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乡村医疗卫生事业探析 ———以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为例

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的珍贵文书档案详细记录了集体化时代该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展状况。该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表明,集体化时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成效显著,而且形成了基于农村经验、符合农村实际的现代中国模式,体现了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体制的创新性与进步性。同时,该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建设中形成的价值理念与实践经验对当下农村医疗卫生改革仍具有参考价值。     

乡村日常生活与帝国经略政治——关于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几点思考

清水江文书规模越来越大的整理编纂和刊布出版,预示着区域学研究“史料环境”的彻底改善。具体总结其史料利用价值,则约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全息性;(二)完整性;(三)民间性;(四)归户性;(五)民族性。充分利用清水江文书展开研究,能够揭示民间社会长期受到遮蔽的空间,还原百姓日常交往生活的实况,同时也能了解 “苗疆”开辟后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细节,看到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回应西方学者殖民叙事话语的挑战。而以“盛衰连环”的方法论展开边地社会研究,则可看到边疆体系建构的重要,有助于把握王朝帝国拓殖开发的政治策略,提升区域学研究宏(观)微(观)互补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新国家与旧家庭: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家庭的改造

建国之初,集体化运动对中国乡村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家国一体化"的治理模式下,新国家试图对旧家庭进行彻底改造。但在实践层面上,国家不但对诸多传统家庭制度进行妥协,甚至还间接地利用着这些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秩序作为国家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的实践策略。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家庭角色的双重性建构。这种双重性建构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强势国家下的家庭改造悖论,也表明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经验下存在解释困境。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建国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

摘 要: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运用国家限度理论探寻在不同社会背景中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可以明显看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阶段两者关系的变化演进情况。     

“家电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

国家力量向乡村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渗透方式,即通过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本文以＂家电下乡＂政策来理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以及国家是如何以此来建构国家权威的。     

数字时代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

基于中国乡土特性,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迭演是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变量。结合既有理论争鸣和实践沿革,以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为分析视角,通过构建“动力层-基础层-应用层-导向层”的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嬗变与重塑。作为动力层,“数字惠民”是数字共同富裕要求与数字鸿沟扩散的张力结果,为重塑国家与乡村关系症候提供了机遇;作为基础层,“数字下乡”通过技术逻辑、沟通逻辑、政策逻辑和治理逻辑推动国家与乡村从单一的“政权链接”向“政权-智技”的混合链接嬗变;作为应用层,“数字乡村”的构建凸显出“技术-结构-组织”交互递进下“现代-传统”“模糊-具体”“嵌入-协同”的关系表征;作为导向层,数字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强国家-韧乡村”体例的产生,既为理解国家与乡村关系拓展了新视角,亦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新路径。     

西方国家乡村旅游发展:政策的维度

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乡村旅游的发展,这在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着争议.但在目前,乡村旅游毫不例外地属于政府干预领域.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自发、支出、财政刺激等政策工具体现其意图.在欧盟LEADER项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相关政策问题.     

市场化进程中的国家与乡村：实践与反思

乡村社区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从乡村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成为乡村复兴的重要因素,而市场力量的深入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乡村社区的相对衰落。对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乡村社会来说,虽然市场的激励作用不应被忽视,但国家肯定是防止大规模市场化过度侵蚀乡村的重要力量。随着市场的兴起,尽管乡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多元力量共同作用的格局,但国家仍然在乡村资源汲取中保持着独特优势。国家的两种形象不但使国家在整个改革进程中从乡村获取了大量资源,而且为化解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冲突留下了空间。因此,国家亟待反思自身在干预乡村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注意干预的向度、内容与限度,并能够从乡村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调整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乡村与都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城乡差异

城乡差异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在认同形成方面的文化与社会经济差异。城乡之间清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断层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显著的现代现象,认真研究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城乡差异的社会结构特征,这对理解当今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文化和政治经济有重要意义。文章写作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城乡关系和认同形成方面的相关文献的回顾研究,促进对改革时代不断变化的权力和意义领域中城乡差异的重新配置及其文化和政治经济含义的学术关怀。     

国家、地方市场与贫困地区的变迁 ———广西凌云县背陇瑶的个案研究

文章基于对广西凌云县背陇瑶扶贫搬迁移民的个案研究,指出市场化是背陇瑶移民群体变迁的主线。这一变迁始于国家通过移民搬迁控制瑶族移民的土地资源以发展工业。随之发生的背陇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以及外出务工成为主要的替代生计方式使背陇瑶被完全卷入市场化进程。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都被纳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中。     

变革中我国国家职能的理论与实践

国家职能的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政治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实际操作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国家职能的理论入手，详细地回顾了我国建国几十年来国家职能理论与实践的变革过程，力图从成败得失中总结出一点规律性的东西，以便对今后的实践有所帮助。     

股权制衡机制的公司治理效应:日本公司的经验与启示

以日本863家上市公司2001-2006年数据为样本,利用Panel Data模型和组间比较等计量方法对股权制衡机制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机制对公司绩效存在明显的负效应,制衡型股权结构不如集中型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好,且股权制衡效果存在着一定的行业性差异.由于中日两国具有相似的法律体系、股权结构以及企业文化,因此日本的经验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在现代乡土群体中卓然独步——“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创作的价值估定

"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的创作以群体推出的态势造成强势效应,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特别表现在其对"五四文学"的提升与超越、在乡土群体中的独特品位及对于丰富"浙江文学"的意义等方面.本文拟就其创作意义及其文学史价值略作申论.     

小说中人物的社会角色与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以川端康成《雪国》中叶子的双重社会角色为例

在川端康成的《雪国》中,一个对文本意义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可以客观地重复观测的事实,是文本内叙述者有意设计的叶子社会角色的模糊和由此产生的其他人物身份和相互关系的模糊。在读者依据模糊的人物身份和角色信息而建立的双重虚拟非语言语境下,文本内表层故事和潜故事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相互关系,导致叙事话语意义和整个文本的意义都呈现为差异性弥散。这是《雪国》语义丰富性及其魅力的主要根源,但不是文本意义客观性被解构的证据。     

论清初南北贰臣文人愧疚自赎心态的差异及成因

清初大多数贰臣文人无论是诗文中,还是政治活动、生活方式上都表现出愧疚自赎心态。南北贰臣文人的这种心态在呈现方式上或显或隐,有较大差异;主要由三个因素造成：与满洲地区的地理亲缘和李自成政权影响程度不同造成南北贰臣文人分布有差;清政府采取尊满抑汉的政策和党争中南北势力的消长;两者文人内在道德追求与外在社会舆论的差异。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国家政策、农民与农村贫困——一个“结构化理论”的视角

根据结构化理论,农村贫困是国家政策和农民自身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活在贫困状态中的农民,对自身的生存条件和外部环境都有一定的了解,他们有着强烈的脱贫致富的愿望,但其行动却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和国家政策下进行的,因而无法摆脱这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农民总想摆脱贫困,但总是又无法摆脱贫困。      

统筹城乡发展的三个“要害”——重庆璧山县新农村建设调查的现实启迪

制度创新是重庆“试验区”建设的灵魂。重庆“试验区”建设在制度创新方面尤其要着重把握以下三个方面：必须在总结一年多来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得失基础上探索制度创新之路；必须充分尊重和发挥重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必须高举“解放思想”的伟大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