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论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衡平:社会契约论视角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个体权利,社会个体权利是国家权力获得正当性的依据。当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之后,其行使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在社会契约理论下,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既能够给予国家权力必要的权限,又要对国家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自治权的不当干预;既能够维护公民的自治权,又要防止公民自治权的滥用,破坏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是一个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保持平衡的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内涵,对处理我国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社会运动理论的演变理路：国家视角的再出发

现代社会运动本质上是民众为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或影响一定社会变迁的一种集体行动。因而国家视角对于整体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意义重大,故以国家视角对社会运动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来梳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并给出对国家视角兴起、衰落和回归历程的可能解释。在此基础上,社会运动研究对于中国国家转型的意义将不言自明。     

社会学权力理论内在进路述评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是权力理论的两个重要范畴,社会学视阈中的权力理论体现出不断从国家权力中心走向社会权力中心的内在演进理路: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化,权力主要体现为以君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现代社会学在古典分权理论背景下拓展权力主体,将社会组织与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纳入权力主体范畴,自觉促进权力理论的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学进一步泛化权力主体,体现了对权力弥散性的理论认可和愈益试图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促成生活世界中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的理论追求。     

电视:国家动员变革的重要媒介——现代国家动员中电视媒介变革意义的政治传播史分析

电视是人类社会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存在和生活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治理社会的方式。电视具有赋权功能,平衡和约束着国家权力。电视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拓展了国家动员的空间,改造了国家动员的对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家自身的动员能力。对我国而言,要推动国家动员的进一步变革,应继续提高电视的覆盖率,提高电视播出质量。电视传媒应根据变化的媒介环境,按照电视平民化的要求,通过调整国家动员的视角,创新国家动员的内容,转变国家动员的话语,提升电视传媒的社会整合能力,激活和强化公众对国家权力的信任,提高国家权力的透明度。     

国家定义与国家治理体系新论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定义应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沦为列宁所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是特殊的国家性质。不能把国家的特殊性质当作国家的定义。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是历史上国家政权面临的基本矛盾,其解决程度决定了该政治权力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与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的经济基础,因此需要人民民主专政。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剥削阶级已经不是集团性政治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需要建立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新的治理体系,这将是与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将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权机构面临的上述基本矛盾,是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     

简论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权力授予

以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往往忽略了对国家或社会内部活动之间关系的分析。本文采用了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 从权力授予的角度对国家与社会进行了重新梳理。其实,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往往是建立在权力授予上的互动, 社会体系内部的授权最终将会变成国家权力。国家体系内部的授权也需要来自社会的支持与认可, 公民授权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种主要途径, 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连接点, 人类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就是公民授权与社会授权不断扩大的进程。     

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意识形态权力

通过梳理国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权力的出场是理论逻辑之必然。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一种软国家权力,是一定社会的阶级或者集团谋求和掌握意识形态生产、运行、教育和传播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权力,其主要有三种样态：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保障的意识形态管理权以及作为外在表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权力既可以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可以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运用意识形态权力,不仅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同时可以对社会发展发挥积极功能。     

产生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生活

国家的现代化是领域分化与具有自主意识的社会领域出现的结果,表现为一个由神权国家到绝对国家再到宪政国家的连续过程。绝对国家对神权国家的替代消除了教权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宪政国家对绝对国家的替代则把自由的概念植入了国家的灵魂。宪政国家奉自由为宗旨。于是,现代公共生活被定型为个人自由的工具,是通向私人生活之幸福的手段。这样的定位使公共生活陷入困境,面临转型的挑战。     

两党制国家与多党制国家政党执政方式之比较

两党制国家和多党制国家政党的执政方式有共性,也有区别。从权力的获得来看,两党制国家内一般实行单选区制的多数代表制,多党制国家更多使用比例代表制,或者包含比例代表制和多数代表制的混合制;从权力的运作来看,两党制国家的政府一般是一党独自执政,并存在集中掌握巨大权力的最高行政长官,多党制国家行政首脑的实际权力往往被分流到其他部门或组织中去。但两种制度的国家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特征:执政党都不直接管理国家。从对权力的制约来看,在这两种制度的国家内制约执政党权力的因素都存在四个方面:宪法和法律的限制、非执政党政治力量的约束、权力体制的制衡、大众媒介的监督。     

知识经济兴起对南北关系的影响

世纪之交 ,知识经济蓬勃兴起。知识经济以其巨大的推动力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也正在重新塑造国际关系的面貌。当今世界 ,各国综合国力的盛衰 ,国际格局的变化 ,大国的霸权战略和国际新秩序的未来走向等 ,无不与各国知识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认真研究知识经济的兴起及其对南北关系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的科层组织特征及效率--对我国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分析

我国公立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与其他国家高校的二元权力结构不同,表现为政治、行政、学术三元权力结构,此结构中因学术权力弱化,凸显政治与行政的"双子权力系统".通过分析我国公立大学"双子权力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所表现的特征,可说明该结构摩擦系数较大,而降低摩擦系数面对的制度约束并非简单地取其一而舍其一.当前制度可提供的当期选择是合理而有效地整合,并以此实现公立大学的低成本运作.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关于公共权力异化问题的一点思考

随着各类腐败案件的频频曝光 ,时下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都把抑制腐败的目光放在推进民主方面。但民主政治并非抑制腐败的唯一选择。从公共权力异化的视角来分析 ,腐败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外部行为的表现形式。公共权力异化主要是由于公共权力和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异化而引起的。当代中国的公共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第二层次 ,即公职人员的以权谋私。遏制公共权力异化 ,主要是建立一个高效运作的公共权力制度系统     

社会与国家关系在当代中国的互构——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视野

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中的社会是一种利益共同体,既包括狭义的社会,又包括市场,国家则是对社会作出政治安排的权力系统,社会与国家两者之间具有互构的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本文分别对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法理机制和解释机制的变化和新情况做了分析。如果要实现权归于国家,就必须确保利归于社会。制度性行动与非制度性行动的互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原有的制度性行动规则面临挑战。社会建设可以从更加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更加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两个方面调节社会与国家关系。     

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论市民社会的双重角色:基于马克思和葛兰西的启示

立足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角,马克思和葛兰西分别强调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功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说明市民社会已在发展和积淀中逐步具有了双重角色,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种线型的单向演进,而是基于国家现实表现的相机反应。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既为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又为国家提供了起码的道义认同。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则在消极认同的基础上发展成对国家意志的积极维护,并持续推动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规范运行。     

论依法执政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功能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我们党坚持依法执政,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形成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机制,有利于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从而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