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与内在机制——一项计量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个体资本的育龄夫妻生育意愿的年代差异及内在机制,并检验了成本与效用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在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的六年多时间,生育意愿的演变趋势与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一致,即呈现弱化之势;但不同年代以及个体资本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大,而文化资本影响的年代差异较小;生育子女的内在机制由经济资本而非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决定;在我国,经济资本的影响机制与成本与效用假说一致,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却与其相悖。最后,本文对研究发现进行了相应讨论并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二孩生育中的从众行为：可能性及其影响

基于两项调查数据,论文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城市一孩育龄夫妇在二孩生育中发生从众行为的可能性及其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一孩育龄人群在二孩生育上受周围他人行为影响而发生从众行为的比例大约在10%左右。其中,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不想生二孩者发生从众行为改变原有意愿的可能性则非常小。研究结果提示,在从众心理影响下,城市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水平只可能比生育意愿调查所显示的比例更低。这一结果对于更准确地预判“全面二孩”政策实际效果有一定参考作用。     

婚姻教育匹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低生育问题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强化其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地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建立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模型,构建以收入赋权的婚姻教育匹配指数,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对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婚姻教育匹配指数增加,即妻子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于丈夫,会显著降低女性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并扩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程度。婚姻教育匹配对低收入、夫妻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农村家庭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的优势增加会显著降低男孩偏好。进一步发现,婚姻教育匹配会通过改变女性生活满意度与性别角色转换度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围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树立新时代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制定政策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服务的模式研究

解决符合二孩政策目标群体的后顾之忧是刺激生育意愿的重要措施。文章通过对中山市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群体展开实地调研,了解二孩政策落实过程中出现的具体困难。研究发现,育龄群体的年龄、职业、婚龄、家庭夫妻性质、家庭年收入、一孩的性别和上学状况等与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性差异。时间精力不足、经济状况不理想、年龄偏大、健康欠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是政策目标群体在生育二孩方面存在顾虑的主要原因。社区可借助自身优势为政策目标群体提供服务。然而,目前社区没有形成针对二孩家庭的专业性配套服务,人员、资金、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等都存在较大缺位。文章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方法,为政策目标群体"抉择——孕期——产后"各阶段需求提供服务,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社区服务模式,力求发挥全面二孩政策的效能。     

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面二孩政策背景

全面二孩政策是我国为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社会问题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的最新调整。为了解全面放开生育二孩政策后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及相关影响因素,以行政区划为基础,随机抽取居民区作为调查点,通过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四川省Z县300名城镇居民进行入户调查、访谈。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总体情况是:非常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城镇居民有2.0%,不愿意的有17.7%,对生育二孩表示无所谓态度的有22.3%,愿意的有47.7%,非常愿意生育二孩有10.3%。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有所不同,经统计学检验,这种差别在a=0.05水平上并不显著。总体而言,Z县城镇居民生育二孩意愿尚可。对影响城镇居民生育二孩的12个因素进行打分,计算各因素的平均分。根据平均得分情况得出,影响城镇居民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有社会保障、家庭经济负担、生育保险政策、高房价、工作压力等。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严格落实生育保险政策、建立生育二孩补偿基金、完善政府、社会、家庭抚育二孩的共同担当和责任等政策建议,为政府制定相关生育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参考。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

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关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运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考察了生育意愿的纵向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呈减少趋势。2000年之后主要表现为"儿女双全"的二孩生育意愿,平均理想子女数基本稳定在1.6—1.8人之间。1980年代中国人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随着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二者均呈下降趋势,但是生育水平下降快于生育意愿。1990年之后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即人们实际生育子女数少于理想子女数。这为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在中国的变化趋势提供了实证依据。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政策调整背景下的生育决策研究：范围、范式及其他

生育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取决于目标家庭的反应。除了要探讨家庭的多孩生育意愿以外,还需要对家庭的多孩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独生子女政策具有城乡差异,许多农村家庭在政策调整前已经生育了两个或三个孩子,生育决策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城市,研究范式上则选择日常生活研究更为合适。此外,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过程,还需要了解不同文化中的关系性质与生育决策的逻辑,以及一孩生育研究与多孩生育研究在中国政策背景下的差异等等问题。     

农村青年社会阶层认同、幸福感与生育意愿研究——兼论性别差异性

文章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探讨其影响机制及性别差异性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社会阶层认同对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二孩生育意愿中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幸福感在社会阶层认同与生育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存在幸福感助推效应。特别地,社会阶层认同的生育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农村女性青年来说,社会阶层认同对农村男性青年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一性别差异程度,一是随着宏观生育政策的动态演化而逐渐缩小;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村青年中广泛存在,但在务农与没有工作的农村青年中不存在;三是在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之间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研究结果揭示了在鼓励生育的宏观公共政策背景下,应重视微观层面的农村青年的个体阶层与幸福感需求。     

迁移经历、生活压力与我国女性生育意愿实现

在我国流动社会与低生育率的双重背景下,以往研究多关注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状况及其二者间的偏离,尚未将二者建立直接联系来分析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释放与实现。对此,本文基于成本效用理论,通过建构"生育意愿实现度"指标来考察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的影响。研究使用CLDS2016数据并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发现：首先,迁移对生育意愿实现形成显著的抑制作用,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多,生育意愿越不容易得到实现;其次,迁入地生活压力的提高是迁移抑制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机制,生育的“经济空间”越小,生育意愿就越难以实现。本文认为,经济因素是迁移群体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关键要素之一,破除收入壁垒与降低育儿成本是释放迁移群体生育意愿的双重路径。     

社会资本如何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基于转型中国背景的实证研究

社会资本的丰富理论意涵能够弥补既有文献在讨论生育意愿时未能结合个体家庭特征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的不足,为改善生育意愿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深入剖析了个体社会资本积累影响青年居民生育意愿的一般理论逻辑,并结合转型中国背景提出了社会资本的生育意愿影响效应在中国可能存在的具体机制。实证检验显示,一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均对青年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另一方面,转型中国情境赋予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具体机制,可以通过心理缓释效应提升青年居民幸福感,通过规范转换效应改善青年居民的育儿态度,进而提升生育意愿。研究拓展了社会资本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视野,有利于中国本土化生育理论的构建,为应对中国低生育问题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生育代价、社会资本与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基于全国样本的监测数据

现有研究大多表明生育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就业质量,生育代价普遍存在。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査的数据,应用多元回归模型,考察社会资本视野下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及其生育代价的变化。研究发现:虽然生育对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水平有消极作用,但这种负向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介入愈发弱化。因此,在生育新政背景下,为提高流动女性的就业质量,减轻其生育顾虑,可能的途径还在于提升流动女性的社会资本存量。     

城镇女性的生育型职业中断问题探析

女性的职业路径经常会因为生育、抚育子女而被中断,传统性别观念、托幼公共服务短缺导致了照料责任的女性化,生育二孩、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女性职业中断期较长。职业中断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育儿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更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实现育儿与工作的平衡,需要在全社会营造和谐平等的性别文化环境,更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商与合作,建立起完善的生育与就业支持体系。     

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成立吗?——家务劳动分工、隔代养育与女性的生育行为

性别公平理论认为,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的提升对女性生育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使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国的大家庭传统检验了该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发现,中国夫妇在家务分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很高,但是受扩大化家庭传统的影响,中国女性能从父辈那里得到较为充分的育儿支持,且这种育儿支持对女性的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相比之下,丈夫的家务贡献对妻子生育行为的影响则很小,且仅在父辈无法提供充分育儿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研究认为,女性日益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制约其生育的重要因素.未来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缓解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以积极应对日益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及有效应对

"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需要实践层面的具体落实。"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体现政府信用、推动未来经济发展、促进家庭幸福等。"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主要有家庭经济的压力、女性就业的歧视、高龄产妇生二胎风险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压力等。可以考虑从制定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的政策、扫清体制障碍、调整教育结构、关照高龄育龄妇女、增加相关的公共服务等方面来积极应对。     

试论女性教育降低生育水平的原理

教育降低女性生育水平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文章立足于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视角,阐述了教育降低女性生育水平的原理：一方面教育培养女性的社会生存技能,减少了女性以生存为目的的生育;另一方面教育培养女性全面独立的人格,增强了女性生育的自主性,从而降低了女性生育水平。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780户农村居民的微观数据

研究基于农民旅游消费意愿的相关理论,采用浙江省780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旅游的若干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的旅游消费意愿受到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以及电脑和互联网等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会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越高;有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较高;参加了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农户,其旅游消费意愿也较为显著。     

低生育背景下多孩家庭生育成本分担的紧迫性、问题及思路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新出生人口中的二孩比重有所提高,但是新出生人口数并没有达到预期,原因在于多孩选择产生的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等构成的生育成本正逐步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加上生育基础正在逐步削减,低生育会导致未来劳动力资源缺失和消费增长的乏力。我国当前面临着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风险。家庭生育成本社会分担是未来我国优化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的重要举措。生育成本分担面临的问题有生育政策两难选择、政策的公平性以及生育成本难以精准测算等。提出政府、家庭、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多元化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及思路,即在明确生育成本分担的相关责任主体基础上构建生育成本分担框架,初步设计生育成本分担内容。     

住房财富效应与居住模式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在城市住房价格居高不下与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文章通过OLS模型,采用CGSS2018年调查数据和2017年城市房价数据,研究住房财富效应与居住模式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住房的财富效应对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核心家庭相较于主干家庭的生育意愿较低;核心家庭偏向生育女孩,主干家庭偏向生育男孩。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结果仍然稳健。建议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重塑主干家庭,鼓励代际同居,以提高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