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危机、获取权与1959-1961年大饥荒的再解释

无论诉诸于农民退社权的剥夺、公共食堂,还是从政府救济能力、城市偏向的供应制度,这些单个因素或视角的解释不能让人信服地理解大饥荒发生的真正机制与根源。将解释大饥荒的各种因素纳入到一个能够包容各种假说在内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增加了一些被现有文献所忽视的因素如家庭储备与社区共济机制失灵等因素。对大饥荒研究存在的两个重要争论是可以得到消解的,显然,关于大饥荒发生的解释应该同时侧重于粮食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而关于Sen的粮食获取权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对非市场经济的大饥荒进行解释。     

“大跃进”时期河南大饥荒的暴露过程

河南省是"大跃进"时期大饥荒的重灾区之一,浮肿病和饿死人的情况严重,其中"豫东事件"和"信阳事件"是典型代表。饥荒和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地方各级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救灾措施,但有些地方政府仍然继续"极左"做法,企图掩盖真相,压制打击反映灾情的干部群众,阻挠中央调查组的调查,导致饥荒蔓延,饿死人数不断增加。河南省饥荒和饿死人事件的彻底暴露及采取得力的救灾措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饥荒与农村人口的关系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严重短缺而直接导致了全国性、普遍性的大饥荒,加之国家对城镇地区实行较为倾斜的社会政策,这些对农村人口的生育、死亡及发展都产生了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饥荒使人口结婚率下降;大饥荒使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下降;大饥荒使人口总量呈现出减少的趋势。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这些影响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中期以后。     

“阴云犹在”亦或“拨云见日”:早期饥荒经历与农户借贷行为

从生命历程视角,利用2020年关中平原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村个体生命周期早期饥荒经历对其成年后借贷行为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并探究早期饥荒经历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早期饥荒经历会显著增加农户借贷行为,并通过提高风险偏好、增加人力资本和强化心理韧性来增加借贷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早期饥荒经历对女性户主的家庭借贷行为影响更大,对非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更明显,青少年时期经历饥荒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更高。早期饥荒经历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即父辈饥荒经历会促进子代借贷行为。基于此,政府在健全农村信贷体系过程中,要关注农户早期饥荒经历及其代际传递,引导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差异化的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持续拓展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繁荣与饥荒——对“森命题”的解读与解毒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认为,饥荒的本质不是粮食短缺,而是权利的失败。民主可以预防饥荒,权威政体引发饥荒。饥荒与政体无必然联系,而与政体对公共政策的选择直接相关。要免于饥荒,无论何种政体,都必须追求公平的增长。     

甘宁青历史饥荒统计规律研究

本文采用等级式量化方法，以年为时间单位，以饥荒区域大小为基本依据，将上古至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饥荒史料转化为量化数据，然后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之进行了频次分析、阶段分析和周期分析，发现了甘宁青地区历史饥荒的一些统计规律。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对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统计规律具有一定意义。     

时代的“酵母”——普雷沃与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说的建构

普雷沃对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说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1768年,他因揭发《饥荒协定》锒铛入狱,形成了关于"饥荒阴谋"说的一套完整的看法。大革命爆发后,普雷沃走出监狱,在革命文化的熏陶下,他对"饥荒阴谋"说进行加工、再造。此外,他还锲而不舍地向革命政府申请经济补偿,并将前任财政总监拉韦尔迪送上断头台,促使"饥荒阴谋"说得到最高革命权威的认可。普雷沃在"饥荒阴谋"说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表明,小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发挥时代"酵母"的作用,在时代大叙事和人生小故事的交融中推动革命的发展。     

论普遍有闲社会的时间饥荒——以新中间阶层为视角

普遍有闲社会存在着自由时间空前增长与自由时间短缺即时间饥荒的矛盾。新中间阶层由于其掌握社会资源的特殊性,对时间饥荒的感受表现为两点:挤压自由时间或滥用自由时间。这对他们健康而全面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就新中间阶层时间饥荒产生的原因而言,在价值层面主要是由于消费主义的入侵,在制度层面则是因制度中人本价值的缺失。因此,只有在不断健全制度的基础上,展开对时间和休闲价值的全面认知,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新中间阶层的时间饥荒问题。     

自然灾害、人口压力与清代农民起义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检验清代农民起义的诱因。首先介绍清代气候、人口与民族、农业技术的历史背景。然后建立人口、产量、饥荒与起义的理论模型,讨论发生自然灾害和赈灾情况下的动态均衡,并进行案例分析。最后通过计量分析,分析了自然灾害、人口数量和增殖率、饥荒、赈灾在农民起义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导致农民起义的直接因素是饥荒。对饥荒的赈灾能显著地降低农民起义的发生概率;自然灾害的系数不显著,其滞后项系数显著但不稳健;人口数量对农民战争的作用显著为正,但人口增殖率对农民战争的作用显著为负;米价指数对农民战争的作用不显著。     

《饥荒》的再发现

2017年《收获》杂志第一期刊登了最新发现的《饥荒》"最后十六段"全稿,打破了《饥荒》原有版本全文三十三段的固定结构,为再次解读《四世同堂》提供了重要资料。通过对《饥荒》哈考特版"最后十三段"和浦爱德版"最后十六段"的并置细读,可以辨析出后者在人物形象刻画、悲观氛围营造和对战争直接反思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制度论析

民国时期灾荒频发 ,为救济灾荒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 ,在传统荒政基础上 ,吸收外来的救灾制度与经验 ,在救灾程序、措施、财政、管理等制度方面进行建设 ,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性制度框架。毋庸讳言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非法制化社会 ,许多制度具有虚置性 ,这种弊端政情使救灾制度效能降低 ,造成灾民风雨霜露、饥寒颠踣的情事与民国历史相伴随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中国粮食产量、消费与流通

浮夸、浪费与瞒产使后人无法真正了解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粮食生产情况。在粮食消费上,浪费是客观存在,但是粮食消费分配中保护城镇的政策是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关键因素之一。食堂内部的分配不公也使饥荒进一步加剧,在饥荒暴发初期继续大规模出口粮食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述评

灾荒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历来备受海内外学者瞩目。近代灾荒的频发,使得灾难深重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抗灾赈济局面。新世纪以来,为了深入剖析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学界除继续探讨近代灾荒的成灾诱因与过程外,开始尝试将灾荒与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考察,从而拓展灾荒史的研究视域。     

论明代的赈粥

赈粥,作为救荒的措施之一,以其简易可行、成本不高、救治迅速、颇具实效性而被明代社会广泛采用。从施赈的对象、赈粥的方法、粥粮的来源、粥厂的管理等方面,可以了解明代粥厂制度的基本状况,因而可以对其实绩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量。而粥厂制度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其实正折射出明代荒政乃至经济、吏治的实际情形。     

从现代文学看民国灾荒下的人祸因素

现代文学对民国灾荒下的人祸因素作了生动形象的书写,反映了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政治窳败不利于救灾的实施;揭露了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与繁重的苛捐杂税加重了灾民的负担;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军阀富豪的穷奢极欲与灾荒有着极大的关联;在对灾民的赈济中存在着漠视民命、贪污腐化等人祸因素。这些都加剧了天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致使灾荒愈演愈烈。     

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

湖南省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 ,是造成中国社会悲剧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与反抗的根本因素。清末湖南的阶级关系由于留学生增加等因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 ,湖南的情况可视为典型。会党和农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毫不畏惧 ,使这一时期的民变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革命党人提出的斗争纲领与农民利益相符 ,这是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重要一环。     

明清时期平民的救荒意识

平民的救荒意识是指平民在救荒过程中对社会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平民的生存与环境、人口冲突之上,包括对官民关系、绅民关系、儒家思想、宗(家)族关系、风俗信仰的认识.明清时期平民的救荒意识和其生存状态、生产能力、生活水平紧密相连.明清时期平民占据了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的救荒意识是当时最普遍的救荒意识,其救荒意识不仅维持在饥荒的特定历史时刻,而且在未荒中也保留了这种忧患意识.这种救荒意识为研究明清社会状况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试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灾荒救济工作——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的考察

1931年江淮地区普遍遭遇大水灾,致使城乡民众生活窘迫,农村经济更处于破产的边缘,进而加剧了革命危机。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救济工作,采取了施粥放粮、拨款救济、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并与国民党统治地区发生的严重灾荒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进一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扩大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灾荒救治工作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人祸天灾交相煎迫,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灾荒,直接威胁着灾民的生命安全和抗日战争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在临灾救济和生产自救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