;清同治年间,哥老会在两湖地区首先崛起,规模和声势已凌驾于活动不多、处于相对沉寂状态的天地会以及斋教等秘密社会组织之上;约在光绪朝中、晚期,哥老会势力从湖广地区伸展到长江下游,并在反对外国教会的过程中成为斗争的主角.至此,长江中下游哥老会的活动广为"世人所注目".     

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的米谷流动与社会竞争

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米谷输出地,本地积贮大量米谷的地主富户、市场中的粮行、来自外省的米商和常平仓采买人员、地方官,都积极地参与到米谷流动和贸易中。粮行和地主富户通过控诉地方官试图改变常平仓的采买办法,社仓社长与地方官相互勾结经营社仓获利,粮行则通过强力吸纳米谷或通过让利吸引客商以求把持行市。地方官员、客商、粮行和富户在同一个米谷交易和米价变动的空间中互相较量。这个过程呈现了商品贸易对于社会群体及其之间关系的影响,有助于讨论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长江中下游春季连阴雨问题分析

本文依据连阴雨划定的标准规定,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年来连阴雨的气候特点及其基本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全域性连阴雨期年际变化大;（2）连阴雨在空间、时间上分布不均;（3）地形影响连阴雨频率变化规律;（4）春播期低温,杨花期高温是影响农业的直接原因之一。     

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综合开发与整治

以系统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综合开发与整治对策(1)以流域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为载体,构筑可持续发展基本平台.(2)树立湖泊-流域地区综合治理理念.(3)借鉴国外湖泊-流域地区综合开发与整治经验教训,高起点开发利用和治理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4)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上马为契机,运用工程措施综合开发和整治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5)以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健全的制度为保障,营造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     

清代西江下游植树护林初探

森林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是山地丘陵地区生态系统的核心。清代西江下游地区人们对此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本区颇为重视植树造林和保护林木。在植树造林方面,诸如观赏林、行道树、防护林的栽植,所在多有。在森林保护方面,其突出特点则是树立碑刻进行保护。从这些碑刻的内容来分析,西江下游人们结合宗教、民间风俗、所有权及借助官府的力量等措施来保护森林,多管齐下,在体现他们智慧的同时,也较好地保护了本区的生态环境,从而为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广东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

华南学派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些观点与方法在清水江流域的观察中受到了某种局限,尤其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显得尤其突出。潘寨“永镇村中”碑展现出清末的五个姓氏“结盟”的“拟血缘化”历程,呈现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建构“有序化”的一个案例。其间,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律”与“自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国家在场的“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背景资源,更是地方社会有秩序化的文化张力。     

20世纪3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赈灾工作略论——仅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931年,长江曾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造成中下游沿江多处溃决,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给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在赈灾工作中,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近代中国最大的国际慈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华洋义赈会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制订施赈方案,并主持长江中下游受灾地区的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通过采取在灾区举办合作讲习会、组织互助社与合作社等措施,使赈灾工作获得相当的成功。通过开展一系列赈灾工作,华洋义赈会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引到了长江、淮河流域,对在受灾地区宣传合作思想,指导并推动合作事业发展,完善防灾重于救灾的理念,促使农民从传统的保守状态向符合近代文明要求的状态转变,提高国民素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间道教信仰

自从六朝至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是道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神与仙继承了中国原始宗教、古代神话、古代宗教所崇拜的诸神,又容纳了民间信奉的众神,吸收并发展了得道成仙的思想。因道教诸神来源于民间,对信仰者来说并不陌生,因此道教在长江流域很快赢得了民众的崇奉。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问佛教信仰

自六朝至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本区多大山深谷,是南北僧人精研教义、弘扬佛法的的理想场所。佛教信仰不仅流布于通都大邑,而且深入到穷乡僻壤,深深影响着当地的民俗生活。佛教信仰于本区兴盛的原因,一是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二是人们笃信佛教,祈佛消灾降福。此外,还与本区俗信鬼神的传统似乎也有某种关系。随着佛教在本区的传布,民众对佛教的信仰与他们的传统信仰及民间祭祀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