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集团:金字塔结构、多元化经营、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中国A股市场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从企业集团多元化经营行为的视角,研究了家族控制股东侵占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水平低的现阶段,家族大股东通过金字塔持股等方式实现了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使其有动机也有机会通过多元化经营侵占少数股东的利益;在要素市场尚未完全发育的条件下,虽然多元化经营对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从而提高企业价值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总体看家族大股东侵占产生的代理成本大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企业集团成员公司的绩效与多元化经营负相关。     

市场竞争、发行权管制与基金风险——中国开放式基金经营策略的经验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市场竞争和证券管制共同构成基金风险水平设定的重要因素。其中,基金公司如果前期业绩表现不佳,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则更可能通过分散化不同基金的组合风险,提高下期产生"明星"基金的概率,实现"明星"基金对资产管理规模的溢出效应;同时,基金公司为了获得更高的获批发行新基金的可能性,也会将证券管制部门稳定资本市场的目标设定为自身目标,通过分散旗下基金风险的方式与证券管制部门签订"隐形契约"。上述基金风险设定策略并不显著提升基金投资的整体回报。     

政治关系、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政治关系、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分组后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无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支持基于政治动机的民营企业捐赠与财务绩效无关的假设,表明有政治关系民营企业通过捐赠这一显性"租金",来建立和维护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以换取其它经济利益。研究结果意味着,在民营企业捐赠中,政府的影响削弱了捐赠经济后果,不利于我国慈善事业长远健康发展。     

非公允关联交易、审计师声誉与会计信息透明——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的非公允关联交易是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重点之一,而非公允关联交易将对会计信息透明度产生重要影响,但目前学者的研究较少涉及非公允关联交易。本文将非公允关联交易从关联交易中区分出来,利用2009—2013年中国部分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非公允关联交易、审计师声誉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公允关联交易将会削弱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另外,审计师声誉将削弱非公允关联交易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作用。     

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运动的路径与绩效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开展乡村合作社运动。基于对民众能力不足的认定以及不触动土地所有权这一前提基础的设定,国民政府制定出诸多以强化政府作用为核心的扶助性政策,自上而下加强对乡村合作社运动的推进,其实质是力图在政府主导下将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移植到民国乡村社会。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国民政府预设之通过开展合作复兴乡村及整合乡村社会的目标均未能达成。     

董事会、公司治理与绩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董事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内部控制工具 ,为公司的权益资本和管理雇佣契约提供了治理上的安全措施。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表明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并不是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 ,对两职是否分离的选择应该赋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独立董事的力量单薄且与监事会存在功能冲突 ,应严格界定二者的权力界限并实施相关配套措施 ;市场化选择的董事会规模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董事会行为缺乏应有的效率 ,应改变非市场化的董事任免制度并完善董事议事规则 ;董事持股制度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 ,强制持股并在任期内锁定的制度有助于董事关注股东价值。     

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信任和工作绩效的关系——以基层公务员为例

基于变革型领导理论、交易型领导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探讨了中国背景下基层公务员变革型领导行为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对工作绩效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即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是否通过信任的中介作用对领导效能产生影响。通过对176名基层公务员的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信任以及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问卷调查,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如下：（1）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分别对工作绩效有显著的影响。（2）变革型领导没有比交易型领导表现出更好的预测作用。（3）信任在变革型领导和工作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但在交易型领导和工作绩效之间没有起到中介作用。     

社会资本、市场化改革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证据

本文通过对2004～2006年沪市210家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政治网络、经营网络和学校网络进行赋值,将其社会资本予以量化。我们将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引入模型,检验社会资本与市场化改革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1)用政治网络度量的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2)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逐渐减弱;(3)企业家政治网络对企业绩效作用的影响高于经营网络和校友网络。     

中国古代官商制度经济绩效——从交易成本到路径依赖

以"盐铁专营"为主要标志的"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是中国古代皇权至上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由此演变而来的"官商勾结"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在"官商合一"正式制度安排下由商人和地方官吏从个体利益出发,在可供选择方案内最能有效节约交易成本的现实选择。但是,在后期发展中,即便商品经济已然繁荣,"官商勾结"的非正式制度却不仅没有向以商人主导的商业经济转变,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种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直接导致了封建社会后期主要"商会"经济随着封建王朝的落寞而崩溃的结果。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基于沪市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论证,透视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优劣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于托宾Q值、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解释能力都比较强,说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提升公司绩效,并能够为证券监管部门的信息披露监管和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和理论支撑。     

政府部门建立新型绩效考评体系研究:问题、偏差与现实路径

我国正处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新型政府部门绩效考评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当前地方政府部门建立绩效考评体系时存在一些问题与偏差,诸如考评体系缺乏与部门的使命和长期战略相结合;考评体系难以全面真实反映政府部门的职能等.当前政府部门建立新型绩效考评体系的现实路径应以政府部门使命和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导向;以科学的指标体系设计为核心;以政府部门职能的清晰界定和部门业务流程的再造和规范为基础;以多中心、多元化的监督评估体系建设为保证.     

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基于676家上市公司1997—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及对上市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证券分析师等的深度访谈资料,分析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与代理理论的预测颇为不同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式。而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做法是在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环境下各种复杂社会力量和利益群体进行"建构"的结果,其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契合所在的制度环境,并不存在普适的"最佳"公司治理模式。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为解构这一世界性公司治理迷思提供了新视角和证据。     

女性董事改善了公司财务绩效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欧洲各国竞相出台女性董事配额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女性董事是否能改善公司财务绩效,为股东创造价值。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性别特征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试图为此提供一种新的经验证据。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女性董事比例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女性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司财务绩效。为了避免董事会性别构成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潜在的内生性关系,本文进一步对滞后期的公司财务绩效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检验结果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相关研究支持女性董事能够提高董事会的监督效率,但在当前的公司治理环境下,过度选聘女性进入董事会对公司价值创造而言并非一种明智之举。     

成长型企业的私募股权融资、对赌协议与财务绩效的路径依赖

本文以我国成长型企业私募股权融资中的对赌协议为研究时象,从成长型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分析入手,以近年来涉及对赌协议的,以私募股权方式融资的企业案例为依据,阐述了财务绩效在对赌协议中的关键性作用,并以财务绩效实现的路径为研究内容,提出了企业实现高速增长的财务路径并不总是可以依赖的观点,以及成长型企业在寻求私募股权融资过程中,必须科学预测自身财务绩效增长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在对赌协议设计中应本着力所能及的目标与投资方进行融资博弈的建议.     

政府规模、政府质量与经济绩效:中国经验

文章从政府规模和政府质量两个维度考察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运用1993—2004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规模和政府质量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通过运用Driscoll and Kraay的模型和方法以及工具变量方法,我们发现,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质量的下降会导致经济绩效降低,政府支出的结构也对经济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通过优化政府规模和提高政府质量来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并且要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     

基于家族管理的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员工所具备的技能与知识能够增进生产力,故可视为一种资本。鉴于以往的研究文献只单纯研究了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没有考虑家族管理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文章以台湾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探讨高阶管理团队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如何受到家族管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家族企业规划家族成员扩大参与公司管理时,若能增加高阶管理团队中高阶主管规模、增加高阶管理团队中拥有管理学历主管的比率、减少高阶管理团队中拥有管理经验背景主管的比率,应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分析——基于BSC分析路径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政府作为核心部门对安全食品监管负有主要责任。为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绩效,国家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大部制的实行。本文引入BSC(平衡计分卡)分析工具,对大部制实施后的食品安全监管进行绩效评价,得出现阶段中国食品安全监督绩效为"良",在此基础上从经济法视角提出优化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的有效途径,是强化监管理论、保护相关利益人、提升监管绩效、加强内部管理、创新学习与发展要素。     

营商环境、税收负担与企业绩效——基于国有企业制造业的经验数据

为实现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解决国有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本文选择沪深A股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9年的样本数据,基于国有企业外部环境的视角,实证分析营商环境、税收负担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有效降低了国有企业税收负担;同时,改善营商环境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绩效水平;通过进一步验证,税收负担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为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应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完善税收监管机制,优化企业营商环境,降低国有企业税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