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层意蕴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奠基于其良知宇宙论基础上的。而阳明的良知学说又处处体现了其知行合一之旨。良知宇宙在化生过程中呈现出五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未发之合一;良知未发已发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与万物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与人身之合一;良知已发后人心之知与人心之情感和意向之合一。此即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五层意蕴。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是传统宇宙论、认识论的集大成者,是我们需要继承的宝贵遗产。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王阳明的心学发展轨迹在其诗歌中的表现

王阳明一生创作了约600首诗歌,通过他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了解到阳明的人生轨迹和心学思想的发展。在明代中后期诗歌创作崇尚复古的大环境下,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哲学观点,创作了许多具有哲理的诗文,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个性与思想。他用"良知"唤醒"人性",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指引人们通向至善至美。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在与良知——西田哲学与阳明学之比较

西田哲学是以东方思想特别是禅佛教为基础、西方哲学思想为素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创立的一种融合东西方思想的哲学体系。将其置于世界场域中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着重阐释西田哲学体系基础之"实在论",分析王阳明"良知"学说对西田的精神提撕作用,并通过"统一力"与"良知"等概念的对比,考察西田哲学及其与阳明学的关系。     

王阳明"致良知"认知模式的探析

为了揭示王阳明"致良知"命题的思想意义,采用儒家经典解释学思想的方法,认为"致良知"就是良知从人心的"本然之知"回到本心的"明觉之知"的过程,它的逻辑就是由体到用,最后回到体,亦可以称为"知行合一",即本体的良知与主体良知的合一,以及主体认知与主体实践的合一。     

“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与明代后期的学术演进——以李材、高攀龙、刘宗周为例

《大学》在明代后期学术的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代学术与其它朝代不同之处是其重视学术自得与宗旨。王阳明良知之学是《大学》、《孟子》重新阐释的结合体,心学的核心概念良知和致良知正是王阳明学术的自得与宗旨。而王阳明学术的起点是从"格物"、"致知"的重新阐释开始的,这也是王守仁告别程朱理学,走向阳明心学的关键。从王守仁的"良知"之学发展到刘宗周的"慎独"之学,是对《大学》"格物"、"致知"重新阐释的结果,更是学术演进的必然。     

"浙学"与"阳明学"论纲

浙学的源头可追溯到古越文化甚至是浙江地域的史前文化。但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学术形态,浙学应以王充为源,而成型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发展于明清,转型于近现代。浙学的内涵,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别。浙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十个字,典型地体现在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五个命题中,浙学精神对当代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仍具指导意义。阳明学是明清浙学的主体。阳明心学是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根本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其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力行实践、多元包容的精神对当代修身立德、齐家立业、治国理政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王阳明《大学问》的仁学建构

对于阳明《大学问》,学界主要从万物一体、大人之学、格物致知以及致良知等角度展开诠释,实际上这些考察的视角均涵摄于阳明晚年的仁学思想建构。阳明在反思宋儒及明代社会文化状况的基础上,以万物一体之仁为核心理念,熔铸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一生最为重要的学问理念,建构了融义理与工夫为一个完整体系的仁学思想。这可视为阳明晚年思想的新动向,也可视为儒家仁学思想在明代的新开展。     

格物与礼法：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

自王阳明去世之后的中晚明至清代初期，阳明学派内部催生出两个密切相关的新发展方向：气学和经史之学（礼法之学）。新方向提出了两个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心（良知）与气、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则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刘宗周、黄宗羲师徒的思想是对于上述两个发展方向的集大成，代表了阳明学派内部围绕其核心问题进行思想自我更新的重要理论成果，可称为阳明学的礼法转向。因此，考察作为良知学新开展的气学与礼法之学（经史之学），追问其得以可能的哲学前提，是探讨清初阳明学哲学贡献的重要视角。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王阳明《象祠记》的文化解读

龙场悟道,王阳明将生死置之度外,把全副精神用于宣讲“良知”之学,此种弘道经历,对儒学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象祠记》是阳明居黔弘扬良知之学的一个鲜活的缩影。这篇珍贵文献的重要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象祠”的缘起、圣人传统与象祠文化精神、象祠文化与阳明一D学诸多思想文化内涵。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一生学问的立言宗旨.知行合一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从知上说,良知之心无善无恶却知善知恶;从行上说,良知之心无动无静却能动能静.良知之心知善知恶,但为什么会有恶而不知、"好心办坏事"的现象?良知之心能动能静,但为什么会出现知而不动、"好心不办事"的现象?其原因在于知行合一的两个理论缺陷,一是以良知覆盖认知,轻忽认知之心的逻辑分析功能;二是道德情感交待不明,对道德的内在动力认识不清.     

王阳明与冀元亨

介绍了王阳明与冀元亨结识的情况,并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了王阳明、冀元亨和朱宸濠之间的交往,突出研讨了王阳明历史研究方面问题的重要性。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1)冀元亨是最早将阳明心学运用到科举考试之中;(2)冀元亨实践了阳明良知之学;(3)阳明心学源于政治上的黑暗。     

王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

王阳明虽以批评朱子起家,但也继承了朱子天理思想。在阐释良知时,阳明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说的;在天理、人欲之辨上,王阳明也承袭了朱子的基本立场。阳明对朱子天理思想的继承为良知的客观性、普遍性作出了有力论证,也带来了问题。首先,以天理为心之本体、为至善者,以人欲、私欲为恶,这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去得人欲,便识天理”的论调下,理与欲就处于非此即彼的关系中。如此,感性欲望的地位就不得独立,意义就不得彰显。其次,以超验的天理诠释良知,会使作为人内在成德根据的良知抽象化,从而使阳明心学陷入二重性的困境,在学理上有走向分化和破败的可能。     

王阳明“大人”思想及四个陷阱

王阳明一生追求“大人”之学,“大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大人”之学也是良知之学。“大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道德论上都有其高明之处。有“大人”就有小人,孔孟的大小之辨是在道术分离的前提下提出的,相对宽容一些;阳明的大小之辨是在道一统前提下展开的,比较严格。阳明的大小之辨在严格的同时还有自我颠覆的倾向,这就使其保持着开放性。最后将揭示“大人”之学隐含的四个陷阱:没有良好制度保证的良知“大人”,将是空中楼阁;良知心学不是现代自由主义,不能带来现代的自由平等;对良知“大人”的不当追求可能导致道德绑架;大小之对立会人为地制造分裂和敌对。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阳明关于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分辨与联结

王阳明从早年"取竹格之"至龙场自悟"吾性自足"的为学进路,其实就是沉潜良知与见闻之间紧张关系的过程。王阳明并不反对见闻之知,只是不能认知识为良知。相较而言,他认为良知天理比见闻知识更值得欲求,如"精金喻圣"。倘若迷失良知,徒以"知识技能"相较量,则为王阳明所深疾,如"拔本塞源"之论。在严辨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基础上,王阳明提出"见闻莫非良知之用"与"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二种联结良知与见闻之知的方法。     

王阳明与禅

王阳明一生重视"只手之声"的公案。以此为引,可见王阳明与诸禅师于公案之解的关系,说明阳明与禅甚深的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了禅佛教(禅宗)对王阳明的影响以及他从佛所得用于教学开示后学的过程。另外,从阳明频游佛寺、参禅问道、寻仙访道、惑溺老庄后又脱离佛老回归儒学的心路历程,揭示了阳明悟出的"究意宗旨"之"致良知"与禅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