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

唐宋时期死刑执行方式是由绞、斩发展到重杖处死和凌迟的流变过程;执行程序亦由“三覆奏”向“一覆奏”发展。通过对唐宋时期的死刑数量的考辨,能够得出唐代的“刑措”是不实之论;而宋代由于“减死配流”制度的存在,也绝不是一个刑杀数量偏多的时代。唐宋时期死刑的文明程度是受皇权司法、礼制和人们的政治观念影响的,其执行方式尽管有野蛮化的表现,但其程序上却日趋完善和文明。     

金泰和律徒刑附加决杖考——附论元初的刑政

元人王元亮的《唐律疏议纂例》述及金泰和律刑制时 ,在七等徒刑下分别标注“决杖六十”至“决杖一百”字样。研究金元法制史的中外学者 ,或者对此未置一词 ,或以为这是金末用以替代徒刑的实际刑罚。本文通过对金元法律文献的考察指出 ,王元亮所谓“决杖”,实指泰和律所沿袭的其来已久的作法 ,即把决杖作为附加刑并施于徒刑犯。在澄清此项事实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金元之际刑法体系转换过程中若干重要的历史细节     

宋代配刑制度探析

宋初“折杖法”的施行 ,使封建五刑中的笞、杖、流刑设而不用 ,只剩下死刑、杖刑 (包括脊杖和臀杖 )和徒刑 ,徒刑的适用面也极窄 ,刑罚体系因此轻重失衡。宋朝政府将前代的配刑加以规范后广泛地适用 ,配刑遂成为宋代最主要的刑种。配刑在起源、性质、内容等方面均不同于流刑 ,也比流刑残酷。但由于配刑弥补了“折杖法”施行后刑罚体系等级结构不合理的缺陷 ,并能满足国家不断增长的工、杂役的需要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赋役负担 ,故配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孝与法的冲突——浅析清朝存留养亲制度的新发展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大力宣扬"以孝治天下",提倡孝道,孝文化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对封建法律制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存留养亲制度即是古代孝与法律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它是为了解决被判死刑、流刑或徒刑犯人的祖父母、父母因老疾无人侍养问题而设置的。这一制度自北魏创制,经唐宋时期的发展,在清王朝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成为我国古代一项卓有成效且极具特色的一项法律制度。     

不批准逮捕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在对逮捕之法律规定的三个条件的把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条件执行得较严格,而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要件则往往忽略,对“有逮捕必要”之审查方面。也出现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应通过取消公安机关撤回案件行为、统一不批准逮捕审查标准、扩大不批准逮捕制度的适用范围、完善不批准逮捕的救济途径等举措对现行的不批准逮捕制度予以立法完善。     

清代向边疆流放的罪犯——清朝的流刑政策与边疆(之一)

一在中国刑法史上刑罚的种类通常分为所谓的“五刑”,这些刑罚的内容在同一时期也不固定。但,从隋文帝始确定为笞、杖、徒、流、死五种刑。以后,唐朝奉行宽刑主义去掉死刑并入流刑,流刑减为徒刑,这样就减了许多条目,但大纲基本未变。宋、元、明相继承,清袭明制。现在,主要将《光绪大清会典》卷五十三·刑部条、《清史稿》刑法志二处同清国行政法卷五·第三篇司法行政部分的记载相参照,检索出清律的规定,作为正刑有笞、杖、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监狱制度改革——以新式模范监狱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新政时期,随着监狱改良思潮的兴起,以新式模范监狱建设为目标的监狱制度改革也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规范的监狱管理以及监狱管理人才的培养,使清政府的监狱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推动了近代西方监狱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监狱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监狱改革的执行缺乏力度以及传统监狱观念的影响,清末的监狱制度改革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监狱刑罚执行的法治化因素分析

监狱是国家最重要的刑罚执行机关。建立现代监狱制度,必须变革传统监狱价值理念,从而与现代法治思想相适应、相协调,反映社会文明和人类进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和法治理念的启蒙,中国监狱制度再度创造新的辉煌,首当其冲的是建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监狱行刑价值理念,监狱制度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监狱制度应更具理性,笔者试图从法治理念及法学范畴分析监狱刑罚执行的法治化。     

唐宋时期蕃坊地理位置变化的比较研究

唐宋时期是我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取得重大发展.中外的广泛交流使得大量外国人来华留住.“蕃坊”就是唐宋时期考虑到来华留居的阿拉伯、波斯等外国人不同的社会生活习惯和经商便利而设置的在华聚居区.蕃坊的设置无疑有利于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但是唐宋之际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在对待蕃坊地理位置的政策规定上经历了一个由不限制到限制的变化过程.     

概念与特征:监狱行刑社会化探析——以观念与制度递演为主线

在一定意义上,与自由刑、监狱制度有着必然联系的行刑社会化,就是指监狱行刑社会化。作为罪犯由监狱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和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监狱行刑社会化是指刑罚执行阶段自由刑执行的社会化。监狱行刑社会化既包括监内在押犯的行刑社会化,也包括出狱人的社会保护。从观念递变、更新和制度演进、分化两条主线来看,监狱行刑社会化又表现出时代性、相对性、双向性、开放性四个特征。     

试析监狱法文化的特征——兼论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关系

国家农民和社会农民是针对农民的状态所作的界定。前者是强国家、弱社会的产物;后者则以农民自治为特征。以法律设定为界限来构建国家与农民的良性互动。国家农民向社会农民的转变正是国家权力在农村领域的大范围退出、社会空间在农村扩大的必然结果,变迁遵循的基本理论是：凡是农村能够自治的地方或事物,均由农民自己处理;只有对农村难以自治的事物,才交由国家处理。这种转变有着相应的经济、政治、法律基础。     

论融资租赁的风险与防范对策

监狱法文化的孕育、衍生和发展始终以监狱行刑、罪犯服刑及其双向互动过程为整合基础。罪犯既是我国监狱行刑活动目标的焦点,又是我国监狱行刑系统赖以有效运作的支点,也应当成为我国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逻辑起点。现代监狱法律关系和现代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权性的监狱行刑宗旨无疑是现代监狱法文化的主干和核心。     

监狱行刑社会化研究

监狱行刑社会化过程实际上是罪犯由监狱走向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刑罚权运作的一种理念和模式,监狱行刑社会化是刑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在监狱行刑社会化方面存在着监狱等级和分类不科学 行刑模式单一、假释适用率偏低 教育改造手段简单、粗放,科学化不足等诸多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行刑社会化制度,需要完善罪犯调查分类制度,建立警戒程度不等的监狱 创建行刑累进处遇制度,扩大假释适用 完善教育改造手段等。     

传统监禁刑的弊端及出路

传统监禁刑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弊端：不仅矫正效果有限,反而使罪犯变得更坏;监狱行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严重不人道现象,也损害了其正当性基础。传统监禁刑进行自我完善与改革,一方面,要推进监狱行刑社会化、科学化、人道化,促进监狱社区化、小型化;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短期监禁刑的适用,倡导社区刑罚。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我国监狱行刑的应然选择

由于各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国在监狱立法和行刑实践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悖反”,立法中所规定的罪犯权利难以在实践中得以兑现,行刑实践中所奉行的依然是注重惩罚与剥夺的消极的个别预防理念。现阶段应当按照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总结我国行刑实践经验,从思想理念上创新监狱管理,注重犯罪人的本质与深层需要,以利于其更新改造和复归社会为旨归的积极的个别预防。     

论行刑社会化--兼谈我国的重新犯罪预防

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随着犯罪的增多,中国监狱也面临着人口爆满、经费紧张、行刑效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根据国际行刑发展趋势,积极推行监狱行刑的开放,扩大非监禁刑罚的适用,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选择。     

有期徒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以及行刑制度与国际的逐渐接轨，我国监狱在有期徒刑执行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只有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分类分押制度，依法、严格、科学、公正的开展狱政管理，制定科学的减刑假释细则。充分保障监狱运行资金，强化行刑社会化，完善有期徒行执行的法律制度，才能使监狱有期徒刑执行又好又快向前发展。     

狱内行刑社会化的价值及其实现

行刑社会化的含义虽十分广泛,但狱内行刑社会化因较集中体现了自由刑与社会化的冲突而具有代表性.纯粹理性意义上的自由刑的本质应当仅仅限于将犯罪人限制在特定的活动空间里,但在实际执行时却必然产生种种负价值.行刑社会化作为执行自由刑宽和化的措施必然有利于消减这些负价值.累进处遇居于行刑社会化中心地位.我国狱内行刑社会化的横向分类重点在对监内罪犯的再次分类,建议以自然标准、犯罪标准和人格标准逐渐推进.纵向分级建议取消特严管理甚至一般严管并加大宽管的力度,其特宽管理可以考虑建立开放式监狱和半自由刑制度.操作上主要包括设立省级和狱内分类中心、将监狱分隔为普通管区、宽管区和特宽管区三部分以及实现罪犯的区际流动.     

宋代广告活动的形式和策略钩沉

宋代是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时代,不仅远超汉唐,而且还为后来的明清所不及。在如此繁华的经济活动背景下,宋代的广告活动相当发达。本文从浩瀚的史籍中挖掘与广告相关的新史料,从这些文献记载中不仅可以看出宋代商家的广告宣传策略明确、广告宣传的手段花样出新、广告文案水平高超,还可以看出宋代广告活动的运作手法与现代广告原理及现代广告技巧有很多暗合的地方,如当时的很多商家已经不自觉地利用定位和广告包装制造差异化传播,通过系统的形象识别来提升商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