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西汉能吏张敞评论

张敞是西汉宣帝时期 (公元前 73- 49年 )一位重要的人物。宣帝号称西汉的中兴之主。他曾多用文法吏 ,以刑名绳下。当有人劝他应该重用儒生时 ,他却严厉训斥说 :“汉家自有法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 ?”① 这颇能概括其治国的方略 ,即杂用霸、王之道 ,儒、法揉杂 ,综核名实 ,权操于上 ,而责成臣下 ,尊崇儒术而不为其所拘泥。而他达成的“吏称其职 ,民安其业”② 的中兴局面 ,是与他的这一方略分不开的。张敞是学术修养颇高的大臣 ,他的政疏充满深厚的儒学色彩。如此高深的儒术修养使他适应于西汉中期儒学昌盛的大环境…     

申不害思想新论

学界普遍认为申子在法家中属于“术”一派,认为申子思想讲的是君主御臣的权术。本文认为,申子实际上讲的是无为、因循、刑名三位一体的“君道”。君道就是君主的内在素养,君主只有虚静无为、因循刑名,才能维护势位,公正执法,用臣下之智能,避免情欲的干扰。笔者认为,申子“君道论”是克服君主制内外危机而提出的解决之道。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试论汉代长者及其历史影响

长者广泛分布于汉代各个时期、各个地域,涉及不同社会阶层,主要指年长德艾、广为公论推许的贤能士人。长者称谓具有丰富的内涵,侧重于道德,如厚重、宽仁、谨慎、恬静、忠义,尤崇宽厚。汉家制度经历了"霸王道杂之"至"纯任德教"、"多行宽政"的转变,长者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两汉之后,仍有不少士人以宽厚长者见闻于世,活跃于朝廷乡里,敦励政风,美化时俗,影响深远,而这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崇尚宽厚之德密切相关。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王夫之王霸论浅析

王夫之上承孟子,尊王贱霸,认为王道即是行仁政,其不过是恻隐之心的扩充与推致;而霸者不过是假仁义之名行利欲、富强之私。因此人君要成就王道就必须推己及人,以德服人,而天下之大乱就是因为不能明辨王霸之优劣,并把王霸之别释为公私之异。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引入情,认为王道本乎人情,并从理、情、势三方面论证仁政必然能成就王业。他还认为孟子对具体如何成就王道,以及作为治道层面的王道,论述过于疏阔。在王夫之那里,王道不是一个完全向三代的回溯,而是一个开放的未来态。     

“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论王符的人性思想

清人汪继培序《潜夫论》称:王氏“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认为王符之学虽杂法家刑名,基本格调却属儒家一派,这一评语较为公允地说明了王符思想的学派性。王符的人性思想就是有力的证明。但他的人性思想又不是简单地重复孔子以来儒学家的说     

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三九○年——前三三八年)是我国历史上法家思想的主要奠基者,新兴地主阶級的革新战士。商鞅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的卫国人,因而被称为卫鞅。后因在秦国主持变法革新有功,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又称之为商鞅。后来的法家学者将其著作编辑成册,名为《商君书》。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一书中有《商君列传》。公孙鞅“少好刑名之学”,年青时候就在崇尚法家的魏国宰相公孙痤那里研究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的著作及变法经驗,公孙痤认为鞅“有奇才”,临死前曾向魏惠王推荐过公孙鞅,希望由公孙鞅代替自     

论康熙的社会控制思想

康熙崇尚王道政治,效法古之圣王"体上天仁爱之心,出而御物,德以道之,政以齐之,刑以范之"的做法,提出了以德化民、以刑辅教的社会控制模式。安靖百姓是其治国、行政之要务,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加意抚绥与严厉镇压相结合的靖民思想。救荒是为了防止因灾生变,在如何救荒问题上,其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坚持"耕九余三"论到主要依靠国家储备钱粮赈灾的转变过程。康熙的社会控制思想具有以积极控制为主而以消极控制为辅的显著特征。     

儒家分化与孔子圣化

先秦儒家经历了三期演变，在此过程中，儒家通过分化而发展，孔子在分化中被圣化，分化的儒家各派殊途同归而回到孔子，走孔子路线，兴起儒门造圣运动，推动儒学意识形态化。与此相应的《论语》结集过程，也反映了儒家从分化到合流的某些特征，《论语》与秦汉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性，昭示着孔子圣化的历程；《论语》中的“霸王道杂之”的孔子形象，是其圣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儒家兼刑名、合黄老实现儒学意识形态化的标志。     

信与法：中华法家治理思想及对现代治理完善的启示

法家思想无疑是中华传统治理思想中长期备受争议却又被历代政治实践所始终采撷的核心治理思想。法家思想的要义是以信取民,以法治国,最终形成天下一法、贵贱平等、强国富民的法治格局。法家思想承自道家,实质是以法度行无为去人治,以法止刑,以不仁行大仁。法家在百家争鸣中最终以政治上的成功而证明了其思想上的重大实践价值。而在奠定中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后,法家退而居后,历代强君强臣用其术而不用其名,用其制而非其过,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政治形态。历代思想家批判法家多指责其残暴弱民,实质是不解法家真意,亦陷入了儒法正统之争的局限。从超越历史的角度,中华法家在数千年前一举树立的以法治超越人治的宝贵思想足以令今人尊重。对今日之现代治理完善而言,不断加强政府信用建设,通过构建完善的法治体系超越人的个人主观臆断而实现善治,依然是当前治理体系的最为重要的努力方向。     

王夫之的社会思想

王夫之认为:在人们合理的自然欲望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导之以道,就可以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社会。在理想的王道社会问题上,王夫之持“君权神圣”的观点,君、臣皆要遵循儒家经典“六经”,而“礼制”是这个王道社会组织秩序的核心。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王夫之持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进化学说。     

董仲舒王道论浅析

董仲舒将王道之依据上溯于天,认为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并将人间的统治者确定为天之子,由此论证了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又通过"天立王以为民也"的设定,将人间统治者的统治置于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的规制之下。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现实,对儒家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进行了论述,认为王霸皆本于仁,将儒法结合,并在治道层面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从而把儒法结合后的政治行动力契入儒家,使其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由此,中国近千年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     

王霸分张与儒法争流——周秦之际治道的传承、裂变、分化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探讨周秦之际治道的传承、裂变、分化,可以发现,儒家是以“三代”为典型的早期中国王道政治的继承、发掘与发挥者。儒家“导德齐礼”,期以天下归服为政治之纲领,以执政、主政、从政者的德行风化为政治之主轴,以伦理本位的礼贤、礼君、礼民等明“分”致“和”之治为政治之目标,代表了中国政治的王道法统,实质内涵为德礼之治,以各明分位分职的双向互动、有序和谐为原则。法家则变更“法”意,张扬霸道,主以刑法,期以富强,力主法自君出,去私明公,以权势为杠杆,以法令刑罚为工具,以吏治为入手,以强力独裁为价值追求,以严肃尊卑、恪守名分、维护君上之权为依归,可以得短时一统之盛,而不能长治久安。“王道”“霸道”之分张各有所长,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抑或法家:论桓范的政治伦理思想

桓范是魏晋之际不可多得的儒家人物,从残存的《世要论》来看,他把阴阳五行论与儒家学说结合,主张德治为主,德刑合用,强调君德与臣道之不易,认为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并以"慎刑""息兵""节用"作为"得民心"的具体措施。这些观念,明显受到孔孟尤其荀子学说的影响,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再现。所不同的是,由于桓范曾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要职,与当时诸多权力人物进行过"肉搏",具有一线的政治经验,这使得其思想与孔孟尤其荀子相比更具有现实性、操作性。但他仍坚持了儒家的理想和原则,没有滑向曹魏统治所青睐的法家。他是一个极富理想又具有实践精神的儒家,将之归于法家有失妥当。     

从“名法”到“名教”——论董仲舒对名法之学的批判与改造

秦汉"名法"之治存在着过分依赖法令制度的弊端,董仲舒通过批判、改造"名法"之治的哲学根基"黄老刑名"学说,探寻一种足以激发民众道德自觉的软性治理手段。借助《春秋》公羊学说,他以《春秋》"以义正名"的理论法则改造了"以形检名"的"黄老刑名"学原理,以变革过度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其政治哲学有效地促成了汉代治理实践从"名法"到"名教"的转变。     

论形名:从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

汉语之"名"是用来表征"实"的,命名其实是一个赋义的过程,使事物成为意义的对象,"名"因为在文化符号系统中的解释而获得其他的意义,如名号、名分之属等。名实的对应关系使得自然与社会分别获得秩序。黄老道家援法入道,试图通过执掌形名来掌握自然和社会秩序,发展成为黄老形名之学,并为法家继承发展,形成形名法术之学,法家将其应用到社会秩序的治理之中,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从儒家正名到黄老道家正形名,以至法家之正刑名,社会规范是从"名"的符号规范开始的,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语言规范到行为秩序的社会符号学发展模式。     

竹简《缁衣》与先秦君臣、君民关系索隐

搜检文献中孔子言论,与《缁衣》文句相印证;钩稽文献中君臣、君民关系之史实,与《缁衣》内容相印证,确知《缁衣》系孔子或其弟子据孔子旨意整理、润饰后的言论。这种言论系有感于春秋以前之君臣、君民关系史实而发,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