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进展评析

民族村寨文化旅游是民族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和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对近二十年来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成果的收集和整理,文章从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的原真性、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带来的影响、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模式以及民族村寨文化旅游利益相关者等四个方面展示了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进展;同时,还从理论体系建设、跨学科比较研究、民族志的写作范式、研究范围以及学术服务社会等方面对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进行了反思与展望.     

中越·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案例考察研究

少数民族村寨承载着本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通过比较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安壮族村寨与越南老街省沙坝县CatCat民族村的旅游发展,比较中越民族旅游村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自特点及其原因,以期推动民族传统村寨形成相互借鉴、保护传统、推动民族经济的旅游发展模式,促进中越少数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越·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案例考察研究

少数民族村寨承载着本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通过比较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平安壮族村寨与越南老街省沙坝县CatCat民族村的旅游发展,比较中越民族旅游村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自特点及其原因,以期推动民族传统村寨形成相互借鉴、保护传统、推动民族经济的旅游发展模式,促进中越少数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特色文化保护与村寨旅游和谐发展研究

近年来,民俗村寨旅游对改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乡风、乡貌,解决“连片贫困”问题、支撑当地新农村建设功不可没。但在村寨旅游发展中,由于规划的不合理性和大量游客的到来,破坏了原有村落的景观景点、民风民俗和淳朴意识形态,致使少数民族村寨的特色文化面临着退化甚至是异化的威胁。因此,本文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典型旅游村寨为视觉点,探寻特色文化保护与村寨旅游和谐并存的路径和方法,希望对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旅游业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及传承比较研究——基于贵州、湖北两省三个民族旅游村寨的田野调查

以贵州、湖北两省三个民族旅游村寨为典型个案,从共性与差异性两个视角分析了三个村寨旅游开发模式的异同,提出了两个核心命题: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实质是文化开发;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利弊并存,但利大于弊。提出实现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良性互动的对策为:构建有效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从文化产品与文化空间两方面把握好文化开发的"度";因地制宜地选择实地民族文化村模式或异地民族文化村模式。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贵州郎德模式的成功实践

旅游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贵州郎德上寨的村民因势利导,在顺应旅游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作为村寨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核心价值贯彻始终,并发扬集体智慧,以工分制进行运营管理和利益分成,保证了文化保护的持续性,在旅游城镇化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相关、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郎德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城镇化的系列现实矛盾,为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广西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旅游品牌构建

民族村寨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主要载体。广西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特色性强,以民族村寨为主体的民族文化旅游要树立品牌意识,在整体开发和依托热点景区的基础上培育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形成推动旅游经济迅速发展的拳头性旅游产品。     

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探索与思考——以玉溪新平县漠沙镇大沐浴花腰傣民族文化生态村为例

本文以玉溪新平县漠沙镇大沐浴花腰傣民族文化生态村为例,从村寨建设、村寨旅游功能设置、旅游的经营与管理、利益相关者出发,探讨了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策划问题,其中重点探讨了当地居民的利益及获取利益的途径。     

民族旅游村寨文化话语权转移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村寨社区居民作为民族文化的主人,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应当拥有文化话语权,否则将会造成民族文化真实性丧失,不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以及民族村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基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对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文化话语权的转移现象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探讨文化话语权转移的表现、转移背后的权力解读、转移的模式以及解决措施。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CCTV模式——以西双版纳"中缅第一寨"勐景来为例

民族旅游的开发是近年来旅游学术界和实践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主要围绕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而展开。村寨旅游是民族旅游开发中一种主要的形式,本文在比较几种民族村寨开发模式的基础上,以“中缅第一寨”——勐景来的成功开发实践为案例分析,提出一种以保护开发为前提、公司起主导作用、有鲜明特色主题、村民普遍受益的多赢发展模式,即CCTV模式。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的释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三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当地的传统道德资源及现代旅游资源,而且突显出了蓬勃的法治功能,成为我国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法治资源.广西民族乡蕴藏着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与之相适的运作机制,必定能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强大的正能量.它们不仅为国家法治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来源,而且对法治具有辅助作用,同时对国家公共行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分担和加功作用.     

现代化对壮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影响

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消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人口流动的加剧,逐渐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解开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日益改变了壮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土壤;现代化所滋生的工具合理性,日益使壮族语言文化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另一方面,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论如何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

概览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利益保障和维护相关研究领域,笔者发现,一些研究者著述中存在易于混淆“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的观点.鉴于“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往往是引发民族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蛊惑煽动、制造民族冲突、实施民族分裂的切入点,因此,在切实保障和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明确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正确引导社会民众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努瑶雷公庙的文化内涵解读——七百弄布努瑶信仰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对七百弄布努瑶雷公信仰进行文化内涵的解读,认为雷公信仰是布努瑶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的折射,围绕着雷公庙形成的各种禁忌、传统惯例,在规范村民的行为和活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内化为村民的价值观念并体现于村民的日常行为之中.它成为布努瑶民间法中更具约束力的另类“准法律”规范,维护着人地关系的和谐,调控着布努瑶乡村秩序的构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论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化发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传承历史文化、缔造文化共识和实现文化教化等。然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面临着偏狭的民族文化观、乏力的文化传播、凸显的文化窘境和不良的文化活动等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提高文化认知、完善文化传播、增强文化认同和深化文化实践等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诠释

通过探讨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共同体”内涵的阐释,总结出“共同体”公共性的固有之意及其表现形式.深化对“共同体”逻辑构成的认知,揭示“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具有依存性的应有之意,阐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四个基本层次.在“命运共同体”共性基础上提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特有之义——交融性,赋予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新的内涵.通过坚持和平发展原则、奉行“亲诚惠容”的近邻外交理念以及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新格局,促进中国与东盟形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法治视野下自治州能否设区的再思考

自治州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形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按照现行行政区划的通行做法,自治州应该与设区的市属于同一级别,但宪法并没有规定自治州能设置区,故当前30个自治州都没有区的建制.目前不少地方都实行撤县设区,以壮大中心城市力量,宪法第30条有可能间接导致自治州与设区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影响自治州的城市化进程.有必要追本溯源,再次思考当初制宪者为什么没有规定自治州能够设置区,是有意为之还是淡而处之.在《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背景下,适时开启自治州设区不仅有利于城市化发展,也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便真正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平等性.     

节庆文化及其传承逻辑——基于贵州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分析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