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论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推进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实践看,土改初期由于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控制着,造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通过具有桥梁作用的土改工作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实现直接互动,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成功构建,确保了新政权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以确立,最后重塑了乡村基层政权,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宋代乡村社会"自治"论质疑

宋代乡、管、耆、都保等乡村组织均非自治组织,而是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一部分,代表国家对乡村进行统治。乡村中的宗族组织、民间经济组织、民间宗教组织和民间武装等民间组织也未达到自治的程度。宋代乡村社会不是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从清水江文书看近代贵州民族地区土地制度——清水江文书（天柱卷）简介

水江土地契约文书（天柱卷）是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一手素材．．从天枉文书看凸洞侗族地区土地产权转移,自乾隆四十六年到1950年168年间,发生了2098次地权转移,有465人购进土地,反映出地权转移相对自由、活跃;其参与地权转移人多、规模小、土地量不大的特征,抑制了激烈的土地兼并,保持起一个庞大的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群体,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经济在这里根深蒂固。,土地契约透露出许多民族地区经济关系信息,如乡村的阶级结构,田赋、地价等的演变;地权转移大都在周首（首士）或寨老等宗族权力规范下进行,经济关系与民族地方传统政治结合,是一个依靠民族传统维系的小农社会。     

现阶段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的解读——兼论乡村地权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一段时期内我国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政策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乡村经济权威能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国家基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时受到代理问题及度量成本问题等的限制而寻求一定的代理人管理乡村社会,与乡村社会出现的经济能人自身强烈的政权欲望相迎合,使国家毫无成本地寻求到乡村治理代理人.由于国家乡村治理的代理人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非完全一致,现阶段国家对乡村权力的释放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近代山西社会秩序再构与权威重塑——以民国初期山西新“村制”为例

民国初期,山西乡村政权组织的建置十分混乱,经济发展能力也日渐枯竭,因此阎锡山执政之初,即在山西乡村进行新"村制"的探索。这场以实行编村、整理村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建设运动,可分为"国家提倡"和"村民自办"两个发展阶段。通过实行新"村制",阎锡山正式将国家行政权力网络延伸、渗透到基层政权的权力系统,客观上强化了乡村社会的行政组织,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在实现了国家对山西乡村社会资源有效控制的同时,也使社会秩序逐渐从混乱走向有序。     

乡里制度: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深入

国家权力通过里甲制度与保甲制度等乡里制度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职役性、变异性、控制性等特点。明清中央政府通过加速国家政治秩序的"一体化"、加强乡村社会治理的"网状化"、践行国家管理制度的"地方化"等举措,最终使国家权力深入到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地方的阡陌之间,深入到各族民众心中。     

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现代性社会,公共性对于整合多元阶层、增强社会动员力、达成社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有关,也与国家权力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相关。当前公共性消解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自人民公社解体宣告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到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迹的"悬浮型政权"。这一迅速转变使得乡村社会无所适从:行政强制关联式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随之解体,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因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入侵早已分崩离析,而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力量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这恰恰是理解当前村庄公共性消解的重要背景。     

略论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乡村的社会控制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即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导致自身的削弱和控制的失败。通过英租威海卫时期国家权力对威海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为个案来说明国家与地方政权关系的演变。     

福柯的话语观

话语在知识与权力的作用下，体现为社会实践中权力机制的实现手段，它远远超出语言学中所解释的关于语言学中话语的意义。而社会秩序的存在也表现在话语秩序上，其中的核心就是话语的压制与被压制。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与国家法的契合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演进过程,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秩序整合作用。近代以来,乡土社会的剧烈变革不断解构着村规民约的社会权力基础,国家权力向乡村地域的下沉不断冲击着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村规民约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这时,能够契合现代乡村公共精神和“乡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期的契约性权力便进入了视野,这种基于同意而形成的社会权力作为村规民约的效力基础最具理性和持久力。契约性权力为村规民约提供了权力支持,有利于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共生共存基础上的有机契合。     

国家权力主导下的村民选举——从自发性民主到现实性民主的探索

中国以村民选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自治的改革经过30年的发展,乡村民主逐渐从自发性民主过渡到现实性民主,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乡村社会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有法律保障的民主权力。村民选举能够在乡村逐渐推行,主要得益于四种力量的推动,即各地农民的实践、民政部门的总结、中央高层的推动和全国人大的立法。乡村民主的每一步发展,都和行政力量的推动紧密联系,可以说村民选举是民间智慧和国家权利相互配合,共同寻找到的一种新的乡村社会管理模式。     

傣族村落中的传统权威组织——曼安村的“细梢老曼”与乡村秩序

"细梢老曼"指滇南南传佛教流行区域傣族村寨中处理村寨纠纷、传承伦理道德的民间组织,傣语直译为"村寨里的4根柱子",是傣族传统聚落空间观在社会组织结构上的转附。同时,也是这一非正式社会控制制度中传统权威执行者的称呼。担任细梢老曼的4个老人负责村寨的传统事务,同时也承担纠纷调解的角色,在传承和维护传统文化、促进傣族社区和谐、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权威不但来源于历史上农村公社时期就已形成的组织文化,还来源于现代村民大会的权力授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细梢老曼的权威和所作用的领域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即是乡村政治社会的需要,也是现代乡村社会管理的创新所需。     

角色社会化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2018年江苏苏北地区十个县区480名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通过层级回归分析,发现角色社会化融入程度及动力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有显著正面影响,角色社会化动力因子能够调节角色社会化融入程度与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的关系。分类研究发现,乡村精英型大学生村官其角色社会化融入程度与工作绩效有更强的相关性,且其角色社会化动力因子对工作绩效调节效应也更强。研究结论对大学生村官成长成才管理提供了新思路,为创新性开展大学生村官工作,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保障。     

试论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亟需依法保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保护农民消费权益为研究目的,报告了我国农村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国家、社会、农村消费者三个层面分析了问题的成因。应完善立法,加大行政保护力度,健全维权组织机构,加强司法保护,完善救济措施,构建以国家保护为主导,社会保护和农村消费者自我保护相结合的全方位保护体制。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论宋代土地神信仰与基层社会控制

由于唐宋社会的转型,宋代的官方州县社稷正神逐渐处于“理正势弱”的衰微地位,相反地,宋代民间土地神信仰却十分活跃,它分布于农村自然村落和城市市坊,分别代表着乡间小民和城市贫民的利益,在地位上,民间土地神受制于兴起的代表城市上层阶层利益的城隍神。宋代的社稷神实际地位虽然低下,但它于理为正,在道义上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统治者与民间仍然有意识地利用这个神灵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回族农村的"权力文化网络"——云南沙甸和谐社会的政治人类学研究

根据美国社会学学者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分析模式,当前对云南沙甸这一典型回族农村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进行个案研究,是政治人类学的重要课题,在云南少数民族社区中具有典型意义,体现出村寨政治、经济和宗教三方代表的权力主体在共谋互存以及发展中的结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