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高新化”研究——地区差异、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

制造业"高新化"发展,是推进供给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重大战略举措。结合新工业革命和供给侧改革的背景、特征和趋势,从要素集约化、技术绿色化、价值链攀升和生产智能化四个维度界定制造业"高新化"内涵,并运用熵权法测算中国制造业"高新化"水平及其区域差异,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高新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高新化"水平整体不高,2004—2008年较为稳定,2009年小幅提升后一路下行,各指标值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产业传统与惯性、技术创新潜力、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高新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支持对制造业"高新化"的影响曲线呈"倒U型"。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高新化"转型的具体路径。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微观路径——基于微笑曲线的分析

当前学界对于通过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现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走出困境、抢占未来竞争主动权的观点已成为共识。本文基于微笑曲线分析传统制造业的困境,并区别于以往研究,从企业运营的微观角度探讨"互联网+"环境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可实现路径。认为在以往研究中被经常性忽视的生产制造环节,可以利用"互联网+"的技术环境改善采购管理、提高生产柔性和优化物流配送的路径达到价值增值从而实现转型升级。最后,对微笑曲线的产生机理及未来的演化趋势进行了思考,指出处于产业链不同区域的企业所掌握的差异化信息的排他性是造成微笑曲线呈现不同形态的根源,而伴随"互联网+"的深度发展和介入最终将演变为一条整体上移、与横轴平行的直线。     

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对设计人才的需求分析

文章分析了浙江制造业发展的现状与瓶颈,以国内外设计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功典型为案例探讨设计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助推作用。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对设计人才从"质"到"量"以及在专业化与多元化方面的需求,为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人才培养做相应研究,为"制造"向"创造"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的技术创新路径和产业选择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加快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和计划,以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提振实体经济,增强国家竞争优势;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出台了加快制造业发展的规划和战略,以要素成本优势抢占制造业中低端市场。为了应对国内外制造业竞争新态势和新工业革命挑战,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抢占制造业竞争制高点,我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面临着良好的战略机遇,应抓住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契机,把握制造业在五大主导技术领域的创新路径,围绕四大重点产业群规划制造业发展领域和具体产业,形成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为实施制造业强国方略夯实基础。     

文化归因:“中国经济奇迹”的一种新释义

我国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交叉并存的阶段,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社会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和碰撞。文化、制度、科技与产业是相互耦合的,并深层次嵌入于我国改革、创新与转型的整个过程,推动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升级"四维"基础上的跨越发展,将直接加快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增添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利于谱写"中国经济奇迹"新的篇章。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不甚乐观,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欧美频频开展"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制造业海外收购遇阻等多因素交织,影响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为积极应对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大调整,国务院于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旨在十年内将中国由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为世界制造业强国。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大而不强、颠覆性的信息革命、企业对信息化改造态度不一等诸多困难。针对门类众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中国制造业,本文提出以执着严谨的工匠精神守护传统制造业、提升核心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工业2.0、3.0与4.0齐头并进等若干转型升级路径。     

中国高投资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我国现有高投资产业已经难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投资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形势下,探索中国高投资产业的转型升级路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传统制造业资本深化形态的转型升级以及新兴制造业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将构成维持中国未来高投资产业的基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对新型城镇化将提供不可或缺的产业支撑。但从中国的现实情形来看,房地产泡沫对内需的挤压效应、金融"压制"体制对实体经济的掠夺效应以及地方政府对制造业的高税负效应,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投资转型升级乃至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障碍。要释放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巨大投资,必需破解三大障碍。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升级的双向联动机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但可以通过改善中间品供给质量和结构促进国内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出规模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推动国内制造业技术升级;国内制造业产出增长会通过需求效应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扩大,国内制造业升级则会通过增加对富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从而,形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与制造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后向拉动效应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双向联动机制.基于WIOT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2000—2014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发展的前向推动效应远远大于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制造业发展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拉动效应也远远大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和技术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显著,且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越高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效应越强;制造业产出增长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具有后向拉动效应,而制造业技术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具有后向拉动效应,且技术密度较高制造业行业对高技术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的需求拉动效应更大.因此,要以本土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和技术升级为主体,以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催化剂,构建国内外产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生产性服务进口+制造业升级"双向联动网络:一是通过扩大市场开放增加国外生产性服务在国内制造业中的投入,尤其要提高"FCB"领域的开放水平以引导和促进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有效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以进一步拉动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     

制造业服务化的演化机理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投入与产出双重维度的扩展分析

作为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与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制造业往往被视为一国及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及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信息技术的逐渐普及、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及国际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互动中陆续走向融合状态,由分工、分化到互动融合.通过分析可知,企业制造业服务化模式的运行主要涉及生产性服务、服务性生产以及顾客的全程参与等三大方面,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共同创造企业价值和顾客价值,而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能选择的制造业服务化路径主要涵盖上游产业链服务化、下游产业链服务化、上下游产业链服务化、完全去制造化等四种方式.面对国际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中国政府应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制造业的服务分工,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端升级和经济结构的高端转型.     

农村社会发展:基于市场转型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由国家推动的,以市场机制和制度为路径依赖,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转型也穿透到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在政治连续性背景下的社会生产方式转型、城乡一体化方向下的农村社会再发展、加入WTO以来农村经济的全球面向、市场机制在农村地区的建立和发展、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第三部门发展的多样化取向等方面。农村社会的市场转型对农村地区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对于市场机制的全面普及、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变化、公共服务供给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运用工业互联网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工业互联网是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工业互联网对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拓展数字经济新空间、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工业互联网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平台开发与应用落地存在差距、企业实际与平台要求存在落差、典型案例与复制推广之间存在难题、信息技术与运营技术融合不够等四大突出问题。未来应从完善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和场景落地、加强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着手,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和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     

中国民营企业转型与升级:演化历程与路径选择

属于制度范畴的“转型”与属于技术范畴的“升级”在企业框架内紧密互动并互为因果.中国民营企业的转型与升级过程存在路径依赖和“次优”选择的演化特征,而转型与升级中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过程的路径和速度,并通过企业制度和技术进步的边际变化状态而显示出阶段性特征.转型与升级的相对性和互动性使得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各个阶段上各具特色,而外生的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往往成为民营企业群体性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源.因此,应从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家等层面深入探讨促进民营企业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时代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发展来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相应地,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作为国家重点扶持工业项目,正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本文通过对装备制造业的研究分析,构建出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装备制造业的升级流程图,打造创新驱动——企业能力发展矩阵,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促进辽宁省装备制造业进行有效的转型升级。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提出了两个不同而又紧密交织一起的新时代发展战略——“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将成为新时代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和波特创新驱动理论,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践相结合,分析认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种包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在内的产业升级的综合创新模式,从而创新驱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和加工程度高度化三大效应,进而在三大效应联合作用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仍面临着瓶颈制约。为此,需要坚持市场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政府生产要素创造和提升机制,同时强化基础性技术攻关,合理引导新一轮大中小企业有序转型。     

数字贸易驱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内在逻辑、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进入数字化信息时代，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内部创新不足和外部竞争加剧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数字贸易以数据流动为牵引，以数字服务为核心，为推动中国制造业GVC升级提供了新思路。首先基于“供给侧—需求端—供需联动”角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对数字贸易驱动制造业GVC升级的内在逻辑进行了阐述；其次从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字服务和数据流动角度考察了数字贸易驱动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的实践困境；再次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增强数字技术研创能力、优化数字平台运营环境、推动数字服务产业发展及消除数据要素流通屏障的优化路径，以期为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有益借鉴。     

科技创新助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与战略路径

文化产业转型升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之需。环境技术、支撑技术和应用技术相互渗透,三者协同推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科技创新通过升级机制、组织机制、催生机制、激励机制、融合机制的推动和拉动双向动力机制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生产技术、展示技术和传播技术曾经并正在推动着文化产业演进。中国要抓住全球科技变革的机遇,建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创新文化产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进科技金融,提升文化产业自主创新能力,重视文化产业与科学技术和公共文化的协同创新,助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新工业革命时代全球制造业发展新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新工业革命对人类的技术、思维、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显著影响,也推动了全球制造业发展环境、发展趋势和发展格局的变化。全球制造业出现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高端化和国际化等发展新趋势,制造业格局正随着世界科技变革和产业迁移进行重新调整。新工业革命及其驱动的制造业发展趋势与格局变动,使得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需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和融合提升,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进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吗? ——对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不但可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促进工业升级,还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服务业需求、创造第三产业岗位等路径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采用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和存量密度的提高均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新常态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撑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金融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金融发展通过资本的持续积累和技术的突破创新两条主线,对制造业规模扩张、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金融发展增加资本积累是制造业规模扩张的基本传导机制,产业结构优化通过增量资本和存量资本的动态调整来实现,金融发展能够分散研发创新风险形成合理的创新治理机制。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利用广东制造业28个行业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将金融发展分为规模、结构、效率三个维度,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进一步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制造业升级吗？——基于熊彼特增长理论的研究

制造业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提高综合实力的关键,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并利用“智慧城市”试点这一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推动了制造业升级。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是,数字经济激励技术水平较高的高端技术制造业企业增加研发、创新产出,通过创新带动其收入提升、规模扩大。因此,高端技术制造业相较于制造业中其他类型规模增长得更快,从而实现制造业整体结构升级。在地方高校数量越丰富、政府科研支出力度越大、人才储备越多、市场化程度越高和产权保护越好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