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梁实秋

<正> 对老舍先生的为人,以群同志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常常有人拿‘面面俱到,不得罪人’来说明他的特点,这只道出了老舍先生性格的一面……他的‘面面俱到’却有个限度的。他的朋友们,纵然有时免不了一些他所不悦的卤莽或幼稚的行动,但只要是出于善意,他都能谅解;反之,如果是出于一种卑鄙的私图或不光明的动机,纵然善于花言巧语,他也必正言厉色,给对方一个‘下不去’……如果说老舍先生为人‘面面俱到’,     

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一近几年来,关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爭论颇为热烈。有人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用‘以太’代替了中国古典唯物主义所说的‘气’”;有人说他是唯心主义的,他的“‘以太’与‘心’、‘识’性质相同”;最近,又有人认为谭嗣同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他用‘以太’的普遍性质和客观性质来解释自然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当他用‘以太有知说’来解释意识现象的时候,走到了庸俗的物活论,并通过灵魂不灭说而达到唯心主义。”因此,我们“既不能只看到前面而不谈后面,说他是‘杰出的唯物论者’;也不能只看到后面而不顾前面,说     

李白詩歌中的現實主義的精神

一在世界詩域里,很少有李白這樣爽朗、豪放、自由的詩,我國有李白這樣的詩人,實在值得驕傲! 李白(公元七○一——七六二)的家庭成份,已个可考。陳寅恪在‘李白氏族之疑問’一文中说他的父親是:‘客商’(清华学報十卷一期)與他在‘與韓荆州書’小自稱‘布衣’、‘讀诸葛武侯传書懷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自稱‘草间人’這一點聯合起來看,出身寒微,這是可以肯定的。他沒有參加過考試,也沒有正式做過官,多年在過他的流浪生活。李白對待現實的熊度很倔强,在他的身上蕴藏一种很倔强的精神力量。因而他歌唱出來的詩歌,也有一种精神力量;這种精神力量,像洪流般地向封建社會的秩序衝擊着。李白是一位充滿了矛盾的人物——任侠、漫遊、学道、成仙、隱居、醉洒,這些思想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不過,任侠是他的主導思想;這种思想,隨着時代的需要而逐漸擴大——從抨擊小豪紳惡霸擴充到抨擊高級的統冶集團;①學道、成仙、隱居、漫遊、醉酒,是他的早年思想;這些思想,隨着他的任俠思想的擴大而逐漸減少。他這些矛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開元天寶之間,唐帝國由國力上昇到國力下降時所產生的各種矛     

庄子有“阿 Q 精神”吗?——和关锋同志商榷

把现代的名词扣在古人的头上,常常不能准确地说明问题;把现代人物的某种精神面貌放在古人的身上,往往不能令人信服。尤其当作者缺乏大量有力的论据时,这种立论就更成问题。比如关于庄子的评价,有人认为庄子有阿 Q 精神,我看这种立论就很难站住脚。关锋同志说:“阿 Q 精神浸透了庄子哲学的整个体系,尤其是他的处世哲学。把现实世界看作虛无,然而他却不能离开‘人间世’,于是就来了一套滑头主义的处世哲学,‘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一切‘寓于不得己’,鬼混在人间世,‘不得己’的时候什么事     

“神话”和“现实”——《红楼梦》艺境探微

<正> 一在话本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开头叙述正文之前,往往先讲一个“引子”,以引起在文,俗称之为“入话”。这类“入话”,在留存的话本里样式繁多,或以一诗一词,或以“闲话”,或以与正文相同和相反的故事“引起”。如果追溯这“入话”的由来。当是始于说话人的实际效用的需要。郑振铎先生曾做过这样的推想:“……‘话本’既是说书先生的‘底本’,我们就说书先生的实际情形一观看便知他不能不预备好那末一套或短或长的‘入话’,以为‘开场之用’。一来是,借此以迁延正文开讲的时间,免得后至的听众,从中途听起,摸不着头脑;再者,‘入话’多用诗词,也许实际上便是用来‘弹唱’以静肃场面,     

论美德与智慧的统一

<正>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具有高尚美德的人,往往被讥讽为“傻子”、神经不健全的“怪人”等等。雷锋等共产主义战士和一些富有进取心的先进人物,都曾被扣上过这样的帽子。面对这种状况,雷锋在日记中写到:“有些人说我是‘傻子’,“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情愿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只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但是,不可否认,那些虽具有一定上进心但又缺乏相当的觉悟水平的群众,却往往经受不住这样的压力,他们有的因此而停止不前,还有的变成了消极沉沦的落后     

单纯词与合成词的界限问题

单纯词与合成词在部颁汉语教学大纲词汇与语法部分里已经正式提出来。但单纯词与合成词如何划分,教学大纲里却无明确规定。现行初级中学汉语课本第一册第二册合编管‘螳螂’、‘盘尼西林’、‘莫斯科’、‘布尔什维克’这种词‘每个字都不表示意义,只有合起来才有意义’的叫作‘单纯词’;管‘学习’、‘照象机’这种词‘每个字都表示意义的叫作‘合成词’。‘一个字的词自然也是单纯词’。汉语课本又把合成词分为‘联合式’、‘偏正式’这是两种主要的;次要的还有‘动宾式’、‘动补式’(这两种名称是笔者给加上的)等等。汉语课本还把用辅     

黄远生：划过夜空的流星

黄远生的新闻生涯虽然短暂,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他说是“民初的‘黑幕’中升起的明星和被这一‘黑幕’吞噬的冤魂”。1915年12月27日,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已在西南响起,而在遥远的异乡、大洋彼岸,黄远生却像一颗耀眼的流星般地划落了。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之后,阅读他那些吸引过、打动过无数人心的文字,仰望天幕,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流星划落前刹那的光华。     

美学研究的整体性姿态——评高建平《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

“在中国做美学,会时时感到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学术处境。20世纪以来的所有中国学者,都处于‘其间’,而不可能在‘其外’。所有想以‘实践’为视角的人,都是在‘其间’实践;所有想‘超越’的人,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古汉语词语诠释散论

<正> 郭锡良等编的《古代汉语》,是一部被广泛采用的教材,从内容到编排,都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但在词语诠释方面,却存在不少问题。现仅就其中的五个问题作一些讨论。“焉”可作“之”用《古代汉语》常识部分“代词”一章关于“焉”字有这样的论述:“焉字一般只用在不及物动词之后,这点和‘之’正相反,‘之’的主要作用就是放在及物动词之后作宾语。古代汉语里只有‘知之’‘杀之’,没有‘知焉’‘杀焉’。同一个动词,加‘之’和加‘焉’,意义也不同。”作为常识,这一论述,有悖于语言实际。是的,     

談“連動式”

連动式也是祖国語言的特色之一,它可以表示祖國語言的簡練與灵活。近来講語法的大都能認識到這個特色,在語法書裏大都講到它,並想給予它一個它所应得的地位,其中讲得較为謹嚴的要算吕叔湘先生覀冋庋Y便以吕先生的‘語法修辭講話’(與朱德熙先生合著)及‘語法學習’为依據來談連动式,重点是結合怎樣講授吕先生的連动式來说明吕先生的連动式的特點。一連動式與動詞講授呂先生的連動式,首先应當注意到吕先生對動詞性格的認識。‘語法修辭講話’第一講(一一頁)講‘副動詞’時说: ‘把’‘被’‘從’‘對於’等,不能做謂語裏的主要成分,我們就管它叫副動詞。‘在’‘往’‘向’‘到’等,能做謂語裏的主要成分,但是经常做次要成分;當它這樣用的時候,我們也管它叫副動詞。至於一般動詞臨時用做次要成分的時候,就不必歸入副動詞。     

略论方回之宋诗观

方回是由宋入元的诗歌理论家、批评家。他所编注的《瀛奎律髓》（又名《唐宋诗三千首》）是他一生诗学思想的精髓。他以敏锐而高远的宋诗眼光,对宋诗发表了一系列精彩论断。这些观点主要有：宋诗学唐而过之;回护“江西”,倡“一祖三宗”说;虽不喜西昆,但也肯定其“变国初诗格”的功绩;认为‘‘四灵”、“江湖’’救“江西”之彝,却落在了晚唐之下;认为瘦硬与自然,是宋诗格之“两途”;肯定用事是宋诗的一种诗法,而且认为宋诗“善用事”;对于宋代的僧诗这种特有的现象,也给予特别的关注。     

我的生命,因爱而生,与爱消亡

我叫卡帕,我是个赌徒 谁是卡帕?有人用一串排比句回答过这个问题:"一个普通人,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遗憾’;一个摄影工作者,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无知’;一个战地摄影记者,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羞耻’". 罗伯特·卡帕,匈牙利人,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一生追求的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西班牙弗朗哥政府大行其道的时候他在西班牙拍摄了《战士之死》;中国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在西安与上海拍了宋美龄与蒋介石;巴顿将军的铁甲驰骋在北非的时候,他跳伞进入北非拍巴顿将军;盟军开辟第二战场之时,他在奥马哈海滩拍《诺曼底登陆》……     

构筑中西交流的学术桥梁——访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

学术大师季羡林已经度过95岁的生日,正在迈向他的期颐之年。经常接触季羡林的人,会在他身上发现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他既有学术的吸引力,也有人格的吸引力。胡适曾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香港学界泰斗饶宗颐说:“他(季羡林)是一位笃实敦厚的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张中行也曾说过:“季羡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知名,这‘名’确是实之宾,与有些人,舍…     

民主政治制度探源

<正>列宁在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提醒人们“特别值得注意”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他说:“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及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近来,学习《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读到这段教导时,不仅使我想起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而且还想到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定”。这种联想促进我在繁忙之中去研究原始社会的首领或者说“原始民主制度”这个古老的话题。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痛，并快乐着

王国维曾以治学三境界来表达自己对治学的感悟:“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他所感悟到的“成大学问者”之三境界。我既不是“成大学问者”,况当今治学之景,与王国维之时,相差何其之大乃尔!故自然不敢言说“治学”之“境界”,而只想借用一句“痛,并快乐着”的时语来表达我20年来沉浮于“学海”对“做学问”的一点感悟。何谓做学问之痛?何谓做…     

鲁迅的后现代一面——论《故事新编》的后现代艺术特征

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性、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对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陈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创新,等等。鲁迅一生的创作经历从精神向度和价值模式上证明了他的后现代性质,而他的《故事新编》则从美学特征和艺术手法上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后现代主义。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