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往“潜规则”对腐败形成的影响及其破解

潜规则既不同于作为正式规则的成文的法律法规,也不同于不成文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它是交易双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对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进行变通得来的、负面的、隐形的规则.社会交往中的潜规则主要有:社会交往中亲疏有别,讲关系;公私不分,讲究人情交换的风气泛化到公权力领域;注重情理,不看重规则.这些潜规则消解了对法律的信仰,促进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潜规则作为规则,要靠正式规则来破解,要发挥正式规则的力量,使潜规则失灵.同时,潜规则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要靠公民文化、廉政文化和法治文化来取代.因此,可以考虑双管齐下,同时从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着力,设计破解社会交往潜规则及其消极影响之道.     

和谐法治在和谐社会中的地位研究

和谐社会与法治的关系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熟点问题,学者们对此作过诸多非常有价值的探讨,然而,关于法治和谐在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却鲜有人提及.我们认为法治和谐应当作为争谐社会的评价指标、法治和谐应当视为和谐社会的构成要件、法治和谐应当成为和谐社会的保障体系、法治和谐应当作为和谐社会的促成条件.     

潜规则视角下的高校性骚扰探究与法治出路

潜规则是一个盛行于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文化现象,其产生很大程度源于官僚体系高度集权导致的正式制度脱缰,而传统文化中的畸形化也为潜规则的盛行提供了文化基础.长期隐而不发却大行其道的高校性骚扰是潜规则在高校的延伸,嵌于正式规则和传统文化当中,严重危害高校女生的身心健康,阻碍平安法治校园的建设,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以潜规则为独特视角,发掘高校性骚扰滋生蔓延的深层原因在于高度集权的官僚体系、组织结构氛围及中庸文化三者的融合碰撞导致的明规则缺位,提出治理高校性骚扰关键在于以法祛"潜",依法治"性骚扰".     

潜规则与显规则:情与法的现实博弈

深植于中国传统人情社会中的潜规则往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取代显规则而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就诸多人情社会的潜规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来看,具有不小的消极影响.那么,在人情与法律的现实博弈中,通过利益机制的调节,增强法律的激励作用,探索潜规则中的积极因素的发挥和显规则的"潜规则化",以及采取必要的措施,促使人们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的自觉,乃是在中国这个人情大国进行法治建设最具现实意义的根本要务.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探讨

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的格局。新时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来捍卫和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治理,文化软实力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石,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举措是:动员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加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生态文明与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

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着4种基本的文明形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在这4种文明形态中,生态文明是其他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具有重要的地位。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也要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生态文明要求我们的法治建设在价值取向上应当以社会正义为基本目标,建设生态法治。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行业潜规则的法理分析

潜规则是社会上普遍盛行的一种规则,从法理上分析,这种规则游离于法律制度之外,侵害了相关人的合法权益,破坏了人们对法的价值的信仰,阻碍了法治的进程。潜规则产生的原因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以及监督监管的乏力。对潜规则的清除除了教育引导、健全法制、加强监督外,更重要的是树立法律权威,实现真正法治。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社会领域内的潜规则现象及其根源探究

潜规则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是形形色色的。以当事人手中是否掌握权力为依据,可将当事双方的关系概括为官与官、官与民、民与民三种类型。人们追求利益的天性是潜规则产生的可能因素,但人欲的无止境才是潜规则产生的根源;人情伦理文化为潜规则的产生乃至盛行提供了环境;正式制度的缺失、监管和执法力度的软弱是潜规则盛行的直接原因。     

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潜规则与显规则：情与法的现实博弈

深植于中国传统人情社会中的潜规则往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取代显规则而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就诸多人情社会的潜规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来看，具有不小的消极影响。那么，在人情与法律的现实博弈中，通过利益机制的调节，增强法律的激励作用，探索潜规则中的积极因素的发挥和显规则的“潜规则化”，以及采取必要的措施，促使人们法治意识和法治信仰的自觉，乃是在中国这个人情大国进行法冶建设最具现实意义的根本要务。     

理性与道德:法治文化的二元论

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因素是理性和道德。然而,理性和道德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其中联系表现为理性最初源于对道德的遵循,而区别则表现为理性一旦脱离道德的含义,便会背离法治的道德内核。正是理性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替上升的关系勾画了法治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运行轨迹。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对法治的影响

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法治,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心理基础,并且体现出正义、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法治的文化精神,缺乏法治的文化心理基础。因此在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过程中,必须同时致力于民众文化心理的改造。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理性与道德：法治文化的二元论

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因素是理性和道德。然而，理性和道德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其中联系表现为理性最初源于对道德的遵循，而区别则表现为理性一旦脱离道德的含义，便会背离法治的道德内核。正是理性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替上升的关系勾画了法治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运行轨迹。     

文化法哲学的基本特征与双层范畴

文化法哲学是反思性的。我国文化建设、文化法治与文化法学的发展,需要基于民族性、政治性、建构性的文化法哲学的引领。文化法治有规制法与权利法两个维度,文化法哲学范畴形态应是双层的。文化规制性规范指向全体性文化法益,承担客观价值指引功能。对应规制性规范体系,学理上应当以文化主权、文化安全、文化主体性、文化统一性为基础,建构其理论范畴。文化权利性规范指向个体性文化法益,其功能主要通过赋权与权利救济等方式实现。对应权利性规范体系,学理上应当以文化自由、文化权利为基础,建构其理论范畴。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若干问题

法治文化在概念位阶、产生历史和价值取向上与法律文化有区别,在概念内涵、研究重点、价值取向和存在形态上与文化法制也不同。法治文化包括精神、制度和行为方式三个层面,具有国家意志性、意识形态性、人民民主性和制度构建性等特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混合法系"等四个比较向度。其要义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导引、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主干、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当前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应当认真研究和着力解决六大基本问题:一是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政治导向性、内容法律性、背景文化性、过程长期性和受众实用性;二是进一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坚决清除和改造公民中存在的非法治文化;三是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强化其公仆、法治、服务和责任等意识,牢固树立其执政、民本、人权、法治、民主等观念;四是完善我国法律体系,进一步加强电影产业促进法、图书馆法、广播电视传输保障法等文化立法,健全促进网络文化健康发展以及与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五是切实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六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受贿罪量刑失衡问题实证研究

从司法实践看,受贿罪量刑存在严重失衡现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有潜规则盛行的因素,又有错误司法的原因.同时,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是导致量刑失衡的制度性要素.革除受贿罪量刑失衡的弊端,应当通过司法解释限制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确立同种数罪并罚的处罚原则和将数额、情节(非量刑情节)作为量刑的基础这三方面上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