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学者卢世(氵隺)的杜诗学成就

明末清初的德州学者卢世(氵隺)为人简佚明彻、嗜酒好书,极富个性魅力.他爱杜至深,读杜诗竟达四十馀遍.其<杜诗胥抄>,选抄杜诗去取允当,<大凡>、<馀论>中则包含了许多精微深入的杜诗学观点.略去皮毛、发微抉髓、发人未发是卢世(氵隺)论杜的突出特点.他是杜诗学史上一位有独到成就的研究者,深得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禛的赞誉.     

高楚芳与其《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述论

高楚芳是宋末元初杜诗研究大家、评点大师刘辰翁的及门弟子,其编纂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校正精审,编次得当而成为历代刻书家争相翻刻的热点,也是历代研究杜诗的常备之书。在简要介绍高楚芳及其《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考察与目录记载,叙录现存高楚芳《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的版本情况,以期为杜诗的深入研究提供些许线索。     

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

唐顺之是明代评点古文的大家,其选评的作品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十二卷、《荆川先生精选批点〈汉书〉》六卷、《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文编》六十四卷等。其中《文编》是唐顺之古文评点的集大成之作,最能代表唐顺之古文评点的成就和特色。现以《文编》为中心,试对唐顺之的古文评点作初步探讨。     

论明代杜诗选本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价值

明人对杜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录,现在流传下来的杜诗选本约有60多种。这些选本继承了宋元杜诗学的传统,不仅大量翻印宋元时期杜诗注解本和批点本,而且还侧重于对杜甫律诗的选录,选评结合;注释上主要采用＂赋比兴＂论诗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对宋人的注释方法多有突破。明代杜诗选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旧注的文献辑佚价值考订价值两方面。明代杜诗学对整个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杜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严羽风格论的历史地位

先秦时代人们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认识 ,已经比较全面 ,但对诗歌风格方面的认识 ,还很肤泛。到了汉代的《毛诗序》,指出了诗歌的风格与其产生的时代密切相关。汉、魏时曹丕《典论·论文》进一步指出了风格与作品体裁的关系 ,陆机《文赋》又加以发展 ,他们同时还注意到了风格与作家个人气质之间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多篇涉及到风格问题 ,并以“八体”概括作品的风格 ,表明这时人们对风格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入了。同时的钟嵘在《诗品》中 ,则以“溯源流”的方法 ,指出前后代诗人在风格上的联系。唐代对诗歌风格的分析 ,更加细致 ,以致有“十九体”、“二十四品”之多 ,但完全意义的风格论还没有出现。严羽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 ,在反对宋诗的不良倾向中 ,深入分析了唐、宋诗风格的不同 ,对诗歌风格进行了全面地、深入地论述 ,在风格的辨析上 ,已经力求做到没有“毫厘之差”,从而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风格论 ,表明古典诗学的风格论 ,在严羽《沧浪诗话》中 ,已经完全成熟了。     

开创“史记”研究新生面的一部力作——读吴汝煜著《史记论稿》

《史记》自其问世以降,便以文史兼包、贯通古今为后代文人学者所宗仰和潜心研究。两千年来,这种研究已逐步形成为一门学问——“史记学”。由于“史记学”历经久远,涉及的范围广阔,积累的资料宏富,取得的成就异乎寻常,以致如何继续深入开展《史记》的研究,成为摆在每个《史记》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吴汝煜先生以他的论著《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切实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前人没有研究的领域要勇于开拓,己经研究过的问题也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而成为开创《史记》研究新生面的一部力作。     

杜诗研究与当代学术

本文以《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为引绪,围绕杜诗研究与当代学术的三个问题展开：其一是如何认识传世文本中的“异文”,以及如何评价古人对文学文本的校勘;其二是应该重视传统文学批评中有关“技法”的讨论：其三是倡导在诠释活动中对“意法”的辩证认识。最后,文章强调了中国传统治学的门径和方法,是值得当今学者继承光大的。     

以杜诗学为诗学——钱谦益的杜诗批评

钱谦益的诗学理论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杜甫诗歌品评上。与众多评论不同 ,钱谦益认为 ,杜甫诗学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是对杜诗忠君论的反拨 ,认为杜甫基本上以讥君、讽君为主 ,而不是忠君为主 ;其二是指出杜诗有三大审美特征 ,即铺陈排比、飞腾绮丽、危言直道与婉而多讽 ;其三是提出了对杜诗《秋兴》结构的独特认识     

论司马迁的论断语言艺术

论司马迁的论断语言艺术杨松岐司马迁的《史记》犹如一个繁花似锦的万花筒，从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最美的景观。特别是建国四十年来的研究，已辐射到司马迁其人和《史记》其书的各个方面，《史记》研究的新方向、新领域在不断开拓。但据笔者所知，对《史记》语言艺术的研究...     

15世纪末朝鲜文献《杜诗谚解》中的朝鲜语汉字词研究

《杜诗谚解》是朝鲜历史上最早的翻译诗集,于1481年（成宗十二年）刊行。自《训民正音》创制以来,众多汉文献被译为朝鲜语,极大地丰富了朝鲜语言文字体系。与同时期大量出现的佛经、儒经文献不同,《杜诗谚解》是诗歌谚解译文,风格独特,且其作为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诗歌译文,语言优美,词汇丰富且多样,无疑是研究15世纪朝鲜语言特点的重要文献资料,意义重大。以《杜诗谚解》初刊本中的汉字词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多角度分析诗歌谚解文献中的汉字词表现形式,进而探讨15世纪朝鲜语汉字词的特性。     

集杜诗摭析

集杜诗是一种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文学史上持续不断的集杜诗,不仅说明后世文人对杜甫人格、思想的敬仰,对杜诗艺术成就的期羡,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集杜诗携带着杜诗的基因,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学根茎上生发出新的审美特质,表现为杜诗主题的拓展,杜诗风格的突破及艺术技巧的创新。研究集杜诗不但对杜诗学的建构必不可少,也可为研究中华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现代文章学的纲领性文献——纪念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发表四十周年

“文章学”的探讨,随着中国写作研究会的成立,已经正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新事、大事。象一些专家指出的:“要建立一门‘文章学’,科学地研究文章和写文章的规律,使它成为语文教学中读写教学的科学基础,以有效地提高作文教学的质量,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同研究语法的过程相反,……文章学的研究则应从现代文章学开始”(张寿康《文章学古今谈》,《语文战线》。1980·8)。“文章学可以分为一般常用文体文章学和文学体裁文章学(即“创作论”)两大分类”(刘家骥《‘文章学’的研究应当提到日程上来》、《写作》1981·1)由于“一般文章是     

清代杜诗批评的新变——以翁方纲为中心

翁方纲是清代重要的杜诗学家,又是乾嘉年间"四大书家"之一。他深谙诗歌和书法艺术的相通之理,在书学视域下观照杜甫诗歌,首次大量借鉴书学术语批评杜诗:以自然天成、质厚古朴论杜诗的艺术风格;以向背、虚实等论杜诗的章法结构;以圆笔、勒笔、提空之笔等论杜诗的艺术技巧。这种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于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出乾嘉年间杜诗学与书学交融的新特色。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试论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的理论价值

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是稀见的杜诗学文献,蕴含丰富的诗学理论。杜注论方面,反思"千家注杜"所存在的过度阐释与注释讹误,认为"诗有待注而豁然者,有不须注而渊然、一落注而反索然者"。编年论方面,肯定编年乃"知人论世之要诀",又认为编年"不可泥信者亦多"。渊源论方面,切论杜诗"导源风雅"、"兼收博采",又详析杜甫诗论俱本《文赋》的诗学渊源。创作论方面,强调作诗以"学"始,以"悟"终,认为"选诗与看诗异,看诗与作诗异"。鉴赏论方面,视诗歌为"灵物"、"高物"、"深物",强调"惟癖则所研入深,所领略独"。这些理论真实再现了杜诗经典化、理论化进程的原始面貌,也凸显了清代学者杜诗批阅的实践感悟与理论思考。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杜甫作品研究综述及其展望

21世纪以来的杜诗研究有新进展：“杜诗学”作为专门之学的建设进一步开展;杜诗人物及文化地理研究深入细致;杜诗的思想、题材、文化意义及“李杜”比较研究颇见功力;杜诗语言、修辞、风格等艺术成就的研究成果颇多。同时,在杜诗学研究、文化意义、语言研究、通俗化立场等方面,还需进行可持续发展研究。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高峰期,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规模上看,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本文综合评价了清人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清人《史记》考证方面的成就”“清人对《史记》的评论”和“清代辞章之学与《史记》研究”三个方面。     

广东语文学会邀请北大周祖谟教授来穗讲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周祖谟教授,最近应广东语文学会的邀请来穗讲学,先后作了五场学术报告。在题为《谈治学的方法》的报告中,周祖谟教授谈了“从根基做起”、“治学要有次序”、“治学的态度”,等五个问题。他认为,各个学科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做学问必须具备古汉语知识、古书籍知识和历史知识。学习古汉语的最好方法就是多读文和辨异同。在书目繁多的古书籍中,最好先读《书目答问》,它提供的书目较重要。专攻某科,要先读基础。从事语言研究必须先学《语音学》;从事文学研究要先学《文学史》;研究古文字则要先学《说文解字》。他指出,对历史上的重要书籍一定要认真读.如:精读《汉书》,可解决古书中的难字难义;读司马迁的《史记》,你会感到易读且饶有趣味;学文学的应读《宋人文词》;若通读《杜诗集注》,可了解许多文学典故,名家诗句,丰富古代文学的知识。他还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