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下)——论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视野之下,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被定性为客观主义的宿命论而遭到清剿式的批判。拉克劳与莫菲彻底扭转了这种高压指摘的一边倒态势,把长期以来被视为罗莎·卢森堡理论污点的自发性概念拨正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积极理论资源并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同宿命论指控将自发性纳入坚硬的必然性的做法截然相反,拉克劳与莫菲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金领地”。但是,他们寻求的偶然性,不是作为革命运动之起因和必然性之表现的辩证偶然性,而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主体身份建构时的偶然性。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作为政治统一性的建构机制的偶然性逻辑受到多元决定过程之外的必然性逻辑的严格限制,从而导致了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和“双重空场”。只有勇于面对偶然性并实际地承认偶然性逻辑在形构政治一致性的作用,才能走出罗莎·卢森堡式的困境,才能填补失效的必然性退场后形成的空场,而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     

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论拉克劳与莫菲对激进政治的重构

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规划,以一种全新而具有创造性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一种后现代的政治概念。它拒斥总体化的同源性的基础性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的权力概念,积极倡导微观政治。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的转变,其内在根源在于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的质疑、修正与抛弃。从断言非阶级的意识形态要素的存在到宣称意识形态的非阶级特性,拉克劳与莫菲实现了从阶级政治到非阶级政治的蜕变。从根本上说,这一蜕变建基于对对抗概念的拉康主义的哲学阐发之上。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而对抗具有不可根除的特征,因此,作为对对抗进行控制与调整的政治,它不仅不会终结,而且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人类社会并决定人的真正存在论条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在这种视域之中,激进政治的宗旨就不在于成就雅各宾式的革命理想,而在于沿着激进的和多元的方向永无止扩大与深化民主。正是在此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构成了对传统激进主义的一种全面修改。     

罗莎·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及其理论价值——兼论卢卡奇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与推进

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把总体性理论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总体性理论的研究.在她看来,抓住了总体性理论也就是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宗旨.卢森堡的总体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资本积累论》中.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实现了资本积累研究范式的转变:资本主义体系与非资本主义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出资本主义体系天然的侵略性,即,它在依赖非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又必须不断地瓦解非资本主义体系.这种辩证发展的结果就是,非资本主义体系被资本主义蚕食殆尽,这时,失去了对立面的资本主义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     

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兼论偶然性与意外性概念的不同

偶然性逻辑构成了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偶然性逻辑的理解涉及如下三个方面:偶然性与意外性概念的区分以及偶然性与对抗、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联。偶然性与意外性既相关联,又有差异。偶然性逻辑是建立在具有否定性特征的异质性的基础上,而意外性则与异质性无关,是一种几率极小的可能性。偶然性逻辑是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而意外性则与对抗和异质性毫不相干;对抗具有一种启示性功能,因为它表明了所有客观性最终的偶然本质。偶然性逻辑并不是与必然性和客观性逻辑相对立的某种逻辑,而是某种纯粹的否定性的逻辑。偶然性与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逻辑密切相关,霸权就是建立在偶然性逻辑基础上的政治链接实践,而意外性则与霸权无涉。     

“卢森堡困境”真的存在吗——论拉克劳、墨菲对卢森堡理论的批判及其误读

顾海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和传统这两个层面,分析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当代意义在问题层面上,通过分析两个世纪之交历史发展的相似处和不同点,指出研究罗莎·卢森堡所处时代的特点及其思想,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问题的启示;在传统层面上,提出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野产生三个支流,其中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罗莎·卢森堡理论为渊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均受罗莎·卢森堡的影响。简·托伯罗维斯基研究了罗莎·卢森堡对金融危机的治疗办法,强调其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彼特·胡第斯指出,罗莎·卢森堡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观念,讨论了当今时代的重要问题——获取政权后对革命民主的需要。夏莹分析了拉克劳与墨菲对“卢森堡困境”的批判,指出这一困境并不存在,其所反映出的正是卢森堡试图通过对特殊性(偶然性)的强调,来建构一种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因而她与拉克劳的领导权理论恰恰具有本质上的家族相似性。     

从新马克思主义到非马克思主义——拉克劳意识形态理论的三阶段论

意识形态问题在当代政治理论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拉克劳作为当代著名左翼思想家,其意识形态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其意识形态理论经过了三个阶段:从《政治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开始,经过《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时期的后马克思主义,到最近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呈现出的明显的非马克思主义特征.拉克劳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与社会客观结构和历史基础相脱离的自由漂浮的能指或主体认同的神话,而这不可能真正地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解释.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需要克服简单的决定论和本质主义,同时也需要克服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诱惑.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上)

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出现于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语境中。到60年代,在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展望中,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获得了后继性使用。70年代初期,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背景下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70年代后期,东欧国家以科拉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80年代初,阿兰·图雷纳从社会运动和行为理论的视域着力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而琼·柯亨则通过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解读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构想。这充分表明,在1985年拉克劳与莫菲宣称自己的理论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已在西方学术界的一定范围内使用和流传了。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不同的理论论域中自有其复杂的"经验史",而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缓慢沉积过程。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各种运用在政治情境性及学术范围上不尽相同,其表义上也有诸多差异,然而,但作为一个共同的指符,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光怪陆离的运用中,毕竟有着一定的意义关联和某种共同指向;在营造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氛围及形成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城方面,这些运用和理论阐发自有其独特的话语价值。     

后马克思主义“偶然性”概念再反思——基于耗散理论的视角

国内学界一般把拉克劳与墨菲的偶然性概念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如果借鉴当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从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进行探讨,就可能发现偶然性概念的特殊内涵。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论对偶然性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科学论证,其结论同拉克劳与墨菲的观点相似。二者同样强调在一个开放而多元的复杂系统中,偶然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由于学科差异,拉克劳与墨菲难以对这种现象给予科学化实证化的阐释,但是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强调偶然性概念重要性的理论尝试还是可取的,他们所开启的理论视域不应被轻易遮蔽。     

激进民主政治:一种解放策略的本质性勘定——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批判

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基于重新激活马克思的政治理念,而提出“激进与多元民主”这一术语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并设想它是民主向社会关系广阔领域的延伸.但是,这种策略是建立在反本质主义、消解经济中心主义、确立政治本体论、打通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隔离,并且放弃革命,只保留了激进立场的基础之上的.由此,作为“非阶级政治”的激进民主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问必然发生着一定的关联.在这种层面,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由主义以及激进民主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下)

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出现于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语境中。到60年代,在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展望中,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获得了后继性使用。70年代初期,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背景下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70年代后期,东欧国家以科拉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80年代初,阿兰·图雷纳从社会运动和行为理论的视域着力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而琼·柯亨则通过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解读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构想。这充分表明,在1985年拉克劳与莫菲宣称自己的理论规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已在西方学术界的一定范围内使用和流传了。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不同的理论论域中自有其复杂的“经验史”,而后马克思主义话话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缓慢沉积过程。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各种运用在政治情境性及学术范围上不尽相同,其表义上也有诸多差异,然而,作为一个共同的指符,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光怪陆离的运用中,毕竟有着一定的意义关联和某种共同指向;在营造后马克恩主义的学术氛围及形成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方面,这些运用和理论阐发自有其独特的话语价值。     

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观——解读《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

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结合时代背景和时代特色来发展马克恩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谱系学及其语境(中)

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早在1950年代末就已出现于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语境中。到60年代,在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 义的民主展望中,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获得了后继性使用。70年代初期,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背景下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 进行了初步的描述。70年代后期,东欧国家以科拉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纷纷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 80年代初,阿兰·图雷纳从社会运动和行为理论的视城着力构筑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而琼·柯亨则通过对马克思的 市民社会概念的批判性解读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构想。这充分表明,在1985年拉克劳与莫菲宣称自已的理论规划属 于后马克思主义之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已在西方学术界的一定范围内使用和流传。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 不同的理论论城中自有它复杂的"经验史",而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缓慢沉积过程。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 各种运用在政治情境性及学术范围上不尽相同,其表义上也有诸多差异,然而,作为一个共同的指符,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在 光怪陆离的运用中,毕竟有着一定的意义关联和某种共同指向;在营造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氛围及形成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 方面,这些运用和理论阐发自有它独特的话语价值。     

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观——解读《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

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结合时代背景和时代特色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逃离中的抵抗与坚守——论卡斯托里亚迪斯走入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路

作为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早期思想发展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在很大程度遮蔽了人们对卡斯托里亚迪斯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路径的把握。卡斯托里亚迪斯经历了长达25年的马克思主义行程,这个漫长的思想之旅见证了他从斯大林主义批判到托洛茨基主义批判再到自治理论的初步构想的探索过程,在这种探索中,他努力把自己关于全球官僚资本主义、权力型生产关系概念、自治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极富原创性的理论观点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迁以及当代激进政治斗争的转型的考察,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批判性解读,卡斯托里亚迪斯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终于导致他走入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路。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后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一种永不消退并日趋高涨的革命信念之中,不是因为要告别革命而逃离马克思主义,相反,恰恰是因为他要继续革命,他才要构造一种适合于当代激进斗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三重向度——对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一种新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如何"化中国",又包括"中国"如何"化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学上说,当马克思主义者思考怎样面对作为本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儒学时,儒学家们也在焦虑如何应付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儒学家处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典型案例。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表明,对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要坚持三重向度,这对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相遇后的尴尬——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具有“相近”、“相通”的性质。从批判视角的指向上来看 ,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视野内属必然灭亡的历史现象 ,而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中 ,则是躺在手术台上有待诊治的“病夫”。马克思哲学与后现代哲学虽然都有否决形而上学的立场 ,但在具体问题上 ,二者却有着承诺本体论与反本体论、追求确定性与反真理性、坚持历史进步观与断裂历史观的对立。虽然后现代哲学家对马克思发出一些廉价“赞词” ,但在其背后 ,却充斥着对马克思的肢解和误读。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遇之后 ,却面临着无尽的尴尬。     

阶级解放真能导致人类解放吗?——评阿格尼丝·赫勒的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论

从反对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出发,赫勒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将人类解放视为一个客观历史过程的做法排斥了人类主体的能动性,是一种历史命定论.通过阐发一种民主的自由理论,重新解释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她力图"恢复"马克思人类解放论的主体向度,为当前激进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赫勒的激进民主理论带有明显的后马克思主义特征,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     

论1927～1935年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识之势的积累和渐成——从意识形态宣传视域的解读

1927～1935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萌芽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在总体上逐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一系列自觉认识,并渐成共识之势.这些自觉认识和共识之势也体现在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