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研究

政府决策即行政决策,它是政府管理活动的首要和核心环节。决策质量的高低直接制约决策执行效果的好坏。现代政府的中枢系统是决策的载体,世界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地重视决策活动,并纷纷出台很多制度去确保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而提高政府决策的水平。中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科学和民主决策的问题,经过近3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中的问题仍然很多,归结到一点主要是缺乏系统的解决思路。为此,文章基于西蒙内容合理性和程序合理性的概念,提出了构建中国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创新体系的设想,并经过认真考察、研究和设计,最终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希望有助于解决中国政府现实决策过程中的问题。     

完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机制

决策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途径和维护公众利益的主要手段,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是制定正确决策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本文旨在以党委和政府的重大事项决策,特别是行政决策的一般规律为对象,通过分析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决策的组织系统、决策制度以及决策程序,对如何完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机制进行探析和思考.     

公众参与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公众参与机制的逐步完善有助于推进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和合理成分 ,从制度安排层面推动公众参与决策过程 ,着力于提高公共决策的质量 ,防止决策无能或决策失败。     

论领导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决策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也是领导工作的核心.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程度的直接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能否做到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是关键,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前提,则是着力提高党政领导干部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水平.     

基于公共治理视野下的听证制度与公共决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公共治理的核心手段为公共政策,其中首要的环节是公共决策及其体制问题。公共决策是公共管理过程的关键环节,公共决策的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共管理水平的高低。按照公共治理的要求,必须改革公共决策体制,听证制度就是在公共决策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种历史性成果。     

大力发展电子政务促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而电子政务的发展则为新时代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现阶段必须通过转变领导观念,加强信息管理部门,完善决策支持系统和数据库系统,加强教育培训以及创新决策制度、程序、方式方法等措施,以电子政务的发展促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法律文本考察

国务院推行的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中国政府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值得我们关注和期待。通过对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法律文本的考察,不仅可以反思制度移植试验在我国行政管理领域的发展状况,也可以使我们透过不断探索的制度架构触摸到政治文明进步的脉动。     

关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现机制

目前,我们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方面,重大决策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议普遍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也要看到,在决策方面也存在某些问题。一是一些地方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放权”而导致权力过分集中,那种所谓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还严重存在;二是一些部门违背“纵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往往以部门利益为标准来行使决策权,分割和肢解了行政权力,导致决策的片面性;三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没有分离,自己决策、自己执行、自己监督,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及时的修…     

试论公安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

公安决策是公安机关为履行其职能,针对预期目标所进行的方案设计、选择和实施活动的过程。目 前,我国公安机关决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发扬民主,充分调动决策参与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建立完整科学的公安 决策体制,遵守科学的公安决策程序,并以法律规范决策行为是实现公安科学管理的必由之路。     

政府回应视角下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

公共决策听证与政府回应都以承认社会利益多元化为前提,是我国公共行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体现了其具有的政府回应功能,它是政府加强回应性建设的一种制度实践。目前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作为政府回应的一种方式,还存在召开听证会的随意性、听证会形式遭到公众的质疑、听证笔录缺乏刚性约束力、政府回应能力不足等问题。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需要政府行政人员提高意识,不断完善听政会制度的相关规定,将听证会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范围。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与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完善

听证会是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信任的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行政决策中引入听证制度,可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并可以大大提高政策的执行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当前我国听证制度的实践来看,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不仅影响了听证制度功能的发挥,还使公众对政府公信力产生质疑。针对当前听证实践存在的问题,应该拓展听证制度的适用领域,强化听证在决策中的地位;规范听证程序,使听证透明、公正;建立听证代表补偿或激励机制以及独立听证人制度,保证听证双方主体的权利平等;确立案卷排他原则和建立听证回应机制,避免听证走过场。     

关于完善我国公共决策听证制度的思考——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协商民主兴起于西方国家,代表了民主的最新发展。公共决策听证制度与协商民主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是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形式。根据协商民主的理论要求,质证和辩论环节应作为听证会程序的核心环节。但是,现实中诸多原因造成了听证会质证和辩论环节的有效性不足。应从听证会的程序设计、听证代表的遴选机制以及专业化的听证主持人队伍建设等方面完善我国公共决策听证制度。     

略论行政决策的科学化

行政决策是国家行政机关为实现其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行政职能而进行的决策，行政决策是否科学，关系到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是否顺利实现，能否有效的管理国家事务。因此行政决策要实现科学化，就必须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坚持科学的决策原则，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可以说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就是行政决策，讲求科学，使决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发展中的行政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之博弈关系探析

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一般是指行政决策程序和方法的科学化,主要包括决策的程序化和技术化两个方面,强调的是决策效率,具有强烈的技术色彩;决策民主化主要包括决策目标的民主化和决策方式的民主化,强调的是社会公正,要求相关利益群体具有参与和影响决策的机会和渠道。关于二者的关系,既有正相关的理解,更有负相关的认识,事实上,二者的矛盾冲突表现的更为突出。在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科学化的基础上,应当进行相关利益群体利益的整合与协调,使二者在公共决策的矛盾关系中达至统一。     

决策民主化是实现正确领导的有效途径

民主集中制要求领导者在进行决策时既要注意发扬民主 ,又要实行正确适当的集中。民主既是领导者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 ,又是领导者正确实施决策的基础。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都要实施民主     

民主集中制是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要在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发展市场经济,堪称一个全新的、开创性的事业。它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更无成功的经验可借鉴,需我们在一片荒漠的土地上,做第一个开辟和创建绿州的人。这一宏伟的事业是异常艰巨而繁重的。中国共产党要能娴熟的驾驭市场经济,胜利地完     

行政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决策问责案例的质性分析

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作为连接前端决策程序和末端决策责任追究的中间环节,是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配套制度之一。当前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衔接不畅,导致决策后评估利用价值开发不足,决策问责缘由认定随意性强。基于对决策后评估的特征和决策问责要求的考察,发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在于决策后评估是增强决策问责精准性的制度工具,决策问责是贯彻决策后评估的强效驱动。运用扎根理论对多个决策问责案例进行分析可知,决策问责缘由包括决策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公平性,这四类缘由实质是决策正当性要求的精细划分。根据二者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决策问责的实证研究,可构建出"决策后评估-决策问责"互动模型。该模型显示: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关键在于决策后评估内容与决策问责缘由保持一致。因此,实现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的有效衔接,应当细化决策后评估的正当性要求,在对决策结果、程序、方案和执行监督的考察中评估决策是否坚持或实现了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和公平性要求。     

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之民主性困境及突围

听证在行政决策中被立法者赋予了民主功能,然听证之听取意见功能定位决定其可提供的只能是公平感,难以承载民主价值;听证权之程序性权利取向也易造成公众在决策体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的角色断裂,进而使民主性失落。协商则有助于充实公众参与权、促进"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生成、促成平衡各方诉求的决策结构形成,使公众参与主体得到肯定与张扬,且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服务型政府建设及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为协商方式在行政决策中的确立提供了客观基础,协商可修复失落的民主性,是走出行政决策民主性困境的有效方式。     

行政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决策问责案例的质性分析

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作为连接前端决策程序和末端决策责任追究的中间环节,是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配套制度之一。当前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衔接不畅,导致决策后评估利用价值开发不足,决策问责缘由认定随意性强。基于对决策后评估的特征和决策问责要求的考察,发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在于决策后评估是增强决策问责精准性的制度工具,决策问责是贯彻决策后评估的强效驱动。运用扎根理论对多个决策问责案例进行分析可知,决策问责缘由包括决策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公平性,这四类缘由实质是决策正当性要求的精细划分。根据二者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决策问责的实证研究,可构建出决策后评估-决策问责互动模型。该模型显示: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关键在于决策后评估内容与决策问责缘由保持一致。因此,实现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的有效衔接,应当细化决策后评估的正当性要求,在对决策结果、程序、方案和执行监督的考察中评估决策是否坚持或实现了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和公平性要求。     

促进政府决策机制优化的制度安排

政府决策机制优化是良好治理的基础.实现政府决策机制的优化,需要建设具体而合理的制度.为实现决策机制优化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就是健全能够有效规范决策系统具体运转流程和运行方式的规则体系.它使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和论证、领导集体决策、决策责任追究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从而起到防止决策随意性、盲目性,避免决策失误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