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广西民族乡村女教师领导力建设——以广西那坡县为例

以广西那坡县乡村学校为样本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广西民族乡村女教师领导力建设存在领导力神话、主体意识缺失、有误的再现、玻璃天花板等问题。加强民族乡村女教师领导力的建设,应该破除领导力神话,重构女教师的女性主体意识,建立女教师领导力建设支持体系。     

民族民间宗教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为例

民族民间宗教是学术研究的薄弱部分,也是宗教工作存在的软肋,至今鲜有研究涉及民族民间宗教的治理问题。应将传统的单一管理模式转化为多元治理模式,对民族民间宗教进行准确的社会定位、信仰定位、文化定位、研究定位和治理定位,推动宗教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民族民间宗教治理应基于“国家-社会-市场-民间”四元框架,形成协同参与的现代化宗教治理体系。     

乡村法治的现状与隐忧——以山西省梁村为例

＂送法下乡＂虽已经年有余,但＂乡村法治＂的实际面相却不甚清晰。从对山西梁村的实证观察来看,＂送法下乡＂在推进乡村法治化方面效果并不明显,当下的＂乡村法治＂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显得＂左右为难＂,隐忧重重。乡村法治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推行＂法治＂时对＂法治＂自身的复杂性欠缺周到的思虑和妥当的安排。     

从人治到法治——乡村治理模式之变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整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基本上是在人治模式上运行,这种模式是中国乡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法治乡村"构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有必要确立法治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并在治理模式上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变革。实现这一变革,既有赖于政府的整体推进,也须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国际视野——以中国气候变化治理为例

文献综述及现状梳理表明现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论及实践尚未具备国际视野。一方面基于国际法治的特殊性,国内层面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无法在国际层面自动适用;另一方面出于在国际层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现实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具有拓展其国际视野的必要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拓展国际视野的前提是完善反映国际国内法治连结事项的国内法治;方法是针对国际法治的特殊性作出强调主动参与、形式法治及道德责任的调整;目标是在国际社会中标识中国立场。     

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生态修复——以民间手工艺为例

当下乡村振兴的治理体系除了自治、法治、德治三个基本维度,还需要通过文化生态修复的维度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因地制宜地为村落探索其特色发展路径。手工艺通过正确的步骤与方法介入乡村振兴,是修复文化生态、实现乡村综合治理的特色路径。基于优先修复乡村文化生态理念,践行乡村文化艺术创新“六步法”,以创新服务驱动乡村手工艺产业发展,以在地品牌打造修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手工教育体验修复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根脉。激活乡村劳动者的自我造血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健全乡村文化和经济的自治体系。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党对政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国家治理历来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重大问题,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新时期法治建设的中心,是对实现法治的主体提出的要求,对实现法治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国家统筹城乡发展、追求全面发展的目标催生了乡村振兴前所未有的期待。乡村振兴,必然要面临如何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如何营造文明的乡风家风问题。而乡村的稳定、有序与和谐,不仅需要依托发展来推进,也需要依靠乡村治理来实现。乡村治理通过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服务发展、凝聚人心,进而推动乡村的发展与振兴。而有效的乡村治理又必须依靠特定的社会规范以及保障这些规范得以运作的公共权力主体来实现,然而,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社会规范正处于模糊、混乱或者说断裂的状态,而且治理人才也在不断流失,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需要健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选准配强"第一书记",提高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不断整合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治理资源。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中国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都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正确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关系,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完成至关重要。文章从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向度出发,进而提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并进一步论述法治中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走向。     

嵌入式法治:基于自组织的乡村治理

通过调查黔东南地区归平侗寨房族组织结构及其特点发现,房族组织是当地重要的乡村自组织,法治巧妙地“嵌入”族规和纠纷解决之中。 乡村自组织资源非常丰富,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法治推进的本土资源。 法治嵌入乡村自组织主要有制度嵌入、规则嵌入以及行动嵌入三种方式。 制度嵌入主要通过“行政权主导乡村自组织制度设计”机制实现;规则嵌入主要通过“正式规则的非正式转化”机制实现;行动嵌入主要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机制实现。 基于乡村自组织的“嵌入式法治”是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模式,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目标的关键。     

软法视阈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以厦门市院前社区为例

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推进,市场经济因素被嵌入乡土社会,加剧了乡村传统社会的解构。乡村社会转型不断深化,乡村社区治理已成为重要的议题。软法能够整合传统因素并与现代因素对接从而消解社会巨变带来的“断裂”。通过对厦门市院前社区治理实践调研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院前社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其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在软法视阈下,院前社区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参与机制、协商机制、激励机制与评估机制。在院前社区治理中,也存在着熟人社会与市场经济相抵牾、文化认同与利益分化相冲突、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不协调等困境。如何做好村规民约与政府法律的耦合、公共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内洽、社区自治与政府管理的链接,是使社区治理达致善治的关键。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

新乡贤作为新生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保障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促进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导新乡贤依法治村的工作重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这一主体作用的 发挥。为此,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健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的自治、法治、德治平台,强化对新 乡贤依法治村的引导与扶持等方式,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路径。     

无讼边境乡村法治模式研究——以广西防城区那良镇为考察对象

无讼边境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实践,是整合了村民自治组织、基层法院、基层行政单位、乡贤力量的乡村法治模式。借鉴该模式的治理经验,处理好判决与调解的关系、增加司法确认以保证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建立纠纷逐级处理机制等,有利于健全我国乡村法治。     

环境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生态桥”治理工程为例

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本底基础,环境治理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生态桥”治理工程是北京平谷区针对桃树枝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提出一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乡村治理的模式,对于破解乡村环境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平谷区立足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实施“生态桥”治理工程,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环境治理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的桥梁,推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化、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PSR模型框架阐释了乡村环境治理逻辑,剖析了“生态桥”治理工程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启示,探讨了生态治理项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新的思考。     

乡村政治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以江苏省为例

农村治,则天下兴.在总结江苏村级政治治理做法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探讨新形势下乡村治理存在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力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野下,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突破,探索新时期现代村级政治治理新架构,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新跨越.     

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质量,扎实有序做好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工作,需要重构乡村振兴中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优化社区自组织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构建新型乡村社区“三社联动”机制,构建多层次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格局。乡村治理法治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效法“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地方性治理规范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给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增权赋能。构建乡村治理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凸显基层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民主意识,强化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修复功能,重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