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舟与归处：论艾朗诺的李清照研究

艾朗诺的李清照研究以《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为集中代表,该书极大地弥补了汉学界较为薄弱的宋代文学研究。艾朗诺立足女性主义视角,以独到而精细的文本分析,试图破除传统的自传式解读,为李清照这一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基础,但有时也会陷入过度阐释和循环论证。其研究理路的适用范围,值得进一步的重视与思考。在研究空间方面,关于后世能文女性对李清照的接受,仍有可供探寻之处。     

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论钱锺书与比较文学的真精神

钱锺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坚决的反"中体西用"论者,具有开放的中西文化观。对于其重中西互证的文学研究也有着方法论意义上的明确认识,如他上承郑樵、章学诚为学贵"通"之说所提出的"打通"论即是重要体现。概而言之,钱锺书的研究方法无法以"比较文学"方法论涵盖之,但他在文学研究中突破中西、古今、文白、雅俗及学科、文体分际等诸多藩篱的"出位之思",却又充分体现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通天下之志、明艺文之道的真精神。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论苏轼的政治哲学

美国汉学家Ronald Egan(艾朗诺)通过考察苏轼所写的策论和《东坡易传》,探讨其政道一体的政治哲学,论析苏轼政治哲学的思想内容与重大价值,着重阐明苏轼道源乎情、情性一体、性无善恶、礼基于情、治基于道的核心思想,高度评价苏轼尊重民意、顺应民情、深结民心、畅通言路、杂语共生、治贵无私等政治主张的重大价值。体现出艾朗诺独特的研究视野、方法理路与价值判断,可为国内苏学提供他者的镜鉴。     

"管锥"之功与会通的"钱串"--会通效应通论之三

以"管锥"之功求打通,钱锺书是其代表.他的学术方式是见微知著,以微引博,强调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是一种共时性的横通,他的打通的意义在于融通更深广的人类心智和文化,不在于把学术变成一个体系,而在于把学术变成一个过程.钱穆以"钱串"之喻说会通,主张以纲要将杂乱零碎的材料贯通之,贯通的生命和灵魂则是材料背后隐含的文化.如此追求决定了他大处着眼,时空上纵横贯通的学术模样.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锺书的“文心”及其历史意识

钱锺书屡次标举的"文心"概念代表其学术思想本质的两大特征:形式主义和心理学维度。这两个特征体现在他的文学史观、批评实践和互通的文化观等方面。具体而言,钱锺书认为文学史是精神心理影响下文学形式的演化过程,与现实社会历史无关,他的批评实践多用语义分析法,重视文本内部和不同文本之间互文性,并习惯借助心理学概念,发掘普遍心理和事理,但追求普遍性和固守文本是对具体历史语境的摒弃,而钱锺书打通的文化观,因其立足于各类文本共有的文学性和普遍的精神心理,同样忽视了历史。所以,虽然史学是钱锺书学术研究的畛域之一,但他的学术思想和实践具有反历史主义的维度。     

中国翻译理论五十年:回顾与展望

本文对过去50年的中国翻译理论做了有益的回顾.它大致可以分为文革前与后两个时期.傅雷的"神似说"到钱钟书的"化境说"可视作是对传统信、达、雅的突破.文革前的翻译理论总体上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局限于经验式、感悟式的散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翻译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先后经历了80年代以介绍西方翻译理论为主的觉醒期,90年代反思期,新世纪之初的全面建设期,正逐步走向成熟.展望未来,翻译研究必将有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西译论的有机结合和文化研究将会更加引人注目.     

经典诠释与人性义理的伸展——以王安石人性论为个案的考察

王安石人性论可由性才、性情、性命三个向度展开考察与分析。在性才关系上,他将"上智下愚不移"做了德性与智识的区分,从而打通了"上智下愚不移"与"性相近,习相远"墙壁且使二者成为一片,并积极地处理了智识与德性的关系。在性情关系上,他认为性情一体,肯定情的合理性,而性不能善恶言,从而超越了孟荀的人性论,否定了李翱的性善情恶说,启迪了朱熹的"心统性情"说。在性命论上,他整合了孟子与扬雄的性命论,调动了"性"的主体性,激活了"性"的内在力量,从而将性、命所内含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加以处理,并诱发了陆王心学的主体性。因此可以说,王安石的人性论的确将儒家人性学说引向了深入,具有里程碑意义。不难发现,正是接受经典的博大气度、即经问旨的解经方法、人心至上的解经目标、生命洋溢的解经路径等成就了王安石在人性论上的贡献。由此,经典诠释与儒家人性义理之内在关联便再次被证明。     

从"哲学"用语的定译看翻译之可能--兼论大学外语本科教学中翻译学科建设问题

不同语言间的翻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通过追述近代日本大思想家西周翻译"哲学"这一重要用语的思索过程以及现代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对话,揭示翻译过程"语言转换"与"意义转换"的深层内涵在于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选择.翻译直接影响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和对话的水平,因此,以提高大学外语本科教学中翻译学科建设为基点,是培养合格的优秀的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     

论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

典雅精炼的文言与明白晓畅的白话兼用,是钱锺书批评著述重要的语体特征。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指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对钱锺书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深入反思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文学批评的语体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钱锺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

虽然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王渔洋神韵说的理论渊源之一,但严羽在《沧浪诗话》里却并没有正式提及神韵一词。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多处征引的严羽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从文献上考证,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已经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由于钱锺书在学界的权威地位,有些研究者未加辨别就直接引述了钱锺书的错误观点。事实上,神韵这一概念范畴在严羽所处的南宋尚未出现,但严羽的诗论主张与神韵说确有着密切联系,而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论述神韵的相关内容,则是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     

食人主义理论与张爱玲的文学翻译

巴西食人主义翻译观主张在欧洲文化的基础上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创造性地翻译,进而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模式。现代作家张爱玲的翻译作品《老人与海》中也存在越界性创造和叛逆的"食人式"翻译行为,与食人主义理论十分契合。     

“非线形阅读”与钱锤书文学批评的双重语境

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倡导的双重语境下的“非线形阅读”,对文学接受意义重大。资料表明,钱锺书不仅具有足以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相互对话的思想,而且其文学批评也体现出“非线形阅读”所具有的语境的广博性与多重性;此外,钱锺书还注意到过于强调双重语境所带来的阅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马克思思想的近康德式与近黑格尔式解读:冲突与融合——以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为视角

近康德式与近黑格尔式解读的冲突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在于两种解读遵循了从马克思思想出发寻找与康德或黑格尔思想关联的"平行进路",把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默认"为"直线型"或者"跨越型"。对此,我们选取"康德和黑格尔思想关系问题"为视角这一"颠倒式解题进路",扬弃国际学界关于二者关系的"衰落说""完成说"和"变革说",以黑格尔对康德批判的文本为依据,论证出康德与黑格尔关系的"断裂说"。以此观之,马克思思想实现了对于"断裂"的承认、弥合和超越,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得到重新理解,近康德式和近黑格尔式解读的冲突也得到合理融合。更为深远的思虑是,整合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为未来研究带来宽广空间。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围绕"创造性叛逆"问题,形成了"忠实派"与"叛逆派"的理论论争。两派论争活跃了译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与问题。"忠实派"的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实践要求,"叛逆"派理论则是对翻译成品即"翻译文学"的描述,但两者却将各自的主张绝对化。特别是"叛逆派",将翻译中的一切"叛逆"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肯定,没有看到翻译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叛逆",一种是"创造性叛逆",另一种是"破坏性叛逆"。而只有看到"破坏性叛逆",才能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纵观中外翻译文学史,翻译中的"叛逆"逐次递减,叛逆中的"破坏性"逐次递减,是人类翻译发展进步的基本趋势。     

“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围城》的语言策略

钱锺书的《围城》不是一部方言小说,尽管其独一无二之处恰恰在于主人公流浪汉式旅行涵盖了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来自北方的人物也不少。《围城》语言策略值得注意之点是钱锺书很少让小说人物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而尽量让他们说南腔北调中西合璧的国语。《围城》中的方言土语就像鬼魂和影子一样藏在国语背后。虽然作者在某些场合不得不偶尔使用方言,但也尽可能削弱方言的影响。吊诡在于这种超方言写作也能揭示蕴藏于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当北方作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时,南方的钱锺书却和他的人物一起学习正在形成中的国语。两种不同的学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语言遗产。     

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范式"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究的启示

在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对话范式"一跃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等主张只是揭开了当代西方哲学对话范式这首交响乐曲之序幕的话,那么马丁·布伯的"对话主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话伦理学"则以共同的理论旨趣把这首交响乐曲推向了高潮与极致。对话范式不仅是诸多人文学科走出自身困境的不二法门,同时也是中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重构的新的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时代进行"问题式"对话,与不同哲学形态进行"交往式"对话,与解释者进行"解释学"对话,才能使自身勃发生机与走向当代。     

“境界”说与王国维之语源与语境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20世纪文论学术史的热点话题,在中西学术传统中追源溯流,在古今流变中考量其内涵,成为学术史的核心内容。而王国维本身在早期译著中所使用的"境界"一词及其内涵的变化,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形成所可能产生的作用,则素不受重视。王国维在早年翻译的数部日人著作中,"境界"既可以指称地理之边境边界,也可以指称知识的范围,也有作为等级、状态来使用的情况。王国维自己也在文章或著述中,以等级、状态、范围作为"境界"的基本内涵。"境界"说的最终形成,不能脱离王国维自身使用"境界"一词的语源及其发展。"境界"说的内涵及其与传统诗学的关系也只有在《人间词话》的具体语境中,才能得到切实的理解。     

地方志与当代小说的体式创构

近些年来,不少作家返归中国文学古典传统,从方志、历史典籍、地方文献中吸收创作资源,创作出不少具有地方志元素的"类方志"小说。类型上有"志书体""条目体""嫁接体""副文本"几种形式。这类小说,因为打通了与地方史学、地理学等的联系,形成一种层累化的历史复合文本,构成古今的对话与话语激活关系,开阔了小说的审美空间。但是,因为作家处理历史文献的学力、才识有限,不少作品存在文献处理和创作转化上的严重问题,或随意肤浅,或泥古不化,影响到当代小说的创作品质。     

从对话范式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路径的三个维度

任何思想、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对话"这一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例外.以"对话"为基本路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包含这样三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二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