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及民国时期浙江茶叶初级市场与出口茶埠变迁

清代及民国时期是浙江茶叶经济大起大落的关键时期。受茶叶外销的刺激,浙江形成了散布产区、较为广阔的茶叶初级市场。产区所产茶叶集中到初级市场后,再汇集到宁波、杭州、温州三大茶埠。但从发展趋势来看,浙江茶叶经济无论是茶叶生产、茶叶初级市场,还是出口茶埠,最终均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清代山西的商业城镇——太谷

太谷自古就是山西著名的商业城镇,清代至民国时期商业发展到鼎盛,城内店铺林立,商业贸易活动繁盛。清代中叶,随着票号的创办,太谷县城逐渐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从现存于太谷县城外净信寺的一批碑刻资料入手进行分析和研究,可以还原清代及民国时期太谷城内的商业面貌,并考察出太谷籍商人的行商地域范围。     

清末新疆私茶案件与地方政府应对

清末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主要包括湖南安化官茶交易、晋商私茶贩运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呈现出国内茶商与俄国茶商之间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其中官茶滞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晋商大量贩运私茶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导致茶叶倒灌的结果。这一时期私茶案件的大量涌现,反映的是清末新疆地区茶市的混乱,具体表现为经济贸易纠纷频繁,中俄商人之间、当地民众与俄商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清末新疆茶叶市场的乱象,根源于清廷及新疆地方政府应对的缺陷。     

清代广东口岸贸易中的婺源商人群体

清代中叶,开赴广东的婺源商人以贩运茶叶为主导,适应了口岸贸易的需求。经过长期的经营,婺源商人形成了具有显著乡族特征的利益群体,并逐渐与各色社会群体结成一定的关系网络,较为有效地应对各类商业风险,推动了广东口岸贸易的发展。近代以后,茶业受到冲击最大,贸易重心逐渐转向上海。墨业的持续时间可能是最长的,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行业表现的分异,表明了旅粤婺源商人群体的鼎盛期和转移期都有明显的外力拉动。他们凭借灵敏的商业触觉和多重关系网络,谋求长途贸易利益,成为联结内陆山村和外贸口岸的重要力量。     

论明清时期的茶叶政策

明清茶叶政策的特点是既有唐宋以来茶政的传承性,又有其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后出现的变异性。导致明清时期茶叶政策发展变化的原因在于当政府控制力减弱、茶禁松弛而无法维持掠夺性的茶马贸易时,封建政府便只好借助商人的力量运茶输边,如此更加削弱了官府对茶叶的垄断,茶商势力乘机而起。而明清茶叶课税的递减,也反映了这种因社会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官府垄断削弱、自由贸易兴盛的趋势     

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

清前期广州的中英茶叶贸易杨仁飞茶叶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史上一项主要的出口商品。１６８５年以前，我国海上茶叶贸易主要为荷兰、葡萄牙商人所控制。英国商人虽从１６５８年起想通过广州口岸直接与中国从事茶叶贸易，但由于受到葡商的排挤和清廷的限制而无法在广州进行。...     

清代茶政简论

茶政,又叫茶法,是历史时期政府有关茶业的经济立法,包括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涉及茶业管理机构的设置,茶叶的生产、贩运、销售,茶税征课名目的变动,茶叶缉私等内容.唐宋以降,茶政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之一.清代茶政因袭前代旧制,但也有所更张.     

近代兰州地区的茶叶贸易

自唐宋以来,兰州地区的茶马贸易,使历代封建王朝达到了“睦邻不以金缚,控驭不以师旅”的目的。茶马贸易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安定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那么,近代兰州地区的茶叶贸易状况如何?有些什么特点?对经济发展有何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疏漏错误之处,望不吝指正。一、左宗棠整顿甘肃茶务及兰州茶销业的复兴到清代末期,兰州地区的茶马贸易逐渐失去昔日的繁荣,开始走上衰败的道路。一方面,由于兰州茶叶的主要来源地——湖南、湖北、陕西、四川一带,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太平     

清代山西商人行商地域范围研究

山西地狭人稠,农业生产供给不足。从明代起,即有大量人口外出经商,商人地位逐渐上升,“经商”观念渐渐被大众所接受。清代,山西重商风潮更劲,多数县份都有人外出经商或在本地〉-7贾。清代山西商人的行商足迹遍及京津、鲁、豫、两湖、江淮、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并拓展了蒙古市场及俄罗斯贸易区。     

旅汉粤商与晚清汉口茶叶贸易

晚清旅汉粤商主要以茶业起步,为汉口“茶叶六帮”之首。通过对其与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宁祁茶叶贸易互动之考察,可知粤商既从事对英之红茶贸易,亦涉足对俄之青（米）砖茶贸易,对近代新式商人组织汉口茶业公所之创建,出口华茶品种改良及技术革新等方面有突出影响,催生了“兴商公司”这一近代汉口最大的华资机器制茶公司。同时,晚清旅汉粤商虽以华茶出口业起步,但并不局限于此。他们与外商联系密切,营业也随之而调整变化,参与了晚清中外军火贸易、轮船航运、机器纺织、城市房地产开发等新式行业的创设,为汉口城市近代转型做出了贡献。     

金石碑刻画像所见茶文化分析

金石碑刻画像中的茶文化资料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它的价值特突,内容丰富,主要包括茶叶生产、茶叶贸易、茶字演变、茶政茶法、茶叶消费、茶叶礼仪、茶叶传播以及荼事活动等方面,应该引起学者的重视.     

谈鸦片战争后闽江茶叶贸易对福州港兴衰的影响

<正>茶为闽江上游山区的传统产品,其中武夷岩茶又是茶中极品。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使国人与外商坚信福建茶叶出口将会节节攀升,并逐步推向鼎盛。然而,茶叶对外贸易之路并不像之前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一帆风顺,也经历了从贸易低潮到贸易鼎盛,再到低潮这样一个波折发展阶段。     

宋代的茶禁与茶户、茶贩的反抗斗争

(一) 唐宋时期是我国茶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那时候,饮茶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制茶业和茶的贸易也很发达,茶叶的生产和流通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市贸易,宋比唐更为发达,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有茶的互市。茶的输出国外也比唐代有所增加。北宋李觏曾说:“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王安石也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足见用茶之普遍。     

屯溪致中和茶号、正源茶庄与古歙长坞谢氏

清中叶以来,徽州各县及其毗邻浙赣两省交界区域所产茶叶,大部在屯溪集散。茶季的屯溪街,茶号、茶庄、茶行林立,茶叶加工精制与运销贸易均盛极一时,“屯绿”名茶亦应运而生,饮誉海内外。至清末民初,为“屯绿”外销之鼎盛时期．屯溪也因茶业兴盛而赢得“茶城”之誉。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与历代中央政权扶持,西藏地方政权及贵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相适应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西藏独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清代民国时期,佛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城市空间布局上,还是在城市居民的思想精神上,都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烙印。     

中俄茶叶贸易初探

中俄是两个相邻的大国,在近三百年的交往中茶叶贸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中俄两国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因此,探索一下中俄茶叶贸易的历史,对于研究中俄经济史乃至中俄关系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十六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浙,茶叶很快传入欧洲。1618年中国茶叶首先经荷兰商人由海路传入俄国,1638—1640年俄国使臣到达我国西北地区,阿勒     

论清史馆《食货志·茶法》对清代“茶法”的重新定位

清代茶法研究历经百年,但其重要复杂内涵仍需开掘。清代茶法基本文献之一《清史稿·食货志·茶法》,对相关研究影响较大,但学界对其论述价值的认识尚不充分。利用前人少有关注的清国史馆《食货志·茶马》系列档案,可深入讨论清代国史对茶法的书写问题。《清史稿·食货志·茶法》承袭国史馆《茶马》档案而成,但重新定位了清代茶法。清国史馆《茶马》档案将茶马之政定位为安定边疆、充实战备的国计要政。《清史稿·食货志·茶法》的纂修处在茶叶成为商品,但民初华茶衰落的背景下,有史学经世之志的纂修官姚永朴,转而强调振兴茶业的民族商业意义。     

一份关于茶叶的“移文”

在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张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二十一日，休宁县官府发给屯溪茶厘局的“移文”，内容是关于英国商人来徽州经营茶叶的相关事宜，可谓是见证徽州茶叶外贸的一份珍贵历史资料。     

唐和五代时期四川的茶叶

一、茶业生产的大发展 四川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从先秦到两汉都只有四川才有种茶和饮茶的记载。魏晋六朝时期四川的饮茶活动才传入江南地区,其后又由江南传入华北地区。到唐代,饮茶活动已遍及全国。“茶之为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蠲渴乏,难舍斯须。至于田闾之间,嗜好尤切。”人们对茶叶需要的增长,促进了茶叶生产的飞跃发展。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时期,并且形成了我国盛产茶叶的局面,在全国形成了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江、黔中、江南、岭南八大产茶区。中唐以后,茶叶贸易已相当繁荣,茶叶经济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封建政府正式开始征收茶税,并把茶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适应整个社会对茶叶经济的普遍重视,专门记述茶叶生产、     

清代江西商人的漆器经营

清代漆器的制作与生产较之元明时期更为繁盛,以官办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已逐渐为民营手工业所取代。从百姓日常之用度、朝廷御贡之品玩以及外销于欧洲诸国的贸易品来看,漆器的需求量是十分巨大的。但与同时期的大宗商品如瓷、丝、茶、粮、盐等相比,漆器业往往又容易让人忽略,其贩运路途之长而广、经营手段之繁而杂,多是由江右商人进行统筹与协调,最终保障了各地漆器的商品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