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框架下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与解决

CEPA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域贸易安排,对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发展有相当积极的作用。随着CEPA协议的进一步实施,越来越多的港澳产品与服务进入内地市场,由此带来的知识产权法律冲突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解决内地与港澳地区知识产权法律冲突时,应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内地与港澳地区经济整合和发展原则,以及优先适用内地与港澳地区共同参加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原则;解决上述法律冲突的最佳方式是三地协商制定一个区域知识产权合作协议。     

试论CEPA运作中所涉法律及其效力层次问题

CEPA协议的建立,为两地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开通了“直通车”。CEPA不同于目前WTO框架下的其他经济一体化形式,它是一个主权国家下的两个WTO平等成员之间的贸易安排。CEPA协议群是CEPA运作的法律依据,内地和香港的法律是CEPA运作的法律补充。目前,CEPA在运作进程中还存在一些法律问题,如在服务贸易方面存在欠缺、未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纳入其中、缺乏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等,这些都需要加以完善。     

CEPA框架协议下中国内地与香港贸易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主要说明内地与香港贸易发展现状,包括总额变化和内容变化,并介绍对两地贸易具有重要意义的CEPA框架协议。以广东省为例,对其与香港贸易特点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特点包括广东与香港之间贸易总额不断增加,香港输出到广东的贸易发展迅速,旅游及旅游相关行业是获得最大发展空间的产业,广东是CEPA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可以对两地贸易特点有更为深入的认识。还有必要对广东与香港外贸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促进内地与香港外贸发展的对策,主要建议是:经济整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合理定位,明确分工,错位发展;政府推动,协调整合,加强服务。     

推进CEPA框架下我国内地与港澳旅游业合作的法律思考

我国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签订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顺利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贸交流,促进了三地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相比我国入世承诺而言,CEPA及其补充协议为港澳服务业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准入务件.然而,在实施CEPA协议过程中,内地与港澳旅游业的合作也非尽如人意,尤其是在内地方面还存在许多方面的问题,譬如,CEPA对旅游业的贡献主要来自旅游者跨境消费行为,真正利用商业存在形式进入另一成员方境内进行商业行为的作用偏少,另外三地的旅游交流和合作仍处较低层次的水平等等.本文试图通过对WTO及CEPA队中旅游业开放承诺的分析,探讨内地与港澳旅游业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CEPA框架下内地与港澳医疗卫生合作的法律思考

CEPA协议的深入实施,为我国内地与港澳之间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契机。然而,目前CEPA框架下三地医疗卫生合作仍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要克服这些障碍应从四方面着手:一是完善CEPA关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规定,二是在区域合作中规范自由贸易与公共健康的关系,三是运用灵活的产权结构发展医疗服务,四是构建注重医疗专业特色的合作机制。     

CEPA与两岸经贸关系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CEPA是中国推动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重要一环。将对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布局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两岸贸易的影响短期内不明显，但长期将逐渐显现。CEPA为祖国大陆与台湾在WTO的规范下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提供了成功范例，为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论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经贸关系的演进与转变

中国内地市场开放程度和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决定中国内地与港澳经贸关系发展和演进的基本要素。文章以此为依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划分为货物贸易主导、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并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三个阶段,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两大成果,指出了CEPA签署和实施后内地与港澳地区以及粤港澳之间在合作模式、合作内容和合作机制方面将会发生的新变化。     

粤港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困境及其对策

CEPA实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促进粤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发达的市场经济、规范的市场秩序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当内地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尚不成熟时,对香港服务业的大规模进入不可期望太高。积极主动引入香港服务业的投资,迅速改变广东服务业的落后状况,同时提升制造业及整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关键在于广东的制度创新。粤港服务业全面合作及开创经贸合作的新格局,迫切需要广东在市场经济制度上有根本性的突破。     

CEPA效应下香港与内地贸易流量的实证分析

由九省两区组成的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己经正式启动 ,在CEPA效应下 ,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的支撑点之一是香港与内地省市之间的贸易。本文使用引力模型研究影响香港及内地各省市之间的商品贸易流量的各种因素 ,并以此为基础推测CEPA效应在内地各省市的分布 ,从而论证建立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协作区的可行性。     

CEPA条件下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的发展

CEPA协议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果,协议本身也体现着不断扩大开放的精神。本文回顾了CEPA扩大开放的进程,分析了CEPA协议开放性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对CEPA实施以来的效果进行了评估,最后提出了CEPA条件下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发展的若干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及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国家视角出发,在构建贸易投资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基础上,利用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与GDP、人口、对外投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因素相比,贸易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贸易投资便利化各分项指标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运输和基础设施指标影响程度最大。对于不同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均产生显著影响。     

论香港和内地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解决的观念重构

香港执行外地民商事判决法律制度来源于英国,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法律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一部分,完全纳入中国法律体系当中。在宪法统帅下,全国法律应和谐一致,避免和消除冲突。内地与香港实施CEPA协议,加速了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客观上要求实现判决自由流动问题。我们应站在更高更远角度,并具有创新精神,加强思考和探索两地区际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     

CEPA协议实施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CEPA协议的实施对于我国内地与香港间的经贸关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但同时也应当看到CEPA协议自身和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和出现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和完善。通过比较CEPA协议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开放措施,进而对CEPA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实施以来存在问题尤其是法律问题的比较分析,探讨和研究促进CEPA取得更大经济效应背后所急需的相应法律机制的建设问题。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制度安排与功能合作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交通运输合作成为促进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投资便利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在促进中哈贸易投资便利化过程中,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中哈交通运输合作意义重大.近年中哈交通运输领域的制度安排与功能合作在不断完善和充实,但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性质、效力分析及立法建议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是我国内地省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签署的首份综合性合作协议,是对《规划纲要》的具体落实和将CEPA协议推向纵深的有力之举。但从法理上分析,作为《框架协议》订立基础的《规划纲要》和CEPA协议目前在国内法上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均不甚明确,使得《框架协议》自身的法律性质与效力的确定受到影响。为促进该协议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必要完善相关立法,明确CEPA协议及《框架协议》相应的法律地位。     

CEPA条件下的走私犯罪问题研究

CEPA是内地与港澳签署的有关更紧密经贸关系的两个协议,其核心内容为原产地规则以及签证核查程序。目前CEPA已经全面实施,但CEPA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涉及原产地证书的走私犯罪活动。本文主要从海关监管的视角对此类走私犯罪问题进行说明,目的是为海关侦查机关追查和侦破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贸易、投资与环境问题关系刍议

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中不可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贸易、投资与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及特点,从政治经济学、博弈论和协同论三方面深入剖析贸易、投资与环境问题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是可以实现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的.     

实施CEPA与知识产权制度协调问题探讨

∶知识产权制度协调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客观上需要加强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协调。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知识产权制度协调应该根据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情况,分阶段予以设定。     

我国自由贸易实验区政策制度体系创新策略研究

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是我国重大的国家战略.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构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体系,意义重大.因此,需要聚焦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全面构建贸易和投资自由式便利的制度体系;对标高水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聚焦投资自由,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CEPA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如果说“一国两制”解决了祖国统一的大问题,那么CEPA则是试图解决“两制”情况下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如何进行市场经济的问题。CEPA作为一种获得潜在利益的制度安排,无论对港澳还是内地,都是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它表现出社会总福利增加的制度效应。同时,CEPA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其实施的主体是政府,但不确定性和政府及其官员在认知上的缺欠,也会加大制度变迁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