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缘身认知科学计算表征观——基于哲学和其它学科基础的考察与分析

文章以哲学渊源为研究始点,重点对非缘身认知计算表征的两种重要研究范式的哲学和其它学科基础给予考察和分析.认知计算表征思想有其问接和直接的哲学渊源.尤其是笛卡尔身心二分法和霍布斯的"推理即计算"以及早期分析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对认知计算表征思想产生直接哲学影响.就其学科基础而言,早期认知科学各个学科为心智数字计算表征的符号主义、功能主义和认知主义研究范式奠定了理论基础.脑神经科学的研究为心智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研究范式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持,从而使它们成为非缘身认知科学的两个重要研究范式.     

模糊的“范式”——再论库恩的“范式”

当我们想当然地使用"范式"时,多半未曾想过"范式"到底什么意思;"范式"其中文字面意思是典型的样式,"典型"本是具有明确的意思,然而人们对"范式"的随意使用却表明了它涵义的模糊性;笔者通过考察"范式"概念的变迁引入了关于"范式"的模糊性问题,然后再主要考察了"范式"概念的模糊性根源这个问题,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回答此问题:一是"范式"的模糊来自于纵向的"整体主义"视角;二是"范式"的模糊是因为范式本身来自于横向的相似性;三是"范式"的模糊是因为它是一个循环式的概念。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研究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可以为理解、阐释和适用民间法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在本体论层面,它坚持从结构与文化的多元主义,以及地方性与过程性的微观主义进路理解民间法.在知识论层面,它强调在参与观察中发现与产生民间法知识,再借由三种不同的论证模型对发现与产生的民间法知识予以科学性论证.在方法论层面,它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民族志呈现不同的书写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展开“文化-功能”与“历史-过程”阐释.建构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与话语的体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建构的逻辑——基于行政过程论的考察

针对我国文本规范之下行政决策责任建构于对决策法定程序与决策结果的关注,未能对基于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的特点而出现的特殊问题进行较好的回应,缺乏对行政决策作出过程把握的问题,引入对"行政过程论"这一理论范式。行政决策责任在这一范式之下,由目标责任、过程责任与结果责任三阶段责任所构成的决策责任内容为行政决策责任制建构奠定了逻辑起点;通过对决策行为前端、中端与终端过程的把控,实现了对行政决策责任的内容动态与全局的构造,三个阶段的责任类型既互相独立又前后相继并循环往复,行政决策责任建构的基本逻辑按照"目标主义"、"过程主义"与"结果主义"的进路同时进行。     

对环境社会学范式的反思

有关环境社会学的范式研究,对于把握其学科的边界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考察环境社会学的创始人及先驱者们对"研究主题"的阐述,有助于我们从中理解学科范式的基本特征,即:关系(行动)主义与制度主义。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既应当注重在多元化的研究领域中保持学科自身的范式特征,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宏观制度层面的探究。     

民主在中国的谱系(下)

三、伦理革命与庶民主义 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中体西用"论者来说,宪政只是一种从西洋文明引入的"有用的"制度,其作用是要保卫和保守中国文明之"本体",也就是所谓"保种""保国""保教".进入20世纪之后,原来意义上的"体用说"动摇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保种""保国""保教"的内在涵义,对民主的认识也逐渐从实用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     

非缘身认知科学的计算表征范式——基于学科基础和范式建构的考察与分析

非缘身认知科学计算表征范式是哲学认识论的当代延续,它有其间接和直接的哲学渊源。从学科基础来看,形式逻辑学、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生成语言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用经验研究方法为非缘身认知科学建构化提供了计算表征思想,从而使认知科学在建制化下形成心智数字计算主义表征和心智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在拓展科学哲学研究空间,为哲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发展机遇等方面具有重要认知意义作用。     

如何理解“空间转向”概念?——以阿尔都塞理论为视角

纵观以往对"空间转向"概念的研究,学术界要么是以具体人物为标志,要么是以具体论题为界限来进行探寻,其中,以福柯、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等人的思想作为研究所集中关注的热点,然而,却忽视了以阿尔都塞的理论为视角展开研究。以阿尔都塞理论体系中的"总问题""理论实践"和"断裂"这三个重要概念为切入点,在思维范式的层面来理解"空间转向",可以将"空间转向"界定为是不断与现有压迫力量进行着持续的断裂、不断审视、反思和改造自身并展望着未来革命可能性的一种文化实践。     

科学哲学:从表征走向实践

在科学观问题上,科学哲学中存在着两条进路:第一是表征主义进路,其特征是将科学视为表征,因此,其主要任务是为这种表征寻找一个基础,其主要代表学派是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第二是实践主义进路,其特征是将科学视为实践,在此基础上,科学的本体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合二为一,进而,科学就成为了一种情境科学.前者代表了一种规范性进路,后者代表了一种描述性进路.     

论山水诗主体观物心态的转变对抒情范式的影响

山水诗产生以来,抒情主体的观物心态,经历了把山水客体化(晋宋)--情感化(盛唐)--人格化(宋代)三个阶段,抒情范式也相应地表现为排偶手法--拟物主义--拟人主义.从谢灵运、王维、杨万里三位诗人作品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山水诗中主体的观物心态是导致抒情范式嬗变的重要原因.从中窥探出山水诗创作的独特意义以及其发展中的特征.     

大数据的新经验主义进路及其问题

大数据的新经验主义进路强调数据本身的自足性与独立价值,进而把科学研究的新范式界定为"数据-驱动",以区别于传统科学研究的"理论-驱动"模型。在大数据主义的这一新经验主义解释中,"观察负载理论"观念受到质疑,经验数据重新成为认识论的决定性环节。随着大数据主义的深入发展,科学的认知形式由个体主义认知转向社会群体的分工与合作模式,而其相应认知范式也由对自然的因果规律研究转向对数据间的关联性探索。     

现代货币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一轮“两个剑桥之争”

2019年以来,现代货币理论异军突起,围绕"财政政策应坚持平衡预算还是功能财政""政府开支面临融资能力约束吗""菲利普斯曲线存在吗""扩大政府赤字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金融稳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何者更有效"等五大问题,与主流经济学展开"大争论"。此次争论固然有两派之间对具体经济问题存在不同理解甚至部分误解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后凯恩斯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范式之争,是20世纪50—60年代"两个剑桥之争"的历史延续和现代翻版。放眼未来,我们必须跳出理论看理论,以经济实践为遵循,在两大理论范式的相互攻错中加以比较和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寻找更有益于经济发展现实的经济规律。     

科学发展观:新世纪中国发展政策的新范式

本文旨在运用政策范式概念,分析中国发展政策领域的范式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政策经历了两个明显的范式阶段:单纯经济增长(GDP主义)政策范式(1978-2003),以及正在形成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新发展政策范式(2003年开始)。自改革开放伊始,发展政策主要由追求GDP数值所主导,权力下放和市场化是主要的政策工具。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出现的急剧变化,使得GDP主义政策难以为继。旧的政策范式受到了挑战,政策制定者们在寻求新的政策范式。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发展政策范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出现的范式转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的平衡。     

王国维对中国哲学核心范畴的解释尝试

由于文学和历史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国维在哲学上的努力经常被忽略,但从解释学的角度,王国维所提倡的非"功利""纯学术"的路径,则是他想要使中国现代学术进入主动创造的基础。因此,他通过借鉴自己所吸收的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范式,对中国思想的三个核心概念"性""理""命"作了截断众流式的新理解。虽然方法和问题的结合略显生疏,但其开创性局面已成为后来中国哲学问题的重要来源。     

炫耀性消费:竞争策略还是规范遵从

凡勃仑提出的炫耀性消费概念虽被广泛运用,但其含义却充满模糊之处。相应地,学术界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包括竞争主义范式的解读和规范主义范式的解读。本文通过两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揭示了竞争主义范式和规范主义范式在解释力上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的场域逻辑的观点。     

论实践作为哲学概念的理论意蕴

由于对生活实践的态度不同,西方哲学史上出现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大传统。马克思哲学属于实践哲学传统。由于理论把握实践的进路不同,出现了理论把握实践的三种范式,即伦理—行为范式、技术—功利范式以及马克思唯物主义所代表的生产—艺术范式。对实践概念的解释贯穿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准确理解实践概念的理论意蕴,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研究——以对“跟进式教育”理念的剖析为例

范式理论是在对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波普证伪主义等学科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范式的酝酿、确定、竞争和转换,成为了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四个主要阶段的标志,为科学历史勾画了宏大的发展图式。"跟进式教育"理念的诞生,既包含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自觉反思、理性思考与科学选择的结果。"跟进式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为根本信念,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与评价标准,采用独特的思维模式、观察视角及操作模式,全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层面发生"格式塔"转换。     

海德格尔时间性的缘起

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的缘起有三条进路:从“时间概念”到《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进路,时间性呈现为源始的、自在自为的“出离自身”本身;恩典时刻(Kairos)的进路,“本真的当下”显示出深厚的神学渊源;作为《存在与时间》导言的《康德书》进路,引入有限性使此在自身时间化得以完成。文章在区分了两个概念Zeitlichkeit和Temporalitaet后,主要论述了后两条进路。     

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

自由、平等和民主是最基本的政治哲学概念。就民主理论而言,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处于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就自由和平等而言,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试图取代古典自由和新自由主义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第三种范式。     

从“茗饮”到“品茗”——中国古代关乎“茶”之饮用诸概念演变史考略

中国古代关于"饮茶"有哪些主要说法?其最初的概念是什么?所谓"品茶"与"品茗",究竟是否同义?它们最初出现在什么时代,载于哪个文献?诸如此类的问题,本应成为中国茶文化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议题,但却始终被相关研究者所忽视。实际上,"茗饮"是表现喝茶的最初概念,它出现在南北朝时期。自唐代茶文化兴起之后直到清代,在"茗饮"之外,又先后出现了"茶饮""啜茶""吃茶""饮茶""品茶""品茗"等提法,其中使用最多的是"茗饮""啜茶""品茶""品茗"这四个概念。清代以后,此前的"茗饮""啜茶"概念基本消失,"品茶"与"品茗"两个概念则广泛流行,而成为时至今日表现喝茶的主要概念。不过,若就其最初意思细究的话,则"品茶"范畴要大于"品茗":"品茗"只是一种文学性表现,仅仅指向茶汤的品鉴,而"品茶"则包含对于茶叶的鉴别、水的选择等。总的来说,当原本作为饮食文化的茶文化进入"品茶"或"品茗"的境界之后,茶作为物质享用品的意义就会逐渐减弱,饮茶的主体性审美与精神性追求意义便会大大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