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官与民众——以真德秀为中心

首先定义"谕俗文"并详细解说其内容及构成。其次,以真德秀的"谕俗文"为核心,探讨宋代地方官如何治理地方上存在的诸如诉讼多发等严重问题,揭示"谕俗文"在劝导民众向善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地方官成功治理民众的关键在于笼络介于民众与地方官之间的士人、僧道及父老,从而在地方上形成了以个人为起点,向家族、宗族、乡党、县呈同心圆般扩大的社会统治秩序。最后,从地方官以诚待民的心态中,揭示了民众具有主体性的时代特征。     

论宋代的民间旌表与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

“旌表”是政府以国家名义垄断的并根据一定条件、按一定程序向地方发放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宋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主要分为义门、孝行、妇德和隐逸四类,宋代政权通过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为民间社会倡导了与主流文化相一致的时尚与习俗,进而把国家权力悄然深入民间。     

宋明理学在广西的传播方式

理学在广西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二程平南受学于周敦颐,经历了发生、停滞、发展和成熟几个不同历史阶段,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兴学,讲学,撰写和刊刻学记、书籍,人际交往,碑刻和谕俗文等,通过这些方式,把理学渗透到广西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     

论宋代家训家范与民间社会控制

宋代的家训家范突破家庭家族之范围,在民间充当“家法”角色,与国家的“王法”互为表里,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国家对民间社会的控制。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应当公正对待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和讽谕诗创作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并认为白氏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诗歌理论与讽谕实践坚持到底     

略论宋代淫祀政策

淫祀是指对不在国家规定祀典中及不在国家权力控制范围内的神灵之祭祀。宋代基层社会淫祀十分流行,并具有对地方进行控制的黑社会性质,部分淫祀甚至迫使地方官员对之屈服,有与国家政权争夺地方控制之性质。对于淫祀,宋代政府一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同时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合法化措施,承认淫祀的地位。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建国初期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研究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之深刻莫过于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嵌入与改造.从长时段看,它是应对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解体溃散,社会危机持续加深的产物.此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因此以“结构”为研究视角,探究20世纪50年代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形塑,有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传宣与宋代君主个人意旨的传达

传宣是宋代君主通过宦官或其他臣僚，将个人意旨以口头形式传达给机构或个人的活动。君主个人意旨是在形式上刻意与宰相及外朝切割，表现君王“个人”的态度和意见。宋代传宣因应用场合和目的分为禁中传宣三司或各库务取索财务、传宣有司以处理政务以及传宣臣僚个人以表慰谕等三类。传宣取索十分频密，“君主个人”的身份因之介入到过多细务而影响了皇命的郑重与威严。传宣二府及有司的行政类传宣相对正式，与内批、御批、手诏等文书载体一同在日常行政中表达“中旨”。传宣的仪式是皇权的展现、君臣关系的再次确认。在抚问、赐予礼物等场景下，中使传宣本身就是皇帝对臣僚个人恩礼的重要表现。三类传宣名义上虽是口头传旨，实际上要么已经文书化，要么正在经历文书化。甚至在传宣之外更为自由的“密谕”都有文字留底。复杂繁密的宋代传宣制度，确实是为了准确表达君主个人意见、凸显君主个人形象，但并不是要建立一套围绕皇帝个人展开的行政系统，而是在既有行政秩序中既合理借重君主个人形象、个人意旨，又不至于令其破坏日常行政秩序。     

城市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尤其是单位制、户籍制和“街-居制”构成的城市管理制度结构的松动,社区建设全面启动。使城市居民的身份、城市基层的社会整合方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社区最现实的生活层面相遇。由此便引伸出了一些问题,基层社会的权力秩序是怎样的?其内在逻辑何在?为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上海城市的一些基层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来揭示最基层社会的深层权力秩序。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社会基础如何形塑城市基层自治——以小区自治为中心

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在高速转型,以国家力量和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基层治理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找回社会”,推动基层自治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社区自治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以小区自治为形态的城市基层自治模式正在兴起,而在不同类型的小区中,居民自治的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小区自治的兴起和差异格局表明,公共事务需求、积极分子、社会规模、社会关联度是影响自治生成和运转的基础性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城市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形塑着自治的形态与特征。城市基层自治主要遵循“事—人—空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公共事务需求是触发自治的主要原因,以积极分子为主体的主导力量承担着自治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自治单元的社会规模和社会关联始终制约着自治的运转,影响着自治的过程和效果。深入研究城市基层自治的中国经验,不仅有助于认识“自治”这一传统学术命题的内涵与前景,也有助于廓清和发掘基层治理的社会资源,开拓有效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     

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依据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0条和第111条的规定,在治理农村的活动中,我国采取了“乡政村治”的政治模式,即乡镇政权是国家依法设置在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国家行政系列由中央政府到乡镇政府构成,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构成为强有力的国家权力系统。“村委会”则是农村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织村民自治,由村委会和村民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行政性关系之外的大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目标模式是在对庞大农村社会的治理中,通过由体现国家意志的乡镇政权与体现村民意志的村委会的有效合作,既可以保证国家意志的贯通到底,也可以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积极能动性,由此形成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和解、合作与相互支持,从而保证我国在巨大的现代化变迁中所要求的农村社会的有序发展。     

论北宋世家大族的择偶标准

宋代“婚姻不问阀阅”是一个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定论。实际上 ,“不问阀阅”并不等于“不问门第”。在以特权和等级为基核的宋代社会 ,崇尚门第仍然是大部分家族缔结婚姻关系时恪守的原则。此外 ,与宋代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变迁相一致 ,“以才择婿”也成为世家大族择偶的重要标准     

交流与借鉴:宋与高丽枢密院之比较研究

唐末掌管皇命出纳、诏旨宣谕的枢密院,经过五代、宋的发展,成为掌管中国军政的最高机关。宋代枢密院的体制对邻邦高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高丽和中国宋代有着深厚的友谊,在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高丽借鉴宋朝很多,其中,也借鉴和发展了宋代的枢密制度。但是,对于两国的枢密院目前尚缺有机结合的比较研究。因此从宋和高丽两国枢密院的设立目标、组织机构、职能等方面,来分析宋代对高丽产生的具体影响,对于深入研究中韩政治文化交流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论三十年代中国讽谕文学

本世纪３０年代中国讽谕文学，大体包括社会──政治讽谕文学、道德──人生讽谕文学、风俗──文化讽谕文学三型。它们或者针砭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恶，或者解剖市井细民和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与变形灵魂，或者探寻国民性的优劣和风俗文化的得失，不仅在主题与题材领域丰富了３０年代中国文学，而且在文体风格上为３０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拓宽了道路。     

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与本土化民主发展取向

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为如何看待和解释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民主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在研究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加强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促进国家治理与地方性自治的有效衔接,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质的平衡与互动状态,使“乡政村治”这种民主治理的弹性结构更具有解释力与借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