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分析泰国赫蒙人的社会性别关系

2004年元月至九月,笔者赴泰国北部地区从事关于泰国赫蒙人(Hmong)人的调查研究工作。该研究得到了亚洲奖学金基金会管理的“亚洲人研究亚洲”项目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本案研究以赫蒙人的传统婚姻制度和生育文化实践为切入点,来分析赫蒙人社会中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角色,并探讨社会经济的变迁和现代教育的发展对其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一、赫蒙人的人口分布泰国共有30多个民族,其中泰人数量最多,大约有6200万人;其次是佬族人、马来族人和高棉族人。在泰国北部山区有9个山地民族。据2002年统计,这9个山地民族按人口从多到少依次排列为:克伦族人…     

身处国家边缘的发展困境——缅甸那多新寨考察

处于国家边缘的缅甸那多新寨阿卡人村民的"闲暇"是在低生活需求及没有更好的机会和更高的能力去从事他们愿意进行发展的活动的结果。该村传统组织功能的弱化,传统文化的式微以及诸多发展努力大都归于失败所表明的就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家承担其责任从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及管理的艺术,向国民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及发展的平台,是身处国家边缘的群体进入国家化进程并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     

山地民族发展滞后的文化透视

<正> 文化进步与经济发展互为影响,互为因果。山地民族的封闭型文化是山地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潜在阻力。不考虑这种文化特点所采取的纯经济手段是消极的。加快山地民族的发展既要重视对其传统文化的选择,更要重视新文化的移植,但最重要的又在于培养能使新文化成活的土壤,否则只能产生消极的文化变异。山地民族发展的本质就是实现其文化的更新。一、“热风”过后的反思人们还应当记得,八十年代的中国曾在学术领域刮起过一阵文化热风,人们称之为“文     

国家认同:土司研究的新视角

土司是元明清等朝利用少数民族首领代表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产物,研究我国历史和民族史的土司问题应以国家存在为前提.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历代土司逐渐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在封建王朝强调的治统一贯中,历代土司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内化”、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文化共享中,历代土司通过文化交流和兴学启智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进程和文化认同;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民族一体中,历代土司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活动参与并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和民族认同.     

论武陵文化

武陵文化是以历史上的“武陵蛮” (即今天的土家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 )在武陵山区创造的一种地域文化。武陵文化的生成与武陵山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 ,与相邻民族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武陵文化是一种山地文化 ,不仅源远流长 ,其成就也灿然可观 ,它具有神秘浪漫、崇尚武勇、多元融通等特性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旅游开发场域中“文化景观再造”的省思——以恩施土司城为个案

民族文化的再造与重构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恩施土司城的个案研究表明,“文化景观再造”在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土司城不属于遗址所在地的开发,它的文化定位和旅游形象是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图建构起来的,集中展示了土家族的历史渊源、土司制度和鄂西南本地的民风民俗,为民族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传承场”,实现了当地旅游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良性互动.     

多维视角下的民族经济融合:内在机理和实现途径

依据比较优势参与族际分工以获取比较利益是民族间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民族间的经济融合进程会受到各民族之间竞争力的差异、文化的异同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利用社会资本发展民族圈经济、通过政策援助帮助少数民族融入现代经济以及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变革,是实现多民族经济融合发展的可行途径.     

山地民族教育与本土知识传承——以古苗寨平鳌为中心的考察研究

民族教育是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途径,本文尝试通过对贵州省一个山地民族古村寨教育及文化传承的调查研究,见微知著,以期对现代背景下我国山地少数民族教育及本土知识传承问题进行探索。     

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及动力探析——以贵州苗族节日为例

节日符号是民族在长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文化元素的集合,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特性.本文通过时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考察,揭示出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是以三种具体路径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探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在新的历史转折期转型的深层动因.文章认为,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的交织作用,是传统节日符号转型的基本动力所在.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节庆文化及其传承逻辑——基于贵州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分析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与秩序

理解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含义、结构和秩序,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及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的民族工作主线,正确把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文章结合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从政治、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语言、历史等多个维度,在学术话语上梳理了看似杂乱的民族现象,整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协同和调整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结构与秩序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