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语境与东北流亡文学的忧郁倾向

现代文学史上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呈现出浓厚的忧郁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既有现实的由故土沦陷带来的情感冲动的因素,更有很多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素导致的从当局到普通百姓对"东北苦难"的无视与漠视给东北作家的刺激,也有流亡处境引发的心理悲剧感受,而东北流亡文学忧郁倾向的历史文化因素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多被遮蔽和"不见"。东北流亡作家文本中表现出的忧郁倾向和其中蕴含的对爱国主义的有限性、政权与国家的非等同性等问题,触及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和中国抗战文学的尖锐主题,达到了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抗战文学少有的思想深度。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

文章以时间顺序梳理20世纪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文学思潮,并展示其在“五四”新文学思潮、抗战文学思潮、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极左”文学思潮和多元文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     

跨界书写与共同主体性建构——以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为中心

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共同主体性,经历了建构与解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进程。在华韩国流亡文人的个体生命自觉和民族主体性是建构共同主体性的根本前提,而在中国的现代语境则始终是其重要的变数。因为中韩志士面临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华韩国流亡文学逐渐表现出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建构的特质。这一建构过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是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为探索阶段与初步形成阶段,积累了多方面的历史经验。二是全面抗战时期,为成熟与全面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中韩志士作为共同主体参加中国抗战,进而建构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在文学活动方面表现为同一主题的共同书写以及戏剧文学的创作与共同演出等。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交互主体、共同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中韩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亲和性、互动交融性以及共存发展性等特点。     

战争夹缝中的现代性追求--以西南联合大学作家创作为中心

在中国抗战进入到最艰苦时期、文坛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背景下,以西南联大作家为代表的艺术探索者们仍然大胆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使自己的创作保持了与世界先锋文学同步的姿态。他们不仅在现代意识,而且在现代艺术形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论现代科学理念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西方现代科学理念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而且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来源。进化论打破了中国传统向后看的思维模式,为新文学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赋予中国文学以新的文学发展观念;精神分析学说为作家们打开了一个神秘的潜意识世界,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表现领域,解决了"写什么"的重要问题;而科学的实验理念和方法则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写作理念和方法,解决了"怎么写"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些具体层面上,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有了本质的区别,新文学具有了现代性内涵。     

论文化自觉与新文学的主体性

新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是新文化的一个标志性样本。自诞生以来,新文学立足现实,自我构建,独立表达,强化现代品质和民族国家特征,主体性建构取得了成果。现当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文学方向改变、品质变异、经验重塑、历史改写成为常态,主体性被遮蔽。当前,中国文学正在获得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学同样的发展环境,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在与世界文学良性互动中,创新创造,建构鲜明的主体性,彰显民族国家的文化存在。     

论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发展方向的选择

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趋势业已证明,"民族化"的根本旨意在于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作品,它不仅应该有批判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方面,而且也要有使之适应世界潮流的方面.然而在理论上对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民族化性质,却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看法认为,新文学的民族化特征,它主要来自外来文学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关键词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中国"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空域概念,但当我们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话题时,作为地域空间意义和民族涵盖意义上的"中国"常常被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无法在空间上覆盖现代历史时期的整个中国,这是汉语新文学之所以用语言形态取代国族定性的原因。"现代"概念无论是对文学性质的标示,还是仅仅指时间性,都充满了争议和纠结,汉语新文学则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新与旧,概念内涵和外延相对明确。"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也包括非文学话题的批评性写作。批评性写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伟大传统,这一传统并没有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扬光大,却在更为广大的汉语新文学地区延续至今,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宽文学的内涵。     

试论作为文学命名的"新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名称已经受到质疑:陈思和主张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严家炎主张更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文认为,应该将其名称还原为"中国新文学".用"中国新文学"概括"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合理性":(1)"新文学"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能够为学界所接受;(2)"新文学"一词能够概括1917年以来中国文学的质的规定;(3)"新文学"一词对正在发展着的中国文学具有永久的概括力;(4)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多元的研究向度;(5)用"新文学"概括1917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具有相对的"周言性".     

《创造周报》与现代文学批评

《创造周报》是以文艺批评和翻译为主要内容的一份文学期刊,它是在创造社"战斗"目的和出版方经济目的的双重促动下诞生的。创造社以《创造周报》为阵地展开了对新文学的批评和批评文体的建设。《创造周报》批评家以自身的批评实践指陈了新文学发展中的弊端,凸显了他们"自我表现"文学观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实现了新文学一次意义重大的美学转型;同时,他们又以自觉而系统的对批评文体的科学建构,构划出一个近乎科学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推动了现代文学批评现代性的进程。他们对新文学现状忧思之深和批判的激烈,对现代文学批评重建的勇气和实绩,都使《创造周报》成为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论抗战时期的文人流徙与文化传播

抗战的爆发,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由流徙文人主导的文化传播活动。通过文学、演剧、歌咏、美术等形式,流徙文人将文化传播给各地民众,同时也将当地的文化传播给都市的知识层。在流亡过程中,文人们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过正是他们的痛苦才换来了普通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套用赵翼的话说:"诗家不幸人民幸。"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

在抗日战争语境下,妇女节与儿童节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是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反映到文学之中,呈现为热烈的抗战动员景象。由此,战时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成为颂赞和制造为民族国家献身的“新妇女”和“新儿童”形象的重要一环,这时期的文学对妇女、儿童响应民族国家抗战的呼唤,是以忽略妇女儿童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因此,不少战时作家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发出了“谁的妇女节”和“谁的儿童节”的疑问,一些作家由号召妇女、儿童参与抗战的“附和者”角色转向了“质疑者”立场,他们的创作从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中顽强地庇护着妇女和儿童的主体性价值。战时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一方面深刻勾连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作家文人对于妇女和儿童这两类人群的独特思考,为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妇女节和儿童节纪念留下了重要一笔。     

论留日“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催生意义

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前后,曾涌动一股声势颇壮的留日"浙江潮",其间走出一大批对中国新文学作出重大建树的作家。这些作家从日本汲取异域新风,在新文学"前夜"已向"现代"方向发起有力的冲击,在新文学诞生阶段期其主导文学新潮的实质性意义更充分凸显,从中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一种催生意义。     

战后20年文学论纲

以"战时8年文学"和"战后20年文学"的思路替代以往的"40年代文学"和"17年文学"的思路,能立足于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打通原先被分割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种时期"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下,1945年至6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有其流变脉络,战后香港文学在意识形态对峙中开始其文化个性和文学品格的寻求,战后台湾文学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在文学思潮引发的文学传承和转换、创作多元典律的构建等方面呈现出影响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重要走脉,战后中国内地文学则开始了原旨意义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间的复杂纠结。这些流变恰恰呈现出战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并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进入"民族新文学的自觉自立"前的过渡时期,其蕴含的丰富课题及其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所提供的文学范式,则包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这种视野中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其丰富性和历史传承性,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整合的重要基石。     

半殖民性与解殖民书写——革命文学、抗战文学的历史重构

中国现代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半殖民"则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态的准确界定,也是中国学术史上主动呈现出的一个概念。半殖民的国家形态,决定了"现代文学"的"半殖民性质"。"半殖民文学"有着"现代文学"所无法替代的独特性和具体性。同时,从文学的半殖民性与解殖民书写出发,我们对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会有不少新的认知和研究上的突破。     

新文学的"严肃性"与当下文学的"后严肃性"

本文通过重新阐释朱自清提出的"新文学"的"严肃性"这一概念,深入分析当下文学的诸种形态对这一概念的超越,进而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脉络,并对其与当下的"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差异作了考察,认为当下文学已经超越了"新文学"的基本历史框架和传统,进入了一个"后严肃性"文学的时代。     

"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所继承和发扬的乃是同一脉新文学传统,它们在学术上乃至学科上被人为分割开来的现实局面,应该通过"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加以整合,以达成文学整体的统一.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无论在祖国内地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其他政治区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所构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汉语作为"言语社团"用作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既能显示出新文学传统的本质力量,又能克服由于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对汉语新文学加以人为分割的现实难题.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意义,它涉及到汉语新文学传统的确认,汉语新文学以语言为本体的概念体系的建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范畴和学科空间的拓展,其作为学科名称也体现着某种学术趋势和实践价值.     

百年国难与"国难文学史"——关于《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1840-1937)》的研究与写作

<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在通常所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划分出"百年国难"(1840-1937)与"八年抗战"(1937-1945)两个时期,提出了"百年国难文学"与"八年抗战文学"两个范畴,认为1840年后的中国百年史的时代本质是"国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学则是"国难文学",应当将一般文学史所忽略的、由外来入侵所造成的历次国难事件为题材的国难文学,作为一段相对独立的专题文学史加以研究,对其中所蕴涵的国难意识、生存危机、心灵震荡、世界观念、爱国情怀、民族情感、反省与批判精神等,加以分析阐发,并以此对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中的相关史料与叙述,从文学的角度加以丰富和补充.     

文学立场的坚守和艺术实验的艰难——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发的台湾鲁籍作家创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政治高压下,从齐鲁大地流亡到海岛台湾的山东知识青年中,却涌现出一批足以被日后中国文学史关注的优秀作家,其创作实践提供了文学与政治复杂纠葛中文学保存、发展自身的丰富经验。他们在传统的再出发中求新求变,以从乡土世界出发的形式、技巧的艺术实验坚守文学立场,从传统的、乡土的世界中发现"现代性";他们以文学自身的包容力、叛逆性突围出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高压,也以民间传奇性等构筑小说世界,为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注入了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