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

福柯认为,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在西方社会控制中发明了一种不是规训权力的权力新技术,这就是直接干预生存的生命权力。生命权力技术运用的对象是人的生物学存在,即作为生命权力的关联物和知识对象的人口。正是在对人口的治理中,诞生了当代资产阶级政治中的全新的治理术——治安,这是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引入政治权力操作中的结果。     

回沪知青子女的生命历程能动性研究——基于个案分析

首先揭示"回沪知青子女"群体的由来与研究现状,主张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对这一群体的能动性开展新的研究,并将生命历程能动性定义为"个体对自身生命轨迹施加重要影响的种种努力"。通过个案研究,追溯回沪知青子女Xu四十年的生活史,聚焦其人生轨迹中的转折点,发现其生命历程能动性嵌入于生命跨度,形成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生命进程,生命历程能动性对轨迹的影响从直接到间接,并作用于较长时域,统合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个体的生命历程往往处于结构与能动的张力中,因而生命历程能动性形成于结构之中:结构的制约性激发个体发挥能动性改变人生,结构的使动性为达到改变的结果提供现实的支持,结构的动态性创造了更多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     

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学的奠基

生命政治学旨在揭示"现代人"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的境况,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确立生产关系范式,为认识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的历史本质提供了理论平台和阐释机制。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范式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系统揭示了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生命控制、权力干预于一体的本质,从而表明了生命权力归根到底是资本的权力,生命权力逻辑背后是资本逻辑。马克思对生命政治与资本逻辑之内在联系的揭示同时表明,生命政治学批判只有立足于资本生产关系批判才是有效的,而这一批判之要在于,通过系统揭示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困境,以暴露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同时辅之以革命的颠覆行动。     

公共治理权力结构的嬗变:原因与趋向

公共治理权力结构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由集权向分权的态势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失灵"为治理权力结构的分化提供现实基础,多样化与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为治理权力结构分化提供社会压力,知识普遍扩散为政府以外的主体行使治理权力提供技术准备,权力社会的内在冲突形成治理结构分化的社会基础。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社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市场发育的成熟,在经济治理领域,市场主体将成为治理的基础性力量;在社会管理领域,社会组织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技术、生命与治理——面向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学

在传统的批判理论视域下,技术一直作为生命的对立面而被审视,分子生命政治和监控资本主义将批判矛头指向技术,认为权力会利用技术将生命政治学变成生命经济学,实现对生命的资本剥削与监控。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生命逐渐对技术产生了依赖,而技术对生命也发挥着一定的建构作用,技术与生命的关系由绝对的二元对立走向了联合共存。斯蒂格勒认为人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技术性存在,这也进一步指明技术与生命的联系是内生性的,而非绝对的对立。所以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超脱于生命的生物性存在与政治性存在,承认生命的技术性存在,将技术作为思考生命政治治理的重要因素。这样才能将以权力批判为主导的生命政治,转向以建构性为特征的智能生命政治,从而为生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     

论消费文化视域下个体身份认同的异化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文化为个体提供了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个体可以通过消费活动建构自身的身份意义,进行身份表达和个性展示。但这种个体身份认同是以商品的符号化和象征化为基础,建立在一种虚构的符号价值系统之上,个体通过"符码意义"的区分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符号消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体身份认同完全受制于商品生产背后的权力网络和话语体系构成的"他者",在知识与权力的运作下,这种权力规训很有可能由外在的"凝视"转变为个体自身的"自我凝视",使之成为一种常态的自我"异化"。     

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福柯政治哲学视权力为一种历经复杂谱系,以真理为支撑条件的动态机制。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西方现代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就其诞生的谱系而言,它是权力机制由18世纪西方社会传统统治权模式向重农主义治理术转变的结果;而其真理性条件为:人口作为生物学存在的"自然性"。人口"自然性"作为一个具有实体性意义的可分析场域取代了以君主意志和利益为核心的统治权结构。以人口"自然性"治理人口成为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自此权力得以深入干预人口活动,更得以以生物学模式处理人口整体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重新将人口问题置于对权力机制分析的理论框架中,避免由生物学思维模式产生的政治暴力,是福柯权力理论之于当代政治实践的理论价值所在。     

问题史的转捩：福柯的后现代身体理论研究

福柯以身体为视角或载体,向我们展示了自身是如何变成知识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和权力的主体。他认为这些主体是通过掩盖个体的身体经验建构而成的。于是福柯要解构这种由知识、道德和权力所掌握的主体,他要超越现代性的普遍性从而实现向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的关注,即一种自身关怀的伦理主体的回归。我们将其称为是一条向审美生存的回归之路。福柯提出这是一种伦理-审美的生存方式,即要摆脱现代性的全面的控制,人应该追求自由。而福柯获取自由的方式不是将焦点放在对心灵的控制,而是更关注身体的规训与控制。这是问题史的一次转捩。     

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内涵、关系及结构的认知

在当下社会治理中,权力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它渐趋褪去了原本的强制性底色,而演化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特征的行动能力。基于此,权力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传统论域下的冲突关系、委托关系转变为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耦合关系和互动关系。同时,借助结构化理论,对权力结构的认知能够突破权力关系模式化的简单理解,探索发现被隐藏的规则及功能,从而重新认识和定义权力结构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生命与伦理如何生成为伦理生命

生命和伦理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生命是伦理的自然存在根据,伦理是生命对其自身价值的确证。就是说,生命并非盲无目的的存在,而是具有明确价值目的的存在。恶的本质决定了恶不可能成为生命目的,善的本质决定了生命应当以善为目的。因此,生命不是以恶为价值目的的存在,而是以善为价值目的的存在。以善为目的的生命就是伦理生命,它是祛除内在恶和外在恶,追求内在善和外在善的自由存在。相对于自然生命而言,伦理生命既确证了生命的存在意义,又提升了生命的价值品位。     

放权方式转型与政社关系重构

在我国简政放权改革中,进行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同时,还应积极转变放权的方式,由传统的、简单的,带有权力延伸性质的"权力下派",转向现代的、多向的、真正的将权力下放给社会基层组织的"权力下放"模式,这种放权模式的转型将会对我国权力运行体系以及政社关系重塑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在这一放权方式转变中,还应具备"转型与结合"的问题和发展意识,即组织化动员与社会化动员结合、整体性治理与分散化治理结合、硬权力与软权力结合、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从而实现转型的平稳过渡和社会基础的可持续发展。     

“庇护关系”与转型时期农村移民的治理——W市农村移民生存策略的空间政治

"社会空间"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权力、空间政治和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社会空间理论的视角可以展现进而分析社会空间的争夺、社会空间与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农村移民在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通过构建新的社会空间调整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并通过行动生产和自我认同的社会空间生产过程,从以往被城市所排斥转变为主体,而传统的庇护关系通过移民的适应性选择得以产生和存在,并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在尊重移民生存权和发展的前提下,尝试创新移民社区管理制度,实现农村移民公民身份的转变,这或许是农村移民治理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     

“市民社会”的生命政治学意蕴

“市民社会”是西方文明史中的重要概念。与以往不同,福柯从生命政治学的视角开辟了一个理解“市民社会”的新方向。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福柯通过对“市民社会”概念进行历史性追溯,考量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构成和主体成员,并勾勒出两种过渡：一是市民社会的支点的倾斜（从公正化市场到真言化市场）,二是市民社会中成员特征的转变（从经验主体到homoconomicus即经济人）。以此为基础,“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即生命政治治理术的发展过程,其本质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之新型场域”。以“治理术”为视角,福柯提供了审视“市民社会”概念的新维度,赋予其不同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生命政治学意蕴。质言之,福柯语境中的市民社会仍然以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增殖逻辑为主导原则,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原则逐渐以生命政治的新形态呈现,属于资本逻辑在当代的自我更新和延续。福柯的分析为我们从生命政治学层面开创“市民社会”研究新向度,激活和重思既有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的留守儿童及其社会化

当前研究关于留守儿童和亲子分离的认识基本上都是截面静态、共时态和结构性的,忽略了留守儿童及其农民工父母的动态生命历程,尤其是父母流动和儿童自身流动这两个更为复杂的维度.将这两个维度纳入到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之中,意味着留守儿童研究的对象、问题及其分析思路都需要改变.因而引入动态生命历程视角对于考察留守儿童与亲子分离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可以克服静态的定量调查及其分析所面临的桎梏.在动态生命历程视角下,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呈现一种“反埃里克森定律”的现象,应引起学界乃至社会的高度关注.     

从幸福观的角度解读庄子的生命哲学

庄子所建构的生命哲学反映了他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与价值的思考。庄子学说对老子学说既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庄子改变了老子对社会政治的一般性关注,而是站在天道的环中,致力于探讨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庄子从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存在出发,将老子对人的生命关怀发展为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呈现出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精神与身体关系的"生命哲学"之特征,其中洋溢的幸福观今天读来特别令人省思。     

我们知觉到了什么——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一书探要

在<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梅洛-庞蒂希望通过研究行为来理解意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批判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基础上,他指出人的行为是一种"象征行为",人类秩序是一种比物理秩序和生命秩序更为高级的、能够"知觉"到人类生命自身丰富意义的秩序.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梅洛-庞蒂把知觉主体由"意识"转向了"身体",知觉对象由"物理对象"、"私人感觉"、"感觉材料"引向了"人的意向性活动",知觉的效用由获得"纯粹的知识"指向了发现"人类生命的意义",从而将知觉问题引入一个新的方向,也为我们重新触及真、善、美的问题开显了一个新的视角.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迈向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

在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中,已经明确地展现出了两条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相互对立的思想线索来审视福柯所创建的生命政治理论,即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否定性逻辑与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肯定性逻辑。埃斯波西托认为,他们呈现的只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单向度延伸与继续,这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生命与政治的直接关系,并严重地阻碍了生命政治理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这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免疫解读模式,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中重新解读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解释的视角。     

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化危机理论与方法

危机的"媒介化"特指危机与媒介的互动效应,包括媒介全面改变危机存在的社会与文化生态、媒介传播加速危机发展的网络化和权力结构变革、媒介逻辑深入渗透危机发展全过程的趋势,是当下一个重大的时代性挑战和社会性议题.从"关系"视角理解并应对这一特殊现象,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媒介化危机"冰山结构"中"关系"的"枢纽作用",进而探索"意义共建"作为化解媒介化危机"关系性损害"的方向性路径,最终明确媒介化危机中"关系结果"的操作定义和测量方法.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化危机理论和方法研究,是对现有危机研究框架的突破与深化,亦为深陷媒介化危机的权力机构、企业组织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策略选择.     

生命价值观教育的现代转型及其路径

生命价值观教育的现代转型是指生命价值观教育为适应现代社会而进行的以实现人的生命自由和价值为目标,以人本化和科学化为特征的整体性结构转变.外部环境改变、生命价值观教育自身发展困境是其现代转型的现实依据.生命价值观教育转型的路径为:转型社会对生命价值观教育提出新的需求,这种价值关系范畴转化为对生命价值观教育功能转型的诉求,而功能的发挥最终还是要依靠生命价值观教育的结构转型来保证.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的创新

现代大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益相关者机构。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现代大学将从"单一行政管理"走向"共同治理"。我国行政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导致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方面形成并留下了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大学与政府关系不顺,大学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处于被支配、被控制地位;大学行政管理权力泛化,学术权力弱化,学生权力缺失,教师游离于大学治理决策之外;作为社会大众参与大学治理代表的董事会组织不完善,高等教育中介机构主体缺失。扩大大学办学自主权、合理配置大学权力、努力推动大学管理决策民主化、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大学管理、赋予学生参与大学管理的权力,将是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大学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