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治理语境下的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防控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区别于传统恐怖活动犯罪的新特性,导致传统对策机制失效.加之现有网络恐怖活动犯罪治理手段的失灵,使得运用全球治理模式防控网络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必然选择.全球治理模式中的多元主体、 多层次防控机制能够衍生适用于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防控.全球治理模式对我国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治理同样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我国应建立多元多层次的防控机制、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现实威胁.     

我国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犯罪现状及应对策略

近两年来,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犯罪频繁发生,导致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对我国的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打击与遏制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犯罪,已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犯罪肆虐,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完善制裁恐怖活动犯罪的法律体系,完善新疆地区恐怖活动犯罪之应对机制,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才能预防、减少恐怖活动犯罪的发生。     

论网络恐怖活动犯罪及对策

网络恐怖主义是在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的国际形势下恐怖活动犯罪发展的新形式,主要表现为网络恐怖攻击、网上散布恐怖信息和利用互联网组织恐怖活动3种形式。为打击网络恐怖活动犯罪,许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防范行动,并加强了国际合作,制定了相关国际公约。我国也面临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威胁,应未雨绸缪,及早制定遏制网络恐怖活动犯罪的防范对策。     

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与民意引导

网络时代恐怖活动犯罪呈现全球化趋势,刑事司法应对全球化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应然,也是必须的选择。我国当前重刑反恐政策和民意"重刑化"倾向,弊端明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反恐合作的有效开展。刑罚裁量涉及国家对犯罪做出反应的方式是否有效和富有理性。公众舆论影响量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量刑政策也影响公众形成对社会犯罪状况、法律秩序以及公共安全的基本态度。"严打重判"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应该对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量刑政策重新定位,并对民意加以理性引导。     

网络与犯罪

网络犯罪是行为主体以电脑及其电子网络为犯罪工具或攻击对象,实施的危害电脑及其电子网络安全的,触犯法律规范的行为。网络犯罪是信息时代的产物,随着电脑以及信息网络的普遍运用,近年来,网络犯罪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何防范网络犯罪不但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迫切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计算机技术领域、法学理论及犯罪学研究领域中最引人关注的课题。另外,打击网络犯罪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增强全球范围内打击网络犯罪的力度。文章拟就当前网络犯罪的手段及防控对策进行探讨,主要从法律、技术、道德三个方面规范和打击网络犯罪,对加强网络安全预防,保障信息安全、促进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数据时代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兼论人工智能犯罪的规制

网络技术发展促成了网络代际更迭。在大数据为核心的Internet 3.0阶段,网络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发生变化,网络的刑法属性由传统的犯罪对象、工具演变为网络犯罪的场域空间和存在方式。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也随之演化,在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出现了人工智能犯罪等新的犯罪形态。在对比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危害性评价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将网络犯罪区分为三种类型:危害性评价等价于传统犯罪的网络犯罪类型、线上线下危害性评价背离的网络犯罪类型、以网络大数据为核心的新型网络犯罪,后者尤以人工智能犯罪为代表。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冲击着以人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也给刑法提出了新的命题。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新的风险时代的到来。刑法对以网络为工具和对象的犯罪进行了有效立法应对,但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犯罪规制不力,对以"网络为空间"的犯罪应对不力,对以" 网络为存在本质"的犯罪尚未作出实质回应。刑法缺乏应对新型网络犯罪的风险机制,一是对大数据系统安全、算法安全和数据与信息安全为内容的新型网络安全风险应对不足,二是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瑕疵带来的刑事风险缺乏应对。同时,在立法规制网络犯罪的过程中,刑法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予以了必要重视,但失衡于网络安全法益的保护,尤其对网络公共安全和数据信息安全未予以必要重视。刑法应当进行立法调整,建立风险刑法理念,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安全风险和技术风险进行刑事预防,明确对网络公共安全法益的立法保护,其内涵为包括网络空间的数据和以信息为内容的网络秩序的安宁性;建立网络安全法益的保护体系,并增设新罪名对新型网络犯罪行为予以规制;明确人工智能在网络犯罪中的工具属性和非主体性,确立对利用可控型人工智能犯罪的过错责任、对自控型人工智能犯罪的监督过失责任;通过选择适当的路径和立法技术实现刑法对网络犯罪的应对。     

刑法语境下的网络犯罪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各种网络犯罪活动也如影随形,日益狡猾猖獗,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使得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制成为各国的焦点之一。鉴于此,笔者立足刑法的视角再论网络犯罪的法律遏制一文,从探析网络犯罪概念角度,考虑如何充分发挥网络给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等带来极大便利,同时将网络犯罪带来的负面效应减小到最低限度做出新的思考。     

我国反恐刑法分则的完善之建言——以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规范为视角

"恐怖活动犯罪"宜作为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亚类犯罪设专节予以规定。从完善我国反恐刑法分则中的具体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立法之考虑,建议增设新的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即增设入境发展恐怖组织罪、包庇或纵容恐怖组织罪等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将基于恐怖目的实施的相应犯罪作为从重或者加重情节。在非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的立法完善方面,建议增设危害航空飞行安全罪、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罪、危害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以及邮寄危险物质、物品罪和关于"核犯罪"及"核恐怖活动犯罪"。在补充和完善相应的罪刑规范时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实践需要,这是我国反恐刑法奠立的基础;二是我国担负的反恐国际义务(基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反恐国际条约),反恐刑法必须与国际条约义务相承接;三是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反恐刑法立法经验。恐怖主义的国际化趋势使得各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方面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达到严厉打击各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     

论网络犯罪及其立法制裁

日益增长的网络犯罪引起各国的警觉,使得网络犯罪法律制裁成为各国立法的焦点之一。在我国,建立比较完善的涉及民事、刑事等实体法律规范的网络立法也至关重要。我国现行的网络法规多属行政性、程序性法规,现行刑法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的简单规定也难以覆盖网络犯罪的整体。为杜绝网络犯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必须携手共进,共同寻求信息安全的法律框架模式。     

青少年网络帮派犯罪的现状检视及其对策思考

目前,利用网络结社和勾联所结成的"网络帮派"正在成为引发青少年犯罪的新途径。其中,网络帮派有其明显的群体特征:等级性和管理的完整性、网络纠集的快捷性和群体犯罪的疯狂性。其中网络公会成为青少年网络帮派的新形式,极易培养青少年的帮派意识,并诱发青少年结帮犯罪。网络帮派犯罪不仅因其便捷和突发性而使犯罪防治更加困难,而且它毒害了青少年的心理,损害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因此,应针对青少年网络帮派犯罪形成的青少年自身、社会和法律原因,加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引导,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立法和加强司法干预等。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