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源于刑事诉讼中,并从刑事领域向民事领域扩展。根据国外司法实践方面的经验,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中国民事诉讼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建议设立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构建相应的配套机制:如具体确定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引入二分法理论,非法取证的行为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程序等。     

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以查处职务犯罪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有两项重要功能:遏制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和保障刑事被告公平地受审,此两项功能可以带来诸多积极诉讼效益. 对于刑事程序而言,非法证据排除建立了一项重要的程序性制裁机制;对于刑事证据而言,非法证据排除建立了一项重要的证据可采性标准.因而,非法证据排除早已被联合国司法文件及各国刑事诉讼立法所确立.在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尽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确立,但在司法运行中实际上被束之高阁,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需要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论民事诉讼中诱惑性证据的证据能力

近年来,在我国刑法、民法、行政法领域,出现了一种"打擦边球"的特殊取证方式,即刑事中的诱惑侦查、民事中的陷阱取证、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这些取证方式因为存在合法与非法的争议,造成了整个司法实务适用的不确定性。民事案件中,在用尽正当手段仍难以取证的情况下,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陷阱取证。这在我国立法、司法实践及理论上都得到了肯定。但为了防止更多的私人违法收集证据影响整个司法体制和社会的良性运转,借鉴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可依据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参照刑事诱惑侦查的成熟理论,在民事诉讼中承认善意机会提供型证据的证据能力,区分不同情况讨论恶意诱发型证据的证据能力。具体实践操作中则要求行为人必须遵守有关陷阱取证的基本原则,如目标明确性原则、利益相关者原则、行为适度性原则、最后手段原则;同时,赋予法官审查诱惑性证据的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权,让检察院适当、适时、适度地参与到民事诉讼中来,赋予原告立案预备登记权,被告对非法陷阱取证的异议权;此外,还应当完善相关的制度建构,如建立完整的保证当事人取证权的制度、建立完整的规范陷阱取证适用程序和诱惑性证据可采性的制度、建立完善的着重保障权利人利益的公证制度、建立完整的企业信息披露与监督机制。这样有利于平衡加害人、受害人之间的权益,最终达到公平、公正的目的,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现代法治国家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警示和限制警察违法取证行为,维护司法程序的纯洁性,法院在证据审查时,对警察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定案证据之外的一种诉讼制度。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该项制度在美国到了很好的遵循。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尽管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禁止态度,但长期以来却并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经历了从禁止违法取证,到司法解释初步实施,到立法确认的发展阶段。     

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立能有效制止非法取证行为,是实现刑事诉讼内在价值的需要,是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保证,是对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我国应当确立全面、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协力义务视野下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协力义务的范围与强度同非法证据的数量呈反比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屡屡出现对非法证据的效力作出截然相反认定的案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非正当性造成了上述困惑.应以证据协力义务取代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对已形成的非法证据不予排除,并追究非法取证者的刑事、民事责任.     

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防止违法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人权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了规定,但仍存在着非法证据排除缺乏统一的立法体例、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不够全面、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不够详细、没有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的配套制度等问题,应该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分析

我国法律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相关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欠缺禁止非法证据的最重要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排除规则和制裁。因此,借鉴国外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完善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看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最近发生的＂赵作海案＂堪称＂佘祥林案＂的翻版。发生在当今法治社会的两起如此相似的冤案引发了各种争论,也集中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中存在着有罪推定、非法取证、重口供轻证据等诸多问题。在发现这些问题并探究其背后原因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以避免类似冤案的再度发生。     

小议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国际通行的一项刑事准则,在保障人权和诉讼公正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公约等国际文件及世界各法律发达国家均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刑事法律禁止非法取证,但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规定尚有欠缺,与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还有差距。从我国立法及实践状况出发,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探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构造有两个层面：一是内在价值,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自身品格;二是外在价值,即规则作为达到良好结果的手段和目的的价值,又称工具价值。众多价值的冲突表现为：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实体正当与程序正当;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司法公正与刑事效益。对这些价值冲突实质的分析,有助于构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的概念,理论上存在着一种扩大化解释,实践中又是一个难以准确把握的话语。认定“非法证据”的标准有三：一是取证主体的公权性;二是取证行为的违法性;三是取证后果的侵权性。据此,对通说广义的“非法证据”概念进行解构和重塑,从理论上将其划分为“非法证据”、“要件欠缺证据”和“瑕疵证据”,使之具有不同的适用对象和处理规则。从而把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界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使排除规则的适用更具针对性,解决实践中各,行其是的问题。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范围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在讨论中更多关注了该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与否问题,而缺乏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关注,如非法取证的主体问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问题等,这些问题涉及到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这使得关于该问题的讨论缺乏应有的深入性并使得具体制度的建立前景模糊。对于这些问题加以检视无疑能够使得相应的立法工作更加明确而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应尽之责。     

影响刑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因素分析

刑事非法证据分为刑事非法言辞证据和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刑事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规则已成各国刑事诉讼法的通识,而刑事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观点和命运.文章认为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实则是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     

论非法证据的效力及建立排除规则的构想

非法证据是刑事诉讼法证据制度中较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刑事诉讼程序中诉讼价值最易发生冲突的问题.各国相关立法和理论不尽一致,我国立法上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否定态度,但对非法证据的效力尚无明确规定.应完善相关法律,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解读: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解释与适用

中国新刑诉法第54条确立的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在法解释学上,尚有诸多问题有待探讨。对于补正或合理解释这一要件,应当作如下解释,即只有属于瑕疵证据的物证、书证才可以补正或合理解释,属于非法证据的则应直接排除。非法取得的笔录类证据、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属于广义的实物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符合法定程序"是指不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取证程序规定;取证主体不应作为非法证据的构成要件。"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从实体上判断非法取证是否影响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同时从程序上判断是否损害司法的权威及公信力。对于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毒树之果原则,并附带设置必要的例外。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借鉴、确立和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证据规则体现了世界多个国家对人权保障的重视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本文欲从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现状着手 ,在对其进行系统价值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 ,并进一步提出了确立及适用此规则的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一直是我国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明确非法证据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各国相关制度规定,论述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初步构想。     

刑事非法证据取舍与法律价值的选择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关系到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关系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利益冲突的权衡。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于建构中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

在刑事诉讼法学界,刑事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一直是争议的焦点。由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学术界各学派也难以达成共识。但无庸置疑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大势所趋,是保障人权的要求,是“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尽快在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法制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