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提升了创新积极性——基于福建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满10年之际,基于福建省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实际运行数据,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来验证以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代表的产业政策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方面的实际效果。实证结果显示,产业政策的确提升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政府补贴的政策实效比税收优惠更显著,政策工具对企业创新投入积极性的促进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研究为检验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省域实践的证据,丰富了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性研究,对政府制定、评估与优化产业政策有借鉴意义。     

机器人应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

本文把机器人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研究了机器人应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228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对模型的理论预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区域经济存在收敛情况;第二,机器人的应用促进区域经济加速收敛,有利于缩小区域间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第三,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收敛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还提出对企业购置工业机器人给予财政补助、对工业机器人采用加速折旧或对工业机器人折旧采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着力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政策建议。     

软件产业的发展:从产品到服务

软件产业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产业,面对全球化软件产业价值链的上移以及核心软件技术从产品向服务的转型,发展软件服务业有助于中国软件企业跳过基础软件薄弱、知识产权保护缺失等难题,为中国软件产业融入国际软件产业链条高端提供机会。利用2003年—2012年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人力资本及外部经济环境对软件产品和软件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产品和服务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东部与中西部存在显著差异。软件产业发展成熟的东部地区,软件服务竞争力强于软件产品,发展相对不成熟的中西部地区仍以软件产品为主导。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逐步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29.6317;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11.4741,直接效应为11.5540;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差距正在逐渐收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还有较大的结构性红利空间;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重塑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提高研发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世界级先进水平的制造业集群。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市场化、地方政府努力方向与产业结构升级

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受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双重影响。利用1978—2014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及其在市场化作用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倒U型影响,即存在门槛值;市场化机制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修正,消除门槛值,保障产业结构升级的持久趋势;产业结构升级还存在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市场化和地方政府努力方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显著,而东部地区不显著。     

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对几种制度因素进行度量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9个样本地区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果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产权多元化和市场化有助于经济增长,而在经济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对于中西部地区,政府适度干预有助于经济增长,总体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水平呈倒U型关系。     

政府补助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影响与对策分析——以广东省G开发区为例

生物医药行业是继互联网产业发展之后,全球产业竞争的最大亮点,已被我国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广东省某市G开发区的生物医药企业为调研对象,系统研究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研究发现,因为尚未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地方政府只能采用以补助为主的政策措施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但由于存在信息费用的约束,补助政策带来了一些负面效果,未来的政策取向应由补助政策转向放松管制、营造产业环境的重点上来。     

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问题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未来产业发展方向,而自主创新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突破制度性障碍,切实加快体制、机制的创新;二是,突出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打造高端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三是,着眼于新兴产业发展和技术应用的方向,围绕全产业链条支持产业自主创新;四是,促进科技和金融更紧密结合,充分发挥金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中的促进作用;五是,着力培养和引进富有创新能力的各类人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储备人才;等等。     

中国南北发展分化：政府干预视角下的异质性创新激励效应

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在2008年后出现的显著分化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文章基于2008年后中国南北区域暴露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和地区内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分化的典型事实发现：从总体层面来看,2008年后,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化改革进程所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现象,对北方区域企业创新活动造成较突出的阻碍效应;从区分南北区域不同企业样本组的角度来看,中国南方区域较弱的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内微观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而北方区域较强的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内微观企业创新造成了显著抑制效应。这验证了中国南北区域之间差异性的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内企业创新活动所产生的异质性激励效应,从而深刻揭示了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分化现象背后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行为所导致的异质性创新激励效应的关键动因。     

内向型FDI、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竞争力

测算我国产品贸易竞争指数发现,我国产品出口经历了从比较劣势到比较优势的转变过程,至今仍不具备较强的竞争力。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影响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因素中,内向型FDI的增长强度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幅度呈负相关关系,滞后一期的内向型FDI对出口竞争力有负面影响但不显著,汇率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影响但影响幅度较小,主要原因是外资企业在华FDI的主要动机在于寻求广大的中国市场,而非出口。另外,内向型FDI的增长带动了跨国公司对国外子公司零部件或原材料的进口,从而促进了中国产品进口总额增长;但同时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最终产品消费市场,导致对进口增长的影响高于出口增长,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增长缓慢。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内向型FDI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移; 鼓励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产品出口,进一步提高零部件和半成品本土化率,限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进口; 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推动人民币结算或多种货币结算方式。     

民生财政支出的幸福评价——基于CGSS(2012)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构建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考察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是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居民的收入越高,民生财政支出对提高其幸福感的作用越强;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较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稍强;民生财政支出对于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对提高城乡居民幸福感的作用不显著。     

低碳经济下欠发达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具有战略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目标的必然选择.在后经济危机时代,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增强经济欠发达地区区域经济竞争力,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整个区域经济的快速崛起.     

中国区域市场化差异的经济效应研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推进经济市场化的过程 ,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距。市场机制促使各区域要素按要素收益率原则流动 ,在我国二元市场空间结构和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滞后条件下 ,无论是市场化还是全球化都会产生中西部稀缺要素 (资金、技术、人才 )的净外流趋势。政府区域调控 ,缩小由市场机制造成的地区经济差距 ,关键点是提高中西部要素边际生产率 ,使中西部稀缺要素按市场规律自发流入 ,从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中构建政府调控与市场对接的区域协调发展运作机制。     

行政审批改革、法治和企业创新绩效

制度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观点被广泛接受,相关的经验分析却比较有限。本文以1997年以来中国326个地级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尤其关注进行改革地区的法治水平所产生的作用。经验结果表明,地区法治水平对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始终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改革只有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在高法治地区才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在改革后三年会持续存在,并且,这一改革对非发明类专利的影响更大且更为显著。在作用机制方面,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不是提高研发效率而实现的。本研究表明,法治作为约束政府权力的重要机制,对于行政审批改革促进企业创新发挥着关键性条件作用。而研发投资回报率相对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提高亦是行政审批改革促进企业研发绩效的重要条件。     

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的金融支持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各国经济复苏的战略选择,自主知识产权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然而,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如何增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金融支持便成为我国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关键。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过程中,必须加强科技金融支持,以期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产权化、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     

期货投资、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期货投资对实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发现：开展期货投资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并因企业产权性质、所属行业与地区市场化程度表现出异质性。在传导机制上,期货投资主要通过稳定企业现金流、提升市场化水平两种途径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充分利用期货投资并发挥期货公司和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出口退税改革可以减轻中央政府的退税负担吗?

20 0 4年的出口退税制度改革将使出口企业退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出口退税将激起地方政府鼓励出口的冲动 ,现行分税制并不能完全消除这种冲动 ;以前的出口退税制度并不存在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税收转移问题 ,相反 ,分税制的实施有可能使税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在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 ,分税制也不能真正减轻中央政府的退税负担 ;为保证分税制的顺利实施 ,中央政府还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跨地区的退税问题、地方政府间的退税分担机制问题和地方政府的逆向选择问题。这些都要增加新政策的执行成本 ,降低退税制度改革的效率。     

政府贸易促进措施与中小企业出口绩效——基于长三角企业的实证研究

从微观企业角度出发,对我国政府的贸易促进措施与中小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出口退税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出口绩效,出口退税额增加1％会使中小企业出口额增加0．058％;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出口绩效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中小企业出口绩效随着企业规模增加而增长,电子和纺织行业中小企业的出口绩效要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研发费用投入较高的企业出口绩效却相对较差等。     

西部开发的机遇和市场化改革

中国东西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国家投资和对外开放的地区倾斜政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政策上对地区发展的战略性调整是西部开发面临的机遇.但地区差距扩大的根本成因在于东西部地区市场取向改革的差距,因此,深化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提高其竞争力,才能真正缩小地区差距.     

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的政策评价与取向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的举措,其实施效果直接决定着我国今后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与未来的国际地位。而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定科学的产业组织政策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的政策取向是：在发展初期,宜实行适度集中的市场结构政策,逐步实现充分竞争;鼓励民间资本准入,同时严格政府主导的市场进入,建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稳定有序的竞争关系;着力抑制国际垄断势力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竞争秩序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