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地流转监管主体的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已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由于农地流转不仅关系到农村的稳定,更是与整个社会共同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该文主要是基于农地流转监管主体的现状,及监管主体困境产生的动因出发,以"主体—权力—责任"为研究范式,从监管主体定位、权利配置、责任追究三个方面建立政府、集体组织、中介服务组织及农户"四位一体"监管主体模式,以完善我国农地流转监管机制,规范农地流转行为,维护农地流转秩序。     

中国农地流转的障碍及其出路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农地流转合法有序地进行,运用法学和社会学理论,分析了当前国内农地流转在思想观念、基本制度、运行机制和流转动力等方面所面临的多重障碍。分析表明：从宏观规制方面坚守农地流转的基本原则,完善农民权益保护层面的利益协调,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安排好农地流转配套机制,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构建高效、规范的农地流转机制。     

农地流转与农村先进法律文化建设

农地流转需要先进法律文化的规范和引导.先进法律文化建设具有沟通农地流转主体、引导与推动农地流转、提高农地流转效率的积极作用.加强农村先进法律文化建设,有利于实现农地合理有序流转,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农地流转问题探讨

本文在对农地流转条件、流转形式和流转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土地流转法制建设、加快税费改革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进一步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承包经营权的登记和发证工作 ,完善土地纠纷处理机制 ,制订格式合同来规制农地承包及使用权转让行为等规范农地流转秩序的几点建议     

我国农地产权结构与市场化流转：理论与实证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具有三方面特征:农地所有权主体的土地权利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弱化、土地产权存在着较大范围的公共域、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内涵不够完整。在这种产权结构约束下,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未来预期收益远高于现期收益,土地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整个产权结构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会对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土地的剩余索取权价值包括社会保障价值、资产投资价值和未来增加价值。由于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农户只能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小部分,因而农户倾向于采取等待策略,即拥有土地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差异,主要形成原因在于土地剩余索取权价值的实现程度不同。应该改革现有土地产权制度,加快土地流转市场化建设,给予农民包括剩余索取权价值在内的土地流转收益,加快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农地流转市场化中的耕地抛荒

发展农地流转市场被认为是减少耕地抛荒的重要举措,但农地转入主体往往对细碎偏远地块缺乏兴趣,这是否会诱发新的耕地抛荒值得深入探讨。利用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大数据库数据,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耕地抛荒的影响。结果显示,农地转出户更可能抛荒耕地,致使耕地闲置荒芜。当村庄存在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农地流转诱发的抛荒将进一步加剧,而村集体组织实施的流转则有助于缓解该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机服务发展增强了农地流转对抛荒的激励作用,粮食种植面积的扩大也使得耕地抛荒问题更为普遍,这是由细碎偏远地块的作业成本高造成的。随着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细碎偏远地块更容易被市场放弃,应重视公共干预在农地配置和高效利用中的积极作用。     

农地金融创新与农地流转模式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向农村推进,农地金融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农村地区货币化的拓展必然带动农地的货币化。经过货币化的农地,具有融资和获利的功能,农地的资本化和证券化运作将成为必然选择。农地金融的这些创新形式可以为农地流转提供合理的模式——转让模式、股份合作模式以及证券化模式。     

国外农地流转市场监管的经验与借鉴

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能够为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建设及政府监管制度的建构提供经验借鉴的国家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有特色的政府对农地市场监管方式,并从中得出几点有意义的启示。     

产权认知、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签约行为——基于全国890 个农户的抽样调查

运用Logistic模型对全国890个样本农户的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揭示农户的农地产权认知、行为能力、禀赋特征及农地流转特征对签约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对农地排他权的认知、农户的交易能力、非农就业及农地流转的对象与方式会对农户的签约行为产生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在法律上赋予农户稳定的地权;从法律上进一步界定农户对土地的产权,并对其他群体的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加强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宣传与解释,帮助农户更好地理解国家法律和政策来保护自身的权益;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来促进农地流转的契约化和规范化,进而保障务工农民的权益。     

试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之重构

近年来,我国工业快速发展,相比之下,农业则相对滞后,改革已成珏行之势。本文从集体地权制度所存在的诸多弊端切入,通过比较、分析理论界关于集体地权制度重构的三种模式之利弊,提出复合式改革模式,以期重构我国农村地权制度。该种制度模式在宏观上将集体土地收归国有,使国家所有权流于形式化,在实际法律制度的构建上要尽可能赋予农民最大的自主权,此种用益物权应该相当于所有权,并给予物权保护的强度,让集体组织淡出。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问题探讨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也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城乡社会经济二元化体制的制度基础。正确认识和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应当从其法律渊源入手。农民集体应当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常态主体,村民小组范围内的农民集体和乡镇范围内农民集体不是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常态主体,而仅为特例。由于农民集体是由人数众多的农民个人组成,其所有权常常需要一个机构或组织代理行使。应当建立类似股东大会的机构,设立农民集体大会作为所有权主体,而由农民集体大会在选举一个较为固定的组织,作为农民集体的代表行使所有权有关的事务。     

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思考

长期以来 ,我国法律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规定较为模糊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模式不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土地所有权能的实现。必须明确村民小组的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 ,真正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管理规范化和效益最大化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及其流转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是指土地使用者依法对农村集体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应遵循自愿原则、有偿性原则、效率原则、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登记原则。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可通过转让、入股、四荒拍卖、竞价承包、反租倒包等多种形式实现流转。     

产权改革背景下农村集体成员权的权利结构与功能实现

集体成员权是复合型权利,主要包括共益和自益两方面的功能。农村集体产权的权能拓展使成员自益权得以实现,但也使集体成员的身份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日益分离,自益权和共益权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最突出的表现是产权改革后农民集体由封闭变开放,集体成员身份多样化、集体事务管理趋于复杂化,对农村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自益权属于实质性权利,是实现成员权经济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的主要途径;而共益权属于程序性权利,以实现成员责任的承担为主要目标。为了实现集体成员权财产和身份方面的双重功能,集体产权改革进程中应实现权利到责任的转变,通过责任机制的构建实现成员共益权,保障集体成员权功能的发挥。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是经过一系列社会变革形成的 ,现行制度本身存在很多弊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应是全体农村集体成员。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应能得以实现。同时 ,要搞好农村集体土地的登记     

土地空间权与物权法基本原则之关系

土地空间权的产生并不违反一物一权原则。在承认土地空间所有权的情形下,在土地上立体设立数个权利,是在数个物上设定的数个物权,不是在一个物上存在几个所有权,因此也不违反一物一权原则;在不承认土地空间所有权的情形下,土地及其空间视为一物,在土地上立体设立数个物权,也是符合一物一权原则的,因为一物一权原则的本质是一物上不能设立同时以占有为内容的物权,不能违反物权的排他性原则。而土地上立体设立的数个权利,其权利范围不同,可以同时以占有为内容而存在,因此也不违反一物一权原则。此外,土地空间权也不是新物权,土地空间权是一种特殊的地上权,其权利客体是土地上下一定范围的空间,是法律所承认的次物权类型,因此也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流转

在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框架下 ,两种不同用途的土地流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景象 :激而不活的农地流转与禁而不止的建设用地流转。集体所有制是农地和建设用地共同的产权基础 ,其固有缺陷 ,如“内公外私”、产权主体不明、权利束残缺等造成土地使用权交易成本高昂 ,构成了农地和建设用地流转的共同障碍 ;其产权制度的显著差异产生对农地和建设用地流转的不同激励 ,从而形成土地流转状况的强烈反差。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制度研究

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存在诸多弊端，其制度障碍是城乡分割土地利用体制，而这一体制实质上是不允许农村土地财产化，即不具有物权特征。因此，研究这一制度的突破点是构建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法律要素，落实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建立有偿的有期限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制度，并完善相应的具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