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小说图像传播的历史考察——以《聊斋志异》为中心

插图艺术在白话通俗小说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言小说的插图兴起于晚清刊行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咏》。《聊斋》插图的出现,对《聊斋》的出版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图咏本、绣像本、连环画,甚至邮票、剪纸都成了《聊斋》传播的载体,正是这些形式多样的插图本的出现和传播,使得《聊斋》能够同《水浒传》、《西游记》等通俗小说一样进入普通大众的阅读视野,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名著。     

管窥唐人小说中商贾形象的社会意蕴——以《郑绍》为中心

商贾形象在唐人小说中虽然相对暗淡,但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郑绍》是一篇反映唐代普通商贾爱情婚姻生活的小说,作者通过讲述商人郑绍在爱情婚姻中的矛盾﹑无奈以及因此而饱尝的痛苦,深切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新旧价值观念交替之际,普通商贾身处其中的尴尬地位。     

清初官方与明遗民历史观念的冲突与调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

雍正时期的曾静案及随之颁布的《大义觉迷录》集中反映了明遗民和清廷在华夷之辨、明亡之恨、君臣之义、治统与道统等历史观念上的冲突,体现了他们在文化秩序上的不同诉求。明遗民将明清易代视为篡逆之举,以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义作为否定清廷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思想武器,将道统作为自己的精神堡垒,以此寻求自身在文化秩序中的主导权。雍正则以儒家理念为依据,宣扬"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力求治统与道统的合一,建立以清廷为主导的文化秩序。二者的冲突与调适反映了清初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汇。     

台湾新乡土小说的历史想象与反讽——以甘耀明《杀鬼》为中心

乡土作为自古有之的文学母题,从不曾自外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但台湾1990年代以来的新乡土小说的评价标准却有待翻新和重建。本文通过对新乡土小说代表作家甘耀明的《杀鬼》之评析,看取两方面的新质:从叙事方面以想象历史反映当前台湾社会政治文化迷思;从艺术方面通过魔幻写实手法丰富乡土书写的审美价值。     

梁代折衷诗学思想的演进与影响——以《诗品》和《文选》为中心

《诗品》与《文选》是粱代文坛“折衷派”文学的代表.两部著作对诗人诗作的评价具有诸多共性.首先,在于“文质并重”思想下都对文采有所重视;其次,在褒扬五言诗表象下都对四言诗有所推崇.刘勰、钟嵘和萧统“三人对文学的观点比较接近”,单就诗歌而论,后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诗品》与《文选》在评价和选录诗人方面的共性如此之多,绝非偶然.这些共性展示了粱代折衷诗学思想正向的传递与延续.两部著作在对作家作品认同、诗歌题材划分方面的差异,又展现出梁代折衷诗学思想自身的不断完善.     

革命派与清末民初的道德救国思想——以雷铁崖为中心

清末民初雷铁崖揭露批判封建伪道德杀人祸国,伪道德导致清末民众公德沦丧、私德扭曲,吏无官德、士无人格及民国初期道德愈坏、邪恶肆虐,理论上主张斟酌时宜,变通旧说,创"适合国民心理之学说","尽以铸造新国民,以竞争新世界";内涵上以爱国为核心,提倡国与民、家、地方统一,在价值取向上崇尚近代理想人格;在具体规范上继承与吸收中外积极美德;方法上主张立志、修身与践履结合,磨厉志士精神,刻苦其志气,早振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良知与如来藏——以本觉为中心

良知概念源出于孟子,经王阳明提炼改造为心之本体,其灵昭明觉贯通凡圣,而现实人生中,良知又为私欲、妄念等蒙蔽,故需致良知之功夫。这种本觉、不觉与始觉的模式,同样出现在如来藏佛教思想中。由《如来藏经》滥觞,经《胜鬘经》发展,完整构建于《大乘起信论》,给予中国佛教深刻影响。此模式,贯通儒释,谓为广义中国哲学的内核。     

荀悦思想综论——以《申鉴》为中心

荀悦主张刑、德并用,法、教相辅.认为为政之至德要道在于以仁义为本,其所论仁义具有了实践操作的路径.主张君、臣、民三位一体,以保障国家机体正常运转.主张恢复起居注制度,士庶入史是其史学思想之闪光点,其史书创作贯彻了三鉴的宗旨.认为各经学流派实为一源十流,应执不俱是,比而论之.他对谶纬之说造成的恶劣局面十分不满,但他并不认为谶纬之学一无是处.其性情论则认为性和情不能截然分开,性是情的根本,情是性的外在表现,对性善说、性恶说、善恶相混说都有所批评.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清末认为,它是中外交通中一个普通事件。民国成立后,认为鸦片战争的主要影响是导致鸦片泛滥,烟毒流于中国。1930年前后,认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的时势,使得朝野双方在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的努力下,共同促成了鸦片战争由一般性事件到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转变。与一般史著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不同的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意志的历史教科书采用了"清初(明清之际)"开端。"清初"开端是希图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通过世界历史来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开端所关心的不仅是参与世界历史,而且要努力体现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无论是以"鸦片战争"还是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在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上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安置中国历史的这一难局:一方面是参照西方历史进行的中国史分期方式,已预示着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之中;一方面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落后和挨打的现实,又难以回避。今天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诸多论争,实则是这一问题的延续。     

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界末日记》为例

20世纪初,<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上刊登了梁启超与包天笑的同名短篇小说<世界末日记>.勿庸置疑,它们都是传授先进的天文学知识的科学小说.然而,新世纪伊始,"世界末日"的登场似乎有违时代潮流之嫌.通过对英文原作、日译本、中译本、中文创作版的异同比较,从清末的"科学"与"科学小说"、"世界末日"与"世纪末思潮"、中国关于"世纪末思潮"的接受等方面进行探讨,不难发现<世界末日记>中看似矛盾的"科学"和"世界末日"、"世纪末",实际上蕴含了从旧传统向新社会蜕变的深刻意味.     

西方净土信仰影响下的唐人小说研究——以《太平广记》为中心

唐代佛教西方净土信仰的盛行,不可避免地蔓延到文学创作之中,不仅影响了诗文创作,也推动了佛教小说的发展。该文以《太平广记》为中心,分析了唐人小说中的西方净土信仰情况,归纳了三种西方净土信仰故事类型：僧人灵验故事、佛像灵验故事以及佛典灵验故事;并从念佛思想、佛号变化、念佛主体、莲花化生四个方面分析了渗透在唐人小说中的西方净土信仰,认为唐代西方净土信仰的盛行在思想内容及情节构造上对唐人小说的创作影响深远。     

论近代日本小说地位的确立——以《小说神髓》为中心

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并没有促进日本近代文学的产生,相反,由于缺少外来文学因素的参照,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的依然是江户以来的封建戏作文学。为扭转这种局面,坪内逍遥的理论著作《小说神髓》以西方近代文学为参照,借助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思想并将其应用于对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的更迭与优选的分析,从而确立了近代小说在文学上的最高地位,初步实现了对戏作文学传统的超越。     

论坪内逍遥的写实主义小说观——以《小说神髓》为中心

坪内逍遥在1885年发表的《小说神髓》中提出了写实主义小说观。他的小说观以批判以往劝善惩恶文学观为前提,通过对两者在描写内容、人物塑造和情节方面的对比分析,指出戏作文学的不足和缺陷,实现对其传统的超越,真正完成了日本小说观念的近代转型,对日本近代文论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代小说的虚构性质——以裴《传奇》为中心

唐代小说开始出现有意使用虚构手法的现象。其虚构手法可分成两类:第一种是为了将故事情节趣味化的虚构手法,第二种是作者将心中所思所想具象化而使用的虚构手法。唐代小说可区分为三类:一是继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作品,二是盛行于中唐时期以男女恋爱为主题的小说作品,三是汇整于中后唐时期的一系列小说、笔记作品。裴铏《传奇》大体属于第三类,是以展现诗才、史才、议论之才为目的而编写的,它所运用的是单纯的第一类虚构手法。《传奇》采用了不少六朝小说、笔记等作品中的情节,但对其内容表示否定的态度,同时又对唐代第二类传奇小说表示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的态度。     

小说前史时期的叙事因素——以《桃花源记》为中心

史传文学对中国小说文体的影响在以往的论述中被奉为圭臬,因而小说文体本身的特性往往在这种强调下被悬置.本文以虚构性为前提界定《桃花源记》作为小说文本,论证其在传统叙事模式基础上,采用了独特的限知视角、倒错时间和诗意背景,从而构成不同于史传的小说审美特性真实性、惊奇、双重语境、移步换景.这种创格出现在小说创作主体的群体尚未自觉的魏晋“前史时期;’,体现了中国小说叙事多元性的潜在因子.     

论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与研究——以《小说丛话》为中心

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他幼时在阅读《桃花扇》时感动落泪,后又熟读成诵,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多次沉郁慷慨地朗诵其中曲文。他在创作《新罗马传奇》时,曲词宾白和情节关目对《桃花扇》多有袭用和模仿。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于《桃花扇》在"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和"寄托之遥深"三个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一窥他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     

清末媒体对“十八世纪”的塑造——以《申报》与《东方杂志》为中心

清朝末年是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传播时期。"十八世纪"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并不单纯意味着一个时间计算单位,更重要的是时间性质单位,即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力量的崛起和扩张。具体而言,西方世界在18世纪发生剧烈变动,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形成、政治与文化的历史演进,随之带来的是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影响。此时媒体在全球性知识的传播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申报》和《东方杂志》是晚清最为重要的报纸杂志媒介,以其为分析文本,勾勒出的是清末中国人对"十八世纪"的认知以及背后所蕴藏的深刻的民族危机意识。     

清末民初的文论体制化——以课程和教材为中心

文论体制化作为晚清民初以来民族国家文化教育建设的一环,主要是用国家权力和知识教育的形式,将文化分化的、以西方文教为样板的现代文学反思话语固化起来的过程。文论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学科建制、课程设置和相关的教材著译。从清末民初"文学概论"课程和教材的发展看,其文论体制化的过程充满新旧文化的碰撞,可以透视其间文化建制的结构性和主体性的意涵,理解长期以来对"文学概论"学问和教学的偏见。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