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从《西厢记》看我国喜剧的民族特点

中国古典戏曲中是否存在悲、喜剧之别?这是一个学术界尚有争议的问题。王季思等先生在《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前言》中说:“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归根结蒂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国古代戏曲是古代中国人民生活的反映。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悲剧性成喜剧性的现象,这些现象必然会反映到戏曲作品中来,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戏曲必然有悲剧和喜剧的存在。”这个论证是有说服力的。那么,为什么还会继续存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是否存在悲、喜剧之别的争议呢?恐怕关键是硬用西方关于悲、喜剧的概念来套中国戏曲。其实,鲁迅先生     

中西古典喜剧观之比较

通过对中西古典喜剧观的比较,认为中西古典喜剧在文化模式、历史生成以及审美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异同。在喜剧观上,明显呈现出中国人重讽谏和审美,西方人偏讽刺和视丑。指出中国的喜剧与悲剧都是一定体制范围内的喜剧与悲剧,不存在与悲剧观绝对对立的喜剧观,而西方悲喜剧则有着严格的体系界定,其悲剧表现崇高,喜剧表现卑微,从而使得西方古典喜剧观体现出强烈讽刺与视丑的特征。     

试论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喜剧因素——兼与西方古典悲剧作比较

<正> 悲剧与喜剧是两个独立的美学范畴,有着截然不同的美学特征,在审美效应上所激起的也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情感反应。但在中国古典悲剧中却往往会出现喜剧因素,这正是中国古典悲剧区别与西方悲剧的特点之一。1 由于东西方悲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民族风尚不同,美学趣味也不同,因而产生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悲剧美学特征。中国的古典悲剧往往具有悲喜混合的特点,即悲剧中存在着一定的喜剧因素,而西方的古典悲剧从一开始就与喜剧有着严格的区别。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方不同,因而产生悲剧的土壤也绝然不同。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宗法式的农业社会,在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几乎一直处于一种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     

元代审美风尚与喜剧创作的兴盛

元代喜剧不仅是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第一次高峰 ,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古典喜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元代喜剧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 ,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 ,体现着一种新的审美特征。元代喜剧创作的兴盛与元代审美风尚的变迁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元代喜剧创作的繁荣 ,既是元代社会变迁与时代文化选择的产物 ,也是喜剧艺术自身积累与发展的结果。探讨元代喜剧繁荣的深层原因与内在规律 ,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元代喜剧的鲜明特色与重要贡献     

略论中国古代喜剧中的崇生主义

源于原始巫文化的崇生主义精神是中国传统喜剧的深层底蕴。这种精神先得到先秦儒家的理性认可，而同为原始巫术发展起来的道教则与崇生意识有更直接的联系；至于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之成为“人间佛教”也是顺应这股生命潜流的结果。这一切，都汇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普遍蒙泛喜剧因素：戏剧中喜剧成为最先成熟的样式，男女情爱题材、大团圆结局也缘此而多。     

论金庸小说中的娱乐元素

娱乐性是金庸在谈及文学及武侠小说时所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而且非常具体地体现在他所创作的武侠小说中.金庸小说的娱乐性很强,这源于金庸自觉而大量地调动和运用了一些娱乐元素,主要在于以悬念和巧合展开叙事,极力挖掘并描绘人物的情爱世界,极富神奇性与想象力的武功描写,以及充满喜剧性元素,尤其是设置喜剧性人物和赋予人物性格以幽默、诙谐、狡黠、机智等特质,从而使金庸小说既扣人心弦,又引人入胜.     

蒙古族民间故事机智人物巴拉根仓形象分析

巴拉根仓作为蒙古族民间故事中的经典机智人物形象,由底层劳动人民群众塑造,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从人物性格特征上来看,巴拉根仓在智力方面是机智与蠢笨的统一体,具有诙谐幽默的气质,而品行上则表现出善与恶的反差。巴拉根仓的形象具有丰富性和真实性,贴近草原民众的生活。有关巴拉根仓这一形象的社会语境与文化涵义,首先,应认识到巴拉根仓身上折射出的底层民众对权力的反抗精神;其次,巴拉根仓所具有的幽默诙谐是源于蒙古族人民心理结构中的"喜剧意识";最后,巴拉根仓离经叛道的行为特征实质上是民众"狂欢情结"的展演,是民间对官方颠覆倾向的体现。     

原始悲剧:中国古典悲剧的理论界定

本文从中国古典悲剧形态的“喜剧性”情结人手,通过一种广泛的文化比较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典悲剧与“季节神话”的神话学渊源;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典悲剧与儒、道思想的认识论关系;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典悲剧与尼采悲剧观的“同质”现象;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典悲剧的存在意义;从而得出中国古典悲剧其实是一种原始悲剧的结论,进而指出中国古典悲剧与黑格尔“古典悲剧”的“异质”之处.     

明清传奇中古代中医的文化转向

古代中医是古典戏曲所反映的内容之一。宋金杂戏、南戏、北杂剧所反映的中医具有滑稽、诙谐的特征。明清传奇中的中医则改变了其在以往戏曲中的滑稽诙谐性质,转向严肃、典雅的美学风格。     

论李渔戏曲叙事中的“机趣”

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士人与市民阶层文化趣味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衍生出一种雅俗交融的戏场格调,在此语境中产生了李渔的戏曲叙事观念。李渔对戏曲审美意蕴的主要要求是"机趣","机趣"的突出特点是机智诙谐而意味深长,它融合了文人的才情与市民的智慧,是晚明文人重"趣"的人生态度与文化趣味在戏曲理论中的表现,反映出新的时代文化特征。李渔自觉地在戏曲创作中追求"雅俗同欢、智愚共赏"的格调,将机智和才情隐藏在诙谐中,滑稽笑闹消解了现实世界的紧张与沉闷,精心结构的故事在戏场散布欢快,实现了文化心理的公共交流。     

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的中国文化情结

埃兹拉.庞德作为美国意象主义诗歌的先驱,是一位具有“中国文化情结”的诗人。他的很多诗作都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重构。文章通过对庞德诗歌和诗学观点的进一步研究,阐述了庞德在许多方面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古代绘画技法、中国汉字的象形性特征,以及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借鉴。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文化成就了庞德在美国现代诗歌领域的巨大成功。     

中国古典美学“飞”意象群考略

古典美学中的“飞”是一个对古代文人的思考、创作与鉴赏至关重要,又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美学诸多文化特征的意象群。从其内在蕴涵、外在延伸及所具有的审美特征表明,“飞”意象群在中国古典美学领域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所蕴涵的审美文化取向与审美特征等方面。     

境与中国古典喜剧美

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古典喜剧的终极关怀是生命的成长这一命题,与西方否定性喜剧相反,中国古典喜剧基于对生活的肯定,其基本类型是贬恶扬善、畅想“团圆”和微言刺上.哲学基础与审美形态是圆周性思维与评判式冲突,在“团圆”之趣中表现出顽强性与顽固性的抗争,唱出正义战胜邪恶的“生命”之歌.     

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精神

中国古典诗歌是古代先民精神追求、情感生活、生存方式的符号体系和信息储存。中华文化以仁为核心的根本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中,使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化精神突出体现为民胞物与、国身通一、天人合一三大精神。同时,中华文化又在思维方式、语言表达、人际交往、社会风习和文学创作等方面被中国古典诗歌“诗化”,体现出乐感文化的特征。     

对抗性机智在喜剧中的运用

喜剧是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它用轻松愉快的形式对丑恶或落后的现象进行讽刺、嘲讽。喜剧和笑紧密相连,它在愉快的气氛中展开情节,并能让人在笑中得到启迪和教益。笑的种类多种多样,有冷笑、微笑、大笑、狂笑等,笑的性质也千差万别,有热情的笑、冰冷的笑、善意的笑、恶意的笑、甜蜜的笑、苦涩的笑等等。笑是千姿百态的,产生笑的因素也各色纷呈,通常运用的方法有嘲讽、自嘲,或利用夸张、巧合等。本文所阐述的是产生喜剧性效果的一个因素:对抗性机智,对抗性机智的灵活运用能出人意料地产生喜剧性效果。     

复仇文化与中国悲剧特点

关于中国古典悲剧的“团圆”结局成因研究,大都归结为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审美理想、儒家的诗教原则乃至于古代中国现实中缺少和不欣赏激烈尖锐的悲剧冲突的联系。其实发达而酷烈的、充满悲剧性的中国古代复仇文化,或许是更直接的原因,这一点在复仇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古代复仇悲剧上有明显的体现。     

浅谈中医文化的品性

中医文化是典型的农业文化,古典中医是在自然生存中形成与发展的自然医学,以中国古代关于物的哲学为理论基础.自然医学比技术医学更合乎人性.     

浅谈戏曲音乐的编曲与美学问题

论述戏曲音乐的程式化与一曲多用的审美特征;行当的划分与戏曲艺术形象的类型化、多样化、个别化;流派唱腔的特点与特殊的韵味。论述中国古典悲剧的正结构与负结构;中国古典悲剧音乐的特点与体现悲剧主题的途径;论述戏剧幽默讽刺的两种类型以及闹剧型喜剧的主要类型;喜剧音乐的特点和体现喜剧主题的途径。     

王尔德喜剧语言魅力探微

王尔德的喜剧不以情节取胜，而以语言见长。在喜剧人物对话中，王尔德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增添人物对话的情趣，突出喜剧人物的幽默、机智，从而引发观众会心的笑意。妙用多种修辞手法既是王尔德喜剧语言最显著的艺术特征之一，也是王尔德喜剧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不过，多种修辞手法在喜剧中的广泛运用，要求观众具有相应的欣赏能力和水平，这使王尔德的喜剧失去了雅俗同欢、智愚共赏的全民娱乐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家族制度述评

家国一体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社会结构的特征,家族的内在凝固性、整合性与法律互为依托,铸就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性色彩,形成“家族本位”的特质。追溯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演进史,剖析其特质,是我们更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