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型数据视角下的空气质量政策效应评估——以兰州市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效应测算为例

以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为切入点,尝试对环境政策微观效应量化作出讨论。通过B-样条逼近数据离散值,形成空气质量日变动曲线作为模型分析的"数据",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种政策效应逐点测算的函数型虚拟变量回归模型。以2013年冬季以来兰州市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前、中、后三个时期二氧化氮(NO2)小时数据为例,测算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逐点微观效果。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限行政策在统计意义下显著有效,且效应在一天内表现出与人类作息规律一致的"U"型轨迹。     

机动车限行政策的空气质量效应评估——以兰州市为典型的数据整合分析

通过互联网异源数据采集整合、样本期控制、变量选择和微观数据分析,以典型污染城市兰州为研究对象,对机动车限行政策的空气质量效应进行整体效应和分时效应的评估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限行政策对二氧化氮和臭氧浓度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而对一氧化碳浓度的改善作用小,没有证据表明限行政策影响到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限行效果的变化特征与人类短周期活动规律一致;人们的驾驶欲望尚未受限行政策的影响。     

数据融合视角下限行政策替代策略研究

数据融合在大数据研究中至关重要，在城市计算背景下讨论数据融合方法具有典型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已成为城市治理中的棘手问题。已有研究表明，机动车限行政策对于交通流量控制和大气污染防治短期有效，但长期失效；而交通拥堵费政策因技术要求高，难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鉴于此种情况，试图吸纳限行政策便于实施的特点，规避拥堵收费政策的技术普及难题，通过概率模型融合传统调查数据与行政记录数据，讨论差异化停车费率作为机动车限行政策的经济激励型替代策略的有效性，为城市计算应用提供新的研究场景。首先，依据实际停车支付意愿随停车费率上升而递减的特征，提出以广义帕累托分布作为停车支付意愿分析工具，依据弹性理论，得到停车需求量对价格变动反应敏感的结论，并给出停车费定价的政策替代原理。其次，根据数据特征，融合停车支付意愿调查数据和停车收费订单记录微观数据，并基于价格歧视理论，提出融合停车费率和停车时长因素的差别化停车费率定价模型，用以分析机动车限行政策的替代效果。最后，作为应用，针对兰州市尾号限行和单双号限行的情景开展分析，给出与机动车限行政策等效、与当前停车收费标准相衔接的...     

空气质量指数监控与预测的控制图方法

世界上多数国家都采用空气质量指数这一指标衡量空气质量状况,对空气质量的有效监测和预警是解决空气污染的重要参考依据.本研究使用ARMA模型拟合空气污染指数(API)时序数据,通过模型残差建立控制图,根据控制图的变化监控并预警.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世博会API作为可控状态建立控制限,以2011年1～8月上海API数据建立ARMA(1,1)模型,通过2011年9月上海API模型预测与残差控制图证实模型和控制图的有效性.     

环保部约谈与环境治理:以空气污染为例

在属地化的环境管理体制下,要治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必须敦促地方政府和官员增加对环保工作的重视,为此环保部门采取了一种约谈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制度.本文针对公开约谈的25个城市,使用断点回归方法评估了这一政策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实证结果发现如果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则约谈对空气污染有明显的治理效果,但如果不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则约谈对空气污染就没有影响.对单项污染物的分析则发现约谈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治理PM2.5和PM10上,而对其他空气污染物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目前空气污染治理考核主要集中在PM2.5和PM10上完全一致.此外,约谈的空气污染治理效应只在短期内有效.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春节效应”分析——来自31个重点城市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空气污染成为大家十分关注的话题。2014年春节期间,山东、河北、江苏、陕西等省份的多个城市空气质量指数频频爆表,出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分别以2007-2012年、2014年31个重点城市春节期间及其前后的空气质量指数、污染物排放量及人口密度、工业比重、所处区域、客运量等资料为基础,分析了31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是否存在显著的"春节效应"。研究表明,城市空气质量的"春节效应"主要表现为"节后效应"。春节期间的空气污染指数比非春节期间高出约6.37%,集中供暖区域的空气污染指数比非集中供暖区域高出约37.04%。2014年城市空气质量存在显著"节后效应"的主要原因是PM2.5、PM10在春节期间的排放量显著高于春节后的排放量。从总量上严格控制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的燃放数量,并尽快改善北方城市的供暖方式、供暖来源应作为防治空气污染的考虑方向。     

空气污染治理与公众健康———来自“大气十条”政策的证据

为探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大气十条”)的健康效应,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及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基于多项Logit模型的双重差分法(Logit-DID),从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考察“大气十条”政策的健康改善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探讨环境健康不平等的内在原因 研究发现:“大气十条”实施带来显著的健康效应,该政策不仅能有效控制与空气污染高度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占比,还能够间接降低受空气污染影响较小的疾病病情。其作用机理主要通过控制PM2.5浓度改善公众健康,同时该政策对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烟(粉)尘等其 他污染物浓度的下降起到了协同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环境福利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大气十条”政 策显著降低了疾病高发人群的发病率,且对女性、城镇居民和低、高年龄段等疾病高发人群的健康影响更显著。本文为政府构建环境健康公平发展路径,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函数方差检验方法的应用

空气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影响空气质量评价的因素有很多,研究这些因素对指标的影响是否都显著尤为重要.文章将函数型方差检验的方法(ANOVA)应用到空气质量的数据中,首先采集到北京市区内分布在不同地方的35个监测站的每天每小时的实时更新数据,对北京市划分的五个行政区域的空气污染成分进行函数方差分析的k样本均值假设检验,进而分析北京市各行政区域空气污染的各成分之间的差异.     

环境信息公开、外商直接投资与城市空气污染——来自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实时公开的证据

深入开展污染防治行动不仅是改善空气质量、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必要之举，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原环境保护部2012年开始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实时公开项目，构建环境信息公开、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地区污染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考察这一项目实施前后，FDI对全国280个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变化。结果发现，项目实施前FDI显著加剧了空气污染，但在项目实施后FDI明显抑制了空气污染，在控制同期其他政策干扰和政策预期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项目实施后，低收入、低能耗、低排放和资源型城市的空气污染下降更明显。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项目实施前后FDI引致的环境规制、技术选择、生产规模和产业结构变化是空气污染得到抑制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引导FDI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以此推动和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的因果关系——基于收敛交叉映射技术的经验研究

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是制约现代城市发展的两大顽疾,准确识别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的交互影响,有助于城市管理者重新审视现行治堵与治霾政策的合理性。本文借助大数据平台采集了我国99个城市的高德拥堵延迟指数（CDI）、空气质量指数（AQI）及六种分项空气污染物浓度日报数据,首次采用收敛交叉映射（CCM）方法实证考察了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CDI与AQI以及CDI与分项污染物组成的动态系统均呈现明显的非线性与弱耦合特征。基于CCM检验结果,大多数城市的CDI与AQ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从分项空气污染物的角度,大多数城市的CDI与主要空气污染物之间不存在显著因果关系,但与次要空气污染物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单向或双向因果关系。上述结果表明,尽管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有一定关联,但在因果关系上现有的经验证据并不支持两者相互影响,治堵和治霾不能“一箭双雕”而必须“双管齐下”。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关于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交互影响的讨论,对城市管理者更加谨慎与合理地制定治堵政策与治霾政策有重要现实意义。     

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策略研究

文章以城市空气质量为研究对象,采用马尔可夫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法来研究城市空气污染治理策略.以北京市为例,运用马尔可夫法建立北京空气质量的转移概率模型,并引入排污强度和环保投资两个变量,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拟合转移概率矩阵与排污强度和环保投资之间的函数关系,研究为到达不同的污染治理目标而需付出的空气污染治理投资和须控制污染物排放量,为城市空气环境治理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策略.     

"绿色奥运"理念下的北京能源

"绿色奥运"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之一,也是北京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在奥运会筹备及举办期间,北京紧紧围绕改善空气质量和保障环境安全_的目标,加大对环境的整治力度,制定并实施了十四个阶段控制大气污染的措施,空气质量连续10年得到改善.2008年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达到274天,占全年总天数的74.9%.特别是奥运会和残奥会举办期间,全市空气质量天天达标,大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50%左右,为北京成功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空气质量指数分析

空气质量指数是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的指标。基于中国18个城市2014年共52个周的空气污染计数数据进行负二项回归分析,通过运用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和广义估计方程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从理论和实际应用上得到了一定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和广义估计方程两种方法在分析空气污染问题中差别不大;人口因素、城市园林绿化状况、气象因素、城市群效应以及季节效应对所研究城市的空气污染状况发生与否及其严重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西安市经济增长与出口贸易的关联度及其结构分析

贸易结构是衡量对外贸易发展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对2007-2014年西安市出口贸易商品结构(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出口贸易方式结构(一般贸易比重、加工贸易比重和其他贸易比重)、出口贸易区域结构(出口市场分散度、多样性指标和出口市场均匀度)和出口贸易模式结构(产业内贸易指数)等多个维度,采用灰色关联理论对其进行关联分析,得到了西安市经济增长与这些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并且在对这些要素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为西安市出口贸易的结构优化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核和灰度的灰色异构数据代数运算法则及其应用

为解决灰色异构数据的建模问题,应用"核和灰度"对灰色异构数据代数运算法则及其性质展开研究。将灰信息表征为"核和灰度",通过"核"将灰色异构数据代数运算转换为实数之间代数运算,根据灰度不减公理确定运算结果之灰度,在此基础上构建灰色异构数据的代数运算法则,并将该法则应用于灰色异构数据预测模型的构建及空气质量指数(AQI)的预测。研究成果对丰富与完善灰色系统基础理论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信息化视角的区域“四化”协同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采用熵权法对陕西省2000-2016年"四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评,并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四化"协同发展的质量水平。结果显示:第一,陕西省"四化"分项指数逐年提高,但各项指数发展不平衡;第二,同项指数在三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且各自短板不同;第三,不同地市"四化"水平格局差异明显,存在阶梯效应。除西安市外,信息化指数偏低是其余地市的共同短板;第四,各地市"四化"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但地市之间差距较大,短板各异。并从促进信息化发展视角出发,分析影响"四化"协同发展的因素。     

空气污染、居民收入与健康资本

文章将空气污染因素纳入健康资本理论分析框架,利用CIESIN测算的PM2.5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资收入及人口统计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空气污染与工资收入对健康资本的影响,进而按不同污染程度与收入水平标准测度了人均健康资本损失。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居民收入与健康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空气污染造成的健康资本损失大小取决于健康资本的边际替代率;空气污染与工资收入对健康资本均具有显著影响,在单一经济门槛下空气污染加剧了人口的死亡风险,增强了工资收入对健康资本的边际影响;近年来,空气污染造成的人均健康资本损失呈指数上升趋势,由于高污染与高机会成本并存,令高收入省份的人均健康资本损失远高于中等收入省份。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

借鉴REGARCH-MIDAS SK模型的建模思路及框架，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提出了REGARCH-MIDAS-CEPU SK模型，该模型优势在于可将高频日内数据与低频不确定性指数数据结合，同时考虑股市收益率的多种特性，能够准确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理。采用上证综指收盘价日度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其细化指数月度数据，利用引入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双因素REGARCH-MIDAS SK(REGARCH-MIDAS-CEPU SK)模型，实证分析总体和细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率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提出的双因素模型在样本内拟合与样本外预测实证中，其性能均优于现有双因素模型，说明该模型的提出具有显著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此外，研究证明各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增加均会促进股票市场波动，其中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波动长期趋势影响较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率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股市波动对财政政策以及外汇和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变动较为敏感，由此可见四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机理各不相同。     

加法可分性贫困指数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Watts指数、FGT指数、CHU指数和笔者提出的R指数为对象,考察了这四个加法可分性贫困指数的形式和特性,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比较了四个指数的测量表现。结果显示,相对于其他三个同类指数,R指数的公式法和模型法的计算结果近似度高,且受数据分组形式的影响也小,是一种可取的具有分组稳健性优势的贫困量度。     

环规束紧下环保企业的发展与制约——基于间接视角的断点回归设计

随着环境不断恶化带来的生产、生活方面的危害日益突出,环境治理迫在眉睫,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环保经济,中国的环保法规不断束紧。以2012年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2015年实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准自然实验,设计断点回归的研究结果表明,2012空气质量新标准的落实为环保企业带来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了社会环保需求的同时,也对企业管理优化、CEO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表现为,2012空气质量新标准一方面促进了企业商誉,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也增大了CEO的变更和减薪压力;而2012空气质量新标准对环保企业经营结构、风险配置等方面的调整则不明显。研究还表明,具备一定预期的2015新环保法的实施时点上,环保企业上述层面的变量除商誉外的政策效果不显著,即存在预期的政策束紧对社会环保总需求和环保企业管理优化需求的影响均被提前"稀释",从而可能使政策效果转向环保企业经营管理的更深层方面。研究启示:束紧的环规冲击对社会环保需求、环保企业管理优化需求均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但预期会促进环保参与主体提前完成上述过程,即连续的、可预期的系列环保政策束紧是环保产业调整的可能驱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