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

中国犯罪学的发展不能不关注西方犯罪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状况这两大因素。西方犯罪学的理论学说与学科发展经验,在犯罪学研究中不仅具有学术沿革的意义,而且还构成了犯罪学的基本框架、基础性智识思想和主要学术通识。西方的理论与经验为我国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了充分养料和资源。对中国犯罪学的现实状况尤其是所遭遇困境的理性体察,则是我国犯罪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起点。故此,未来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路径在于:既需要科学地借鉴西方犯罪学理论与发展经验,也需要立足于中国转型社会的本土情势,更需要在借鉴西方经验与体察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整合型、应用型及实证型的学术理论与学科体系。     

我国犯罪学发展中存在问题及解决路径辨析

当前,在我国犯罪学发展中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科学性、独立性与本土化等三个方面。解决科学性问题主要体现为在犯罪学研究方法上,需要加强实证研究、尽可能做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注重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解决独立性问题,主要靠明确犯罪学自身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廓清犯罪学与刑法学之间的关系;而将我国传统中有关犯罪学的思想融入到当代西方犯罪学理论中,便可以很好地解决当前我国犯罪学发展中存在的西方犯罪学的本土化问题。     

作为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基于犯罪学与实证主义之亲缘而展开

从孔德的实证精神到波普尔对早期实证主义的批判，再到犯罪实证学派的建立，文章系统梳理了实证主义发展的脉络，及其对犯罪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作者认为我国的犯罪学应当认清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功能，重视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并警惕将其教条化的倾向。     

从“犯罪原因学”走向“犯罪存在学”——重新定义犯罪学概念

严格地说传统犯罪学就是犯罪原因学,这种犯罪学忽略了犯罪的存在,只研究作为犯罪学对象的部分内容而非全部内容,严重阻碍了犯罪学学科的发展。为了犯罪学的科学性,为了犯罪学的发展,犯罪学必须完整、全面地研究自己的对象,必须从犯罪原因学走向"犯罪存在学",即真正的"整体的犯罪现象学"。     

绿色转型:关系调适、基本样态及其发轫机制

经典环境社会学研究聚焦环境问题或环境衰退的学理解剖与理论阐释,呈现“环境衰退论”的叙事特征。为应对环境挑战,人类积极调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型,勾勒出资源消耗迈向资源善用、环境损害迈向生态修复、生态代谢断裂迈向生态循环以及失序发展迈向协调发展的基本轮廓。制度-政策势能、经济-技术变革和社会-文化浪潮构成绿色转型赖以发轫和发展的基本机制,其中,制度-政策势能在中国的绿色转型实践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当前,绿色转型虽然已不只是学术想象与学术倡导,但这种转型实践还处于趋势性状态,面临着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不充分性的挑战。对此,环境社会学需要持续开展更为深入的学理研究。     

犯罪概念之反思——以方法论为视角

目前,无论是在刑法学还是在犯罪学领域,都存在着对犯罪概念的不同定义的争论,这些争论影响了犯罪理论本身的发展.在科学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定义和研究方法紧密相连,两者相互决定,共同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框架或"范式".从刑法学和犯罪学学科范式的不同方法论准则出发,刑法学的犯罪概念应予以形式化的界定,犯罪学的犯罪概念应予以实质化的界定.     

环境领域若干前沿问题的探讨

人类走向以绿色为标志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希望所在。本文就环境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如生态工业、ISO14000环境质量管理体系、绿色食品、生态安全、生态旅游及全球环境热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环境领域的前沿课题作了评述。     

环境社会工作论纲

发展环境社会工作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环境社会工作自身学科发展的内在必然。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环境社会工作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针为指导,以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法为支撑,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工作核心,致力于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环境社会工作秉承社会工作的传统,旨在帮助弱势群体解决因环境损害而产生的健康问题、心理问题和贫困问题以及调解环境损害引发的社会冲突;通过培育大众环境意识、引导民众绿色环保行为,推动生态自觉;通过推动环境社会组织发展、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参与政府环境治理,服务政府环保政策的决策和实施。     

关于我国犯罪学治学的几点反思——从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谈起

在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这篇影响重大的演讲中,韦伯表达了对学术研究带来的科学领域的创新性发现以及理性化的学术职守能够给现代社会带来巨大推动作用,其中谈到的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善于在学术工作中捕捉灵感、坚信科学对信仰能够做出贡献、去除带有个人色彩的"领袖"意识四个方面对我国犯罪学治学依然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以韦伯以上四个观点为中心,以中国犯罪学治学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导向,推动反思我国犯罪学治学存在问题的原因的探索,以期对我们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一些理性思考和探寻动力。     

与犯罪学学科地位相关的几个问题

犯罪学有独立的形成发展历史 ,表明它是一门与社会学和刑法学完全不同的学科。犯罪学的研究对象与刑法学有根本性的不同 ,它研究犯罪本身 ,应突出强调对犯罪规律的把握。犯罪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独立学科 ,在学科属性上属于行为科学 ,但按学科功能归类 ,可以归入刑事法学。应该从解决犯罪学本体理论的观点出发 ,构建其特有的理论体系。犯罪学研究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是其独立学科地位在研究价值上的反映。在新形势下 ,必须高度重视加强犯罪学研究。     

犯罪学理论假设刍议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犯罪学的理论假设是犯罪学体系的逻辑基础。与犯罪学的现象论、原因论、预防论体系相对应,犯罪学的理论假设包括社会规范标准的“越轨人”假设、犯罪行为选择效用最大化的“犯罪理性人”假设和人人都可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假设。三个假设对各相应部分具有理论奠基作用,但对其他部分也同样有解释能力。理论假设的确立也是一种学术共同话语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消除无谓的争论。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的融合:少年司法研究30年

中国少年司法研究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前少年法庭时代与后少年法庭时代两个时期,但总的来看,其兴起主要开始于1978年以来的30年.少年司法研究已经成为超越犯罪学领域的独立议题,并已经具备了引领刑事法学发展的潜力.30年来的少年司法研究还具有促成犯罪学与刑事司法融合的特点,这将为犯罪学提供走出应用功能缺失困境的路径.     

西方犯罪学理论百年嬗变脉络梳理

西方犯罪学发展经历了古典犯罪学、犯罪生物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和现代犯罪学五个研究阶段。犯罪古典学派认为犯罪原因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犯罪生物学派认为犯罪原因是隔代遗传;犯罪社会学派把犯罪原因归咎于社会;犯罪心理学派研究了心理因素与犯罪的关系;现代犯罪学研究则更为广泛。西方犯罪学研究的实证性、多元性、实践性、普及性特点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被害人概念之整合

基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领域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价值追求,被害人这一处于两大学科根基范畴的理论尚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合理的内涵及外延。本文试图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角度出发,对两个学科的性质、价值目标等方面进行比较,同时对于和被害人理论有关的无被害人犯罪等理论为视角,对被害人理论的前提性设定以及被害人理论本体的定位和内涵进行阐述。     

激进与改良：默里·布克金对环境主义的批判

在上个世纪的生态思潮中，左翼生态学者布克金从自然观、环境问题的根源分析、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等方面对生态运动中的环境主义倾向展开了批判。布克金指出，环境主义的自然观是一种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其对环境问题根源的分析遮蔽了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使公众的注意力和理论关怀偏离了对环境问题与社会变革关系的理解。在布克金看来，如果不通过革命行动创造一个合作的、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主义试图治愈这个星球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的。本文从布克金对环境主义思潮的批判入手，深入挖掘上个世纪绿色争论中激进与改良阵营争论的实质与意义。     

被害人概念之整合

基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领域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价值追求,被害人这一处于两大学科根基范畴的理论尚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合理的内涵及外延.本文试图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角度出发,对两个学科的性质、价值目标等方面进行比较,同时对于和被害人理论有关的无被害人犯罪等理论为视角,对被害人理论的前提性设定以及被害人理论本体的定位和内涵进行阐述.     

生态文明的“三维”向度研究

环境伦理、绿色发展和制度体系是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环境伦理、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探索绿色发展路径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建设,不仅有助于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提高公众生态意识文明水平,而且有助于推动生态制度文明的完善和生态行为文明水准的提升,增强政府、企业和公众推动绿色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的自觉性,提高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实践价值。     

环境行政复议制度的困境及出路

环境行政复议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些困境,对环境监管和环境生态保护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本文从环境行政复议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谈起,探究了该制度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旨在构建更加完备的环境行政复议制度,以期更加高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生存家园的焦虑--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人文读解

生态和环境问题在当代已经引起了一种全球性的"生存焦虑",成为许多不同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尽管这些学科研究的角度、方法、结论不尽相同,但都含置着一个共同的背景价值,那就是"为了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生态与环境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价值问题.从这种"背景价值"角度来反思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生存家园危机具有更为深层和普遍的意义.     

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重污染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可以达到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本文利用2008~2014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并购战略的实施具有异质性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呈倒U型关系,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可能性先上升后下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并不显著,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呈正相关关系,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概率也不断增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是对企业环保投资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对政府制定环保政策和企业进行并购决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