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空间再造: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推力——以武汉市J社区和D社区的空间再造过程为分析对象

社区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既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交往需要最基础的平台,也是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活动的场域,渗透着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在我国社区建设和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是形塑社区形态最重要的三极力量,三者力量的非均衡容易导致社区空间利用的无序状态,而通过培育社区组织对社区空间进行再造是解决无序困境的根本出路.     

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以杉山彬事件为考察对象

杉山彬是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被甘军所杀。日本在运动初期因各国对此反应冷淡而低调处理杉山彬事件。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日本政策发生转变,主动提出杉山彬条款并载入和约。此后日方向清廷推荐那桐作为使节东渡,利用使团访问之机,拉拢款待并配合考察现代设施。日方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果。通过对杉山彬事件的考察,可以揭示日本对华政策之变化,进而全面理解当时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从封闭社区到开放街区:城市社区建设的冲突与治理

推广街区制对于解决当前我国严峻的"城市病"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也面临着诸如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职能部门的职责不清、社会分层与冲突、社区空间开放与居民对私密空间的需求之间的冲突等问题。实现从传统的封闭社区向开放街区的转变是未来城市社区建设的方向。当然,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保障居民的基本物权和公民权;在政府的引领下,推动多方的参与;通过强化社区组织成员的沟通交流,增强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以防止社会分层与冲突;平衡社区空间的开放性与私密性之间的关系,应对社区组织内外部环境系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等。     

从空间生产到空间体验: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逻辑考察

随着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旧城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历史文化街区多分布于老城区或城市中心地段,因其地理空间位置以及特殊的文化遗产价值,成为城市更新的特殊空间。在以福州上下杭历史街区为例的考察中,发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实践过程,其空间重构遵循的是资本主导的生产逻辑与情感整合的体验逻辑双线并行。从"空间中的消费"到"空间的消费",从物的消费到文化的消费再到历史文化价值的符号消费,资本主导的生产逻辑是历史街区更新的主线逻辑。表现为开发物理空间的消费价值、促使文化消费转向,以及一以贯之的"城市增长机器"发展动力。而街区更新情感整合的体验逻辑,则表现为空间重构中人与人及人与空间的情感互动、空间行动者的共同情感建构以及个体情感与社会记忆的勾连。     

社会治理的“中间领域”:以社会组织为考察对象

现代社会治理是一项应对动态、多元和复杂环境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社会治理都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三者之间分工协作的结果。政府主导的基础领域、市场主导的顶层领域和社会主导的中间领域,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三大类领域。社会组织的主导性参与,是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最明显的特征。就中国而言,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间领域的过程中,提供的社会服务主要有基本化、专业化和协作化三种类型。社会组织对城市空间治理的参与,是中国社会治理中间领域新的实践探索,具有专业性、参与性和志愿性的特征。     

都市文化与空间正义——以亭子间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空间正义是都市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旨归的上海亭子间文化一度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代名词,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历史性互动的产物。亭子间的文化飞地特质兼具包容性和异质性,孕育出了独特的都市青年亚文化———"薄海民文化"。货币、出版和身体的解放力量在文学空间聚合,空间正义成为文学实践无意识层面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亭子间亚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演进历程则折射出一种更为深刻的空间权力的转移。     

产权发展与乡村治理:决定因素与模式——以粤、湘、鄂、鲁四村为考察对象

不同村庄有不同的权力结构,如强村弱民、强村强民、弱村弱民或者弱村强民。发现这些村庄权力结构的决定因素尤其重要。研究发展,村庄的权力结构是由产权的集中性、稳定性决定的。产权集中性、稳定性或两者的组合与村庄权力结构有一定的相关性,产权的集中性决定权力,产权的稳定性决定权利。产权集中性和稳定性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村庄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     

文学批评与文化心理——以诺斯罗普·弗莱的加拿大文学观为考察对象

诺斯罗普·弗莱是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最富盛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对加拿大文学与文化的评论始终贯穿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并与其理论形成相互呼应,唇齿相依的态势。本文通过分析弗莱对加拿大文学与文化的评论,尝试阐释不同时期弗莱对加拿大评论的侧重,展现其对加拿大文学及文化认识的循序渐进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     

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以江汉平原曙光村为考察对象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土地流转的日益频繁。伴随着土地流转的大量发生,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这里的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而且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其中,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力量。     

论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空间存在感

现代空间的加速流动逐步削弱了传统人地关系理论的解释力,文化空间存在感是解释当前流动社会中人与地方生活空间关系的一种新的知觉现象学命题。文化空间存在感,是指个体在物理离散、精神疏离的空间张力中,通过感知空间中的文化基因与周围世界建立联系的可能。当代城市社区文化空间存在感面临多维挑战,现代化的加速加剧了物理空间的离散和同质化,使其愈加难以识别;人口普遍流动则带来个体精神空间从地方脱域,使其难以再嵌入地方空间进行自我定位。现代地方文化空间存在感的内在生成机理主要包括:文化生活的连续性和情感可存储性作为文化空间的空间锚点,使得个体能够在新的空间秩序中依靠其进行自我定位,确认与周围世界的联系;空间殊相在现代城市社区空间存在中表现为物理空间可辨识性和精神空间相容性,二者共同组成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空间存在的向心力,并与现代化、全球化造成的离心力相抗衡。     

社会治理视域中的“新失业群体”治理——以甘肃民族地区为考察对象

以社会治理的视角看,民族地区＂新失业群体＂具有特定的指向,以甘肃为例,显现出特殊的就业结构、特征及成因,其问题的化解,需要充分利用既有治理基础及潜在治理条件的前提下,构建治理政策框架、扩大治理经济基础、构筑治理支撑体系、激发治理内生动力,有效探索合理、高效、可持续的就业治理体系。     

从空间感知到空间认同：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更新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它承载着一个地区传统历史的文化记忆,是城市极具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的重要区域。通过公众对蕴涵大运河特质的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感知评价寻找问题,分析人们在街区中的过程体验与情感反应,发现历史文化街区给人主要印象是历史感、运河文化以及传统建筑等,街区的业态和文化特色是影响使用者评价的重要因素。探究空间使用者由于空间感知差异呈现出不同的街区空间认同倾向,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更新策略,建议以权力逻辑为主导,强化街区可持续性发展,形成复合产业体系,从而提升人们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认同感。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以江西南昌为例

对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深入研究,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任务、新要求一脉相承,既有助于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构筑国家有序治理、长治久安的基石,也有利于破解当前社区建设困境,引领社区治理发展方向,发挥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兜底性作用。加强社区现代治理能力建设,促进社区治理转型,就是要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去认识社区治理的内在规律,把握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破解社区发展中的难题,深刻体现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时代性;科学预判社区发展走向,牢牢掌握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主动性。     

从“治理文化”到“文化治理”——基于S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当前文化与治理间的耦合存在以文化为治理对象的“治理文化”及以文化为治理路径的“文化治理”两种范式,两者在治理主体、治理路径上存在一致性,但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S社区重视社区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协作,并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实现了从对社区文化进行保育到对参与个体、组织集体、社区公共问题进行治理的转变,其治理实践经历了由“治理文化”向“文化治理”的逻辑变迁。通过比较发现,“治理文化”路径重点在于文化,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有益但对于社区其他公共领域的介入存在不足;而“文化治理”路径重点在于治理,更为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基层民主：灾后重建的重要保障机制——以都江堰市为考察对象

灾后重建是一项具体、细致的现实任务,也是艰巨、繁重的历史进程.在灾后重建进程中,我国党和政府始终以基层民主为保障,充分尊重受灾群众的民主权利,激发他们参与重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取得灾后重建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极重灾县(市)都江堰为例,分三部分展开讨论:基层民主在保障灾后重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基层民主保障灾后重建的实践考察、以基层民主为保障进一步推动灾后重建和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