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模式理论视阈下的国家认同建构分析——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工业化进程为例

基于赫克托国家发展的扩散模式理论,以青海海西州工业化进程为例,通过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认同之间动态演进关系的分析发现,民族地区工业化引起的诸多社会结构变迁的实质是中东部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模式向相对落后地区的典型"扩散"。这种"扩散"在消除区域发展差距的基础上,有利于内地与边远地区共同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产生,从而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在以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必须创造条件,使"扩散"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模式融入当地的发展,避免"依赖型"或"嵌入式"经济模式的出现,为国家认同建构提供良好的经济与文化基础。     

现代国家的民族特性

现代国家是时间进程上的,更是类型学意义上的,最终要落实到一种国家类型上,这种国家类型就是取代王朝国家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形态,必然具有深刻的民族特性。在价值层面,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集中表现为“主权在民”原则,即国家政权的建立和运行皆服从和服务于民族的利益。在制度层面,民族国家的权力设置和运行必须体现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民族的主权者地位,同时也要在国家体制中采取特殊的安排来保障国内各个民族的权益。在治理层面,民族国家治理中的民族取向分别表现为国民取向和族群取向,前者指向国族即国民共同体,后者指向国族的组成单元即族群,在国家治理尤其是国内民族关系较为复杂的国家治理中如何处理两种取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行为层面,民族国家的行为受到民族因素制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且形成了趋势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国家在发展中诉诸民族共同体或民族主义,国家行为表现出了突出的民族特性,国家利用民族因素进行政治结盟,国家基于民族文化塑造世界的未来。民族成为了现代国家底层性或本根性的核心内涵,因此要形成完整的现代国家叙事,民族视角的叙事不可或缺。     

社会历史语境对话多重制度逻辑：一个制度变迁的机理探析——以农地产权“三权分置”为例

制度环境包含不同行动者的行为逻辑,制度变迁的机理则可视为既有制度在社会历史语境变迁中形成多重制度逻辑交织的影响。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体系的缩影,也是理解国家治理如何不断现代化的切口。本研究吸收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以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为例,分析国家进程中若干阶段历史语境变换下的制度功能和结构变换,以呈现这一具体领域下制度与人的互动逻辑。通过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分析,发现历史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制度情境概念应用于我国国家制度变革分析时,可以以不同历史时期的行动者互动作为制度情境的具体诠释。     

论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公民的世界公民权保护

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不断将个人变成世界公民。为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格局中保护公民的世界公民权,中国须立足于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在积极参与全球公民社会塑造的进程中,促进世界政治民主化。同时,加强国家形象建设,为公民世界公民权的分享和保护提供来自国家软实力的支撑;支持、规范和引导各种民间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给予民间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公民社会以必要支持,为公民世界公民权的分享和保护提供组织保障;加强公民的世界公民权保护、援助制度建设,为公民世界公民权的分享和保护提供国家制度保障。     

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基于对列宁帝国主义、殖民地理论的重述

沃勒斯坦和布罗代尔基于对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世界体系中发育的研究，构建了偏于经济维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但19世纪中期以降，欧美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构建的覆盖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世界体系，却具有高度政治性。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理论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在这个体系内，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间也有激烈冲突；这些斗争、冲突推动该体系动态演进，到今天呈现为第三世界谋求自主发展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权之间的体系化斗争。动态演变的体系塑造了所有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变迁。社会科学应当超越方法论的国家本位主义，以世界体系作为基本方法。     

全球化的实质和进程与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

应当根据全球化的实质和进程来判断马克思是否具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机制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和深化,由此逐渐形成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并导致各国政治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恰好是对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理论把握,它包括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两个部分。     

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

市场机制的内在机制失灵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困境凸现了政府生态治理的主体角色。然而,以往对政府生态治理意愿与效能的塑造路径局限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理念、体制与机制上。这实质上是传统西方组织理论囿于组织结构研究视角的逻辑作用结果。事实上,政府生态治理过程无法回避政府体制中的核心行动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其意愿与行为将直接影响政府生态治理的政策走向与政策效能。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塑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态治理意愿与合理生态治理行为,从而有效保障政府生态治理的持续性绩效。     

两种文化观的哲学思考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其各别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由此塑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并形成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塑造于不同社会层面上的文化现象,不仅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具有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和广泛的影响,由于“地球越     

经济交往中文化认同理论探微

文化认同是全球化时期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情感,它可以维系一个民族的存在,也可以促进一个组织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达成共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它对于经济交往的重要意义。经济交往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行为,它以民族国家为依托,对促进世界和谐进步,实现人类解放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经济交往各方的文化能否达成认同又对这个过程的顺利实现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本文对经济交往中的文化认同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新时代公共文化治理理路

为夯实文化自信的社会根基,新时代的公共文化治理致力于营造让国人达成文化共识的环境氛围。当前,政府在国家治理进程中不断提升公共文化建设水平,群众藉由公共文化生活持续提增人生意义和自信,文化供给组织凭借多方积累社会资本逐渐谋取发展自信,这些正推动着文化自信的多维建构。而在为民谋福、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引领下,这项治理不仅需要通过消除行政部门行动方式与文化制度理念的偏差来增强治理效能,还应对民众充实人生意义提供强力支持来协助其提升人生自信,并以改善文化供给组织发展环境、提升供给体系创新力来实现公共文化供给的精益化。     

社会学权力理论内在进路述评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是权力理论的两个重要范畴,社会学视阈中的权力理论体现出不断从国家权力中心走向社会权力中心的内在演进理路: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化,权力主要体现为以君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现代社会学在古典分权理论背景下拓展权力主体,将社会组织与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纳入权力主体范畴,自觉促进权力理论的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学进一步泛化权力主体,体现了对权力弥散性的理论认可和愈益试图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促成生活世界中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的理论追求。     

媒介即模型：“人—ChatGPT”共生自主系统的智能涌现

以大型语言模型(LLMs)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在物质技术、内容模态、组织制度与媒介性四个面向上对当前的媒介理论构成了挑战。在海德格尔的“媒介即语言”、曼诺维奇的“媒介即软件”的基础上，大型语言模型之后的媒介理论变革可以进一步通过“媒介即模型”来阐明。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媒介即模型”意味着一切软件都会被接入大模型进行改造。这一观点为媒介理论注入了面向机器学习时代的新解释力。在“媒介即模型”的理论视野下，所有人类行动者都参与到了一个共同信息库的编码之中，并和其他过去的、同时的，或将来的交流行动者共同塑造一个共享的社会信息系统。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制度之一，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范式也将从内容模态对现实世界的知识表征，转向语言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计算生成。从更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论层面来看，“人—模型”之间相互叠加增强的交互方式预示了“人—模型”共生自主系统的崛起，并进一步涌现出群体智能，这是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认识论转型的关键。     

论经济行为与和谐社会

推动科学的经济行为是各领域、各阶层人们实现科学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就国家经济行为而言,其不仅指这个国家的外在的可见的经济活动,还包括与外在经济活动相应的制度、体制、政策、民族习俗习惯、传统文化等在内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活动.从理性市场经济行为的角度出发,在正规制度变革上要建立制度和谐,在非正规制度变革上要建立道德和谐,二者相辅相成.同时,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行为必须要有开明的政治民主环境、开朗的文化文明环境和开放的社会和谐环境作为保证.     

经济交往中文化认同的理论及其探微

文化认同是全球化时期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情感,它可以维系一个民族的存在,也可以促进一个组织的发展,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达成共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它对于经济交往的重要意义.经济交往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行为,它以民族国家为依托,对促进世界和谐、进步,实现人类解放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经济交往参与各方的文化能否达成认同又对这个过程的顺利实现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论文对经济交往中的文化认同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     

当代中国经验下的家庭制度主义分析——兼论贝克尔"家庭论"

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主义理论是经济社会学的两种重要理论视角.在关于家庭行为的分析中,贝克尔坚持以效用最大化、偏好稳定、市场均衡等基本假设为基础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运用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家庭内个体理性选择行为.然而,在制度主义理论看来,贝克尔的理性选择分析忽视了宏大的外在制度性因素以及理性来源的社会性建构,不能有效说明家庭行为.因此,应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立场出发,基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提出家庭制度主义分析下的另一种景象.其中,国家、市场、文化、社会观念等制度共同影响和塑造了家庭行为.     

方法论革命与制度理论的复兴——现代政治学发展视野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在批判行为主义和选择性吸收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申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起点,融合了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行为理论,以行动者为中心考察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坚持功能主义的视角,这也导致其相关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基于组织行为的企业文化构建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不仅要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市场,更要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企业作为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源泉,如何构建企业文化,剔除制约文化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利用企业文化进行有效传播来加深企业的公众认可度,进而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现代企业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为此,本文通过运用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组织行为对企业文化构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不仅为企业文化构建提供理论支撑,还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动力。     

民族认同视阈中的现代民俗艺术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文化同质化和文化断裂的危险，这给民族认同带来了巨大冲击，原有的认同基础已无法完全有效。现代民俗艺术因其民俗性和艺术性的融合，凭其传承性、社会性和象征性而成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能够有效地克服各自单独作为认同基础时的缺陷。在民族认同的视阈下，正视和解决现代民俗艺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民俗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尤其是整合城市民俗和农村民俗共同的民族精神资源，无论是对艺术的民族性、大众性的传承和弘扬，还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塑造，都是十分重要的。     

现代化与腐败的增殖

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在现代化起步之后,特别是在其凯歌行进的时期,腐败现象会急剧地增多。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政治文化的转变与腐败行为的认定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必然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变化意味着社会从对宗教和理念的尊崇转变为接受以实绩为核心的行为准则;意味着社会从对宗教的、宗族的或地域性的狭小群体的认同转变为忠诚于现代民族国家;还意味着社会从对等级观念的认同转变为接受人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这一新观念。这样,根据传统准则可以接受或者合法的行为,用现代标准来审视就成了不能接受甚至是腐败的行为。     

《所罗门之歌》人物之精神分析

托妮·莫里森在小说《所罗门之歌》中塑造了一系列精神异化、人格分裂的人物,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其中主要人物进行精神结构和行为分析发现．奴隶制在黑人民族幼年带来的创伤以及白人主流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念对黑人民族的迫害之深已融入了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成为黑人民族的“超我”,限制和压抑黑人的“自我”和本能,导致黑人精神人格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