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理论视野中的历史街区更新

在空间生产的理论视野中,历史街区具有物质、精神和社会三重属性,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辩证统一,其本质是由城市居住者共同创造的共享资源。作为一种空间生产过程,历史街区的更新实际上是对空间资源及利益进行再生产与再分配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构了街区的建筑形态、空间格局、文化氛围与社会关系结构。然而以往更新实践中的大拆大建模式因参与力量的不平衡导致了公共空间的失落、在地文化的流失、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剧变,充满着不正义性。与之不同,北京杨梅竹斜街的更新则是一场由多元主体合作的,致力于融合传统与现代、外来与在地、商业经营与历史文化传承及居民日常生活等多种要素的有机更新实验。其更新理念和行动回应了空间生产理论对三元空间完整性的要求和对参与空间生产的城市权利的正义追求,为历史街区更新实践提供了借鉴。同时,历史街区更新是一个充满着多元价值和利益冲突的复杂过程,应该诞生于城市各主体平等和协商地共享创造之中,因此,杨梅竹斜街的可持续更新将仍处于实现上述多种要素共生共在之理想的探索之中。     

韧性治理视角下城镇老旧社区更新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新型社会风险、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对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对城市老旧社区更新治理提出新问题、新挑战。改造老旧社区,有必要将社区置于一种特定的"风险情境中"重新思考社区更新,发展社区韧性治理。其重点在于通过重塑社区关系网络和提升社区自身发展能力,促进社区空间的多功能性以及社区空间生产与社会环境构成之间的互动,构建城市韧性空间及社区长效管理机制,实现对老旧社区从外部物理韧性到内部社群韧性的更新,进而形成应对社会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联合保障网。     

“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治理——以江苏南通十总居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村改居"社区中的邻避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势必影响到"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甚至社会和谐稳定。"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产生,既有居民个体的原因,也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原因。要有效治理"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问题,在理念层面要注重政策之"公"和社区营造;在制度层面要完善民主参与、风险评估和利益补偿等制度;在机制层面要适时合理地选址、规范利益主体间的行为互动等。     

社区治理理念创新及其技术实践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它是理念、过程和技术的统一。"以居民为中心"的理念有着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很好地契合了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在该理念指导下的社区治理是赋权增能的自主行动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居民主体性的彰显;核心是把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完全向居民开放;目的是促进人的良善发展。社会工作技术是从理念到行动的转换媒介,"开放空间会议+"技术体系有效充当了转换介质,使得基层协商有效运转,居民自治成为可能,社区善治得以实现。     

协商合作: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之路——以成都市S辖区为例

在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虽然"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加强,但又不具备两强的条件,"政府与社会协商合作"模式更具有可行性与现实性。本文研究的个案辖区通过组织机构设置、人员构成、政府工作进社区的多元形式与社区议事会等多种方式探索了一条城市社区协商合作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协商合作社区建设模式的途径。     

保障房社区治理路径新探——以北京C社区的治理实践为例

近年来,随着政府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的加大,具有明显独特性的保障房社区在各地日渐增多。由于保障房社区居民特殊而复杂的经济社会特征,有效管理此类社区、服务中低收入居民就成为保障房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内容。通过总结北京市C社区的治理实践,概括了保障房社区治理应该包含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和助人自助的治理理念,进而指出保障房社区治理的本质是培育异质性强且情况复杂的中低收入居民的社群意识和公共精神。     

现代化视野下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城市社区治理遇到了挑战。尽管城市社区治理所处的困境是非线性甚至是多元的,但根本原因是城市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薄弱、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建设相对缓慢。在理顺政府-市场-基层党组织-城市社区居民四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这是破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城市中心区犯罪热点制图与防卫空间设计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评估与防控城市犯罪风险是全球性政府治理难题,其中城市中心区无疑构成安全治理的核心地带。随着犯罪地理学与环境犯罪学的理论轨迹汇合、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技术)的犯罪制图日臻成熟、从情境预防到空间治理的应对转型,防卫空间研究取得新发展,为城市中心区犯罪治理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对两个研究区内近2 000起盗窃犯罪进行犯罪热点制图,可以有效探测路段和网格层面的犯罪热点;精准测算犯罪聚集程度;科学统计犯罪在不同社区、道路及用地属性上的聚集分布状况。基于GIS制图、针对犯罪热点、融合多元策略、坚守道德立场的防卫空间设计,构成了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新选择。     

互惠式治理:社区治理的日常运作逻辑

随着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环境发生显见变化和国家治理策略的适时调整,依靠各种联结纽带、资源共享、利益往来、情感体恤等因素构成的利益互惠、情感互惠、邻壁互惠、同构互惠等互惠式治理在社区生活中不断显现。客观存在的"半熟人社会"、历久延续的"单位记忆"和错综复杂的社区权力结构,构成互惠式治理的社会基础,对社区秩序的追寻和不容回避的互惠互利取向则构成其生成逻辑。建构协商合作型社区治理体制不仅仅具有理论层面的建构性,而且具备实践层面的客观需求。     

中国式现代化德治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德治建设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但治理理念的创新和社会转型的张力使得传统德治遭遇现代挑战,这对新时代德治建设提出新要求。一方面,要求革新传统德治,依托法治、平等、自由的现代价值观,推动个体不仅要做一个好公民,还要成为有新时代治理能力的主体;另一方面,要求社会不同主体在平等参与的前提下广泛深度互动,打造上下一体联动的居民自治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此外,新时代德治在理论上同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契合,推动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充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深化新时代德治建设实践路径,在个体层面要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为抓手,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社区层面要以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为依托,促进党建引领与社区道德教育相结合;在社会层面要以城镇德育文明空间为载体,融合新时代德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系统发展。     

分类与分权：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重构

在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之中，社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伴随着社会变迁，城市社会空间在重构与分化，社区治理模式与权力结构也在持续变革。进一步而言，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分类与分权的趋向。从分类与分权的视角重构社区治理，一方面可以小区及其居民卷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水平为指标开展分类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多元主体在社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为切入点实施分权治理，在充分考量了社区治理中的复杂性和异质化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从封闭社区到开放街区:城市社区建设的冲突与治理

推广街区制对于解决当前我国严峻的"城市病"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也面临着诸如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职能部门的职责不清、社会分层与冲突、社区空间开放与居民对私密空间的需求之间的冲突等问题。实现从传统的封闭社区向开放街区的转变是未来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当然,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保障居民的基本物权和公民权;在政府的引领下,推动多方的参与;通过强化社区组织成员的沟通交流,增强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以防止社会分层与冲突;平衡社区空间的开放性与私密性之间的关系,应对社区组织内外部环境系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等。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

1999年"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始于城市,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排头兵。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怎样运转的呢?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居委会为基石,在三大领域形成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委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委会又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作为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城市治理理论的“双重流变”与融合趋向

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对城市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推动了城市治理理论的发展。多年来,城市治理理论沿循"地理单元指向"与"公共权力指向"两个维度,分别展现出从大都市政府理论到尺度重构理论、从权力控制到城市发展模式转向的演进路线。在合作治理框架内,制度性集体行动等理论的提出,隐约显现"两源合流"的迹象。总体看来,城市治理理论各流派前后相继更迭,最终趋向多元合作。尽管各流派大多接受"多元主义"的理念,深受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融合的影响,但是新自由主义强势主导的态势,使城市治理理论深刻展现出"多元精英主义"的本质。当下应深入认识不同流派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经验,创造"中国化"的城市治理理论。     

社区论坛:一种非均衡的博弈——以长三角地区三城市调查为例

中国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之中,社区论坛为公民和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公民自治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提供了合作治理的共享空间。社区论坛是在新闻媒体的参与和推动下,政府与公众围绕共同的社区事务进行协商和探讨的平台,是解决社区公共事务,提升公共服务的一种常规机制。长三角地区三个城市的实证调查表明,社区论坛成长中的非均衡博弈现状是影响社区论坛成长的制约因素与深层原因。只有促进社区论坛与居民自治精神的成长,才能进一步提升草根民主的品质;而社区论坛也将逐渐成为中国草根民主成长历程中最出色的民主风景。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空间重组中的回迁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基于K社区的实地研究

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与城市化程度的稳步提升,引发城郊社会空间发生巨变,对空间研究的忽视致使社会学学科遭遇对该社会现实的解释困境,而空间研究先驱的理论倡导促使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成为可能。基于"空间"研究视角,依托K社区的实地研究,在回迁社区的空间嬗变与重组进程中,深入剖析了诸如空间巨变与社会过程变化滞后的困顿、空间嬗变与时间适应匹配失调等基层社区治理困境。借助空间研究的批判性思维,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引领下,设计了回迁社区的社会治理之途:建构基于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多重立场协商民主、多方资源调配整合、多向力量调整高度融合的立体性"善治策略"。     

协商民主: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运转机制

长久以来,居民自治受制于原有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整体的发展相对缓慢,以行政化为导向的社区管理占据着主导地位,导致自治组织弱化、自治功能萎缩、自治制度空转。居民自治面临"成长的烦恼"和"制度的瓶颈"。不过,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自主空间增大,居民的参与意识增强,制度创新的实践增多,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以自治化为导向的社区改革,其中带有"协商民主"元素的居民自治实践最具有启发意义。追根溯源,这些实践是协商民主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最新产物,是居民自治遭遇困境后,在实践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结果,更是未来居民自治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资源。     

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成本:成因与控制

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功能整治和空间"再利用"的手段,在政府、开发商、社区和居民四个层面都产生了社会成本,这四个层面的社会成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更新社会成本的内涵。城市更新是城市化快速扩张的必然结果,在其中,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开发商和居民(产权人)的行为选择催生了城市更新社会成本。面对大规模城市化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社会成本,构建评估体系、政府提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实现居民自主治理将整合成社会成本的控制机制,推动城市更新的良性持续发展。     

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与民主价值

城市基层民主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层,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结构为公民参与基层民主创新提供了制度平台,而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也推动着城市基层民主的实际运转,是现代民主在社区微观层面的实现。在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利益与权利得到实现,理性协商的公民精神得以培育,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社区公民组织成长起来,民主不再抽象,不再陌生,而首先在社区范围内成为公民触手可及的真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