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运动化”现象评析

“法治运动化”现象的产生和出现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源 ,本文就我国在推进法治的过程中 ,存在的运动化倾向及其种种表现进行了理性的分析 ,以期能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剔除各种不合理的和障碍性因素     

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三维”机制

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当前,大学生在法治理念、权利意识、大局观念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较为凸显。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抓手”,与法治观念培育有育人目标、内容属性与方式方法上的内在关联,可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教育”、“管理”、“载体”三维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有效化、常态化和动态化。     

发挥人大在推进“阳光法治、法治惠民”中作用的思考

开展“阳光法治、法治惠民”主题实践活动，是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快法治广东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扩大公众知情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这是法治建设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在推进“阳光法治、法治惠民”活动中，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在提高立法质量，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     

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规制与法治秩序的构建

网络“公民性”社会资本的发展,对法治秩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非理性因素,对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从而充分发挥其对法治秩序的重要支撑作用,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民主化重建*——公共领域视野下的“医改”进程审视

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正在蓬勃兴起,并展现出浓重的法治诉求.特别是“医改”的议题设置及其“问题化”、方向讨论中的利益博弈、“案件”披露的制度性反思等等,在公共领域中形成了巨大的“层级”共振和溢散效应,不仅对公共政策合法性进行了民主化供给和时代重建,也为民主法治进程提供了新兴动力和支撑.     

论“法治”和“德治”的内涵及其关系

“法治”和“德治”是人类历史上两种基本的治国手段 ,两者各有优特之处 ,也各有片面性 ,因此必须相互补充。事实上 ,两者完全可以互补 :“法治”的鞭长莫及之处 ,正是“德治”可以展现其社会功能之处 ;“德治”的缺失之处 ,又正是“法治”能够加以弥补之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法治”和“德治”都应当并举 ,而且可以并举。当前 ,我们必须同时大力强化公民的“法治”和“德治”意识 ,同时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而努力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论地方法治的可能性--以"法治浙江"战略为例

“法治江苏”和“法治浙江”等战略的提出,使得地方法治日益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结合对“法治浙江”战略的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论证了地方法治的可能性问题,认为:法治的渐进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要性;法治的具体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然性;地方的能动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现实性。本文同时认为,尽管实现地方法治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其实现进程又在总体上受制于国家法治化的进程。     

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的问题与法治化进路

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是融合了声誉、资格和利益的复合型行政约束和惩戒制度,是我国信用法治建设体系的核心。审视我国现行的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发展和实践历程,虽然正在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但法治化水平不足。在分析当前我国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立法模式、认定标准、联合惩戒措施的内容设置以及程序性规则等方面提出推进行政执法“黑名单”制度法治化进程的路径和对策。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关键少数”研究

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关键少数”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者和实施者,是对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贯彻落实起关键影响的群体。就其功能定位而言,“关键少数”是党的领导下一支高效的法治建设队伍,是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法治建设队伍,是充分发挥模范作用的法治建设队伍。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有效实现“关键少数”的角色功能：提高“关键少数”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完善制度加强对“关键少数”权力的监督;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模范带头作用。     

依法治国与法制原则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十五大和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正确认识依法治国的涵义 ,了解并把握法治的基本目标和原则 ,以及实现法治的基本条件 ,对于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 ,顺利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法治”思想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法治”的认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充分认识到法治是以保障权利为价值取向、法治是以限制权力为核心,强调法治思维在实现法治中的重要性.     

我国区（县）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评估体系构建研究——基于对苏北、苏中和苏南地区的实证调查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提出了要推进法治政府绩效管理。区（县）层级政府是党和政府观察和体恤民情的“窗口”和“前沿”,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和承担着重要责任。因此,对区（县）层级的政府法治绩效评估进行研究,构建一套区（县）层级的政府法治绩效评估体系尤为重要。文章在对江苏苏北、苏中、苏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区（县）层级的政府法治绩效评估体系,这个评估体系认为区（县）法治政府构建要以我国国情和法治政府建设实际进展来运行;法治政府绩效体系是一个包括评估主体、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制度安排在内的有机系统,法治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安排需要从制度的价值意蕴、绩效评估的宏观环境等方面着手,通过区（县）法治政府绩效评估来推进基层法治政府的建设,从而为我国基层政府的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路径。     

法治体系及其意义阐释

在当前法治与改革共同推进的大背景下,共产党的执政策略更加注重法治方式。法治体系的建设,就是从静态法律规范体系的完善转向动态法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作为法治精神的展现和延伸,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在法治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在一党执政的治理体制中,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推进的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进程。其内容不仅表现为从立法到守法的系统工程,而且更加注重法治理论的培养、法律方法的实施、以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法治体系的概念正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共产党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目标的具体措施。     

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价值意蕴与实践方略

习近平法治思想凸显出鲜明的时代性、人民性、实践性等特征。“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中融入习近平法治思想，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大学生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要义，进而入脑入心；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引导大学生积极投身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为了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进”工作，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注重在法学实践教学中融入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载体，整合课程教学资源，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法治进程中的成本分析

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立法、守法、违法、执法等法治诸环节的成本以及法治进程中的成本,理性、科学地认识法治及其进程以及法治进程中的成本,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经济发展要求的法治道路,选择用最少的成本、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推进法治进程的模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中国建设研究

法治国家是现代社会一种最文明、最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法治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对“何谓法治中国”“法治中国何以可能”“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基础理论命题进行了深层思考和透彻分析,构建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理想图景和实践路径,打破了以西方法治为参照物的视野偏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始终与时俱进地发展着。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次根源已并非仅仅是物质利益问题,人民群众维护权益的行为正表现出由“规则意识”向“权利意识”过渡的总特征。中国梦背景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可分为：“法治性人民内部矛盾”和“政治性人民内部矛盾”。重要的前提是法治现代化务必高质推进,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司法正义。积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实践,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助力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关键转型。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法治国”虚伪性的批判及其对我国立法工作的启示

恩格斯以英国为例,批判了资本主义“法治国”的虚伪性。他指出,资本主义法律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只是在形式上承认人人平等,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并且自身矛盾重重。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法治国”虚伪性的批判,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法律应当真正成为人民意志的表现,保证人民享有事实上的平等权利,切实维护人民利益,并注重自身的和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