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中的叙述者及其意识形态——纳博科夫《微暗的火》的叙述者问题

纳博科夫的小说<微暗的火>是一部复杂的小说,其文本呈现出典型的后现代特征.通过对小说文本叙述者层次的分析,可以发现小说中的叙述者之间存在镜像关系,小说文本的叙述者问题就是纳博科夫的一场游戏和词语狂欢.不可靠叙述者的叙述干预背后隐含着作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和纳博科夫其他作品中的思想相呼应.     

透过《洛丽塔》看虚构小说的“危险之处”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该书的亨伯特既是主人公、叙述者又是假象中的作者,同时也是罪犯。他在小说里试图将自己和洛丽塔定位成虚构小说中的人物角色,想按照文学作品人物的一般发展规律设计自己和洛丽塔的人生,但这种想法不切合实际,最终势必导致悲剧的发生,这也是《洛丽塔》中的"危险之处"。通过分析这部小说,让读者充分发挥自身的"审批能力",从而获得理解其它虚构小说的"危险之处"的能力。     

论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

本文认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楔入观察的影响下，形成以“人物——叙述者”为中心的多层次多变化的独特方式。这一方式又变化为四种形式：（１）“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２）“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是焦点人物，是小说的主角；（３）“人物——叙述者——我”叙述“我”所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件，“我”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４）“人物——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事件的参预者，叙述者，暗含的作者，还是焦点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     

凯南和柯里的"叙述者"理论比较

凯南与柯里都注重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在故事叙述中的重要地位,二人都从布斯的理论出发论述叙述者问题。凯南认为叙述者是叙述交流的构成要素,并分析了它的不同层次;柯里提出叙事者是控制者的观点,并通过身份、叙述视角技巧的分析论证了自己的理论。这是他们的相同面。二人的不同面是:凯南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是以故事为中心,把作为叙事者的人放在文本结构中来阐释;柯里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则突出了作为叙事者的人,认为人是叙事动物,人是叙事的讲述者和阐释者。     

叙述层变换与视角运动

叙述层变换和人物视角在时空中的运动是人物充当形式叙述者的典型叙述形式。涉及同故事和异故事时 ,讲故事的人物和被讲述的人物的视角关系往往导致叙述者符号操作行为的复杂化。对叙事现象中的视角关系的精确刻画有利于文本的意义分析。     

可靠的叙述者:《呼啸山庄》的交流模式

《呼啸山庄》的交流模式采用了设置多层次的可靠叙述者的方式。一是故事外的叙述者,他用读者的眼光探究故事;二是故事内的叙述者,她用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讲述和感知故事;三是人物叙事者,他们对自身经历的叙述和情感的自我剖白真实地袒露自身。作者依靠三重叙述者的叙述构建了与读者的交流模式,成功地为一个虚构故事获得了真实的现场感,赢得一百多年来读者的信任。从交流模式的角度探讨《呼啸山庄》叙事特色,往往为评论者所忽视,却是探索作品艺术魅力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入口。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消费叙事

消费话语处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构成的重要位置。作品消费叙事的“故事”功能在于发动、引导农村土改运动,这一政治功能经由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得以体现。叙述距离方面,“讲述”主要集中于人物消费条件、处境和消费能力、水平的叙述,“展示”主要是以争夺、守护、占取和享拥消费资料（及与此相关的生产资料）为叙述对象的叙述。叙述投影方面,消费事件被分别置于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观照、把握之下。叙述语态方面,消费话语的叙述者主要有作为隐含作者的故事外叙述者,作为故事旁观者的叙述者,直接出面的故事内叙述者（故事人物）,隐含故事内叙述者。作品调动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对关联于土改运动的消费现象进行艺术表现,也在较大程度上暗合了文学性要求。     

媒介形态与故事叙述者的多重互动

故事叙述者与其所赖以存在的媒介形态,共同形成了多样化的叙述方式和叙述效果,同时,也决定了故事叙述者在叙事媒介上的某种倾向性.故事叙述者与媒介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融合、对话到被操控的历史过程,融合是人类的原生态,对话是人类的历史延伸,被操控则成为人的媒介化现实.     

试论《红与黑》的文本构成

从文本叙述行动层的组合、叙述因子的构成和叙述的基本图式出发 ,分析《红与黑》的文本构成。笔者认为 :《红与黑》的文本由一个主要行动层和两个次要行动层组成 ;文本故事世界中的自由叙述因子不仅支撑着非自由叙述因子 ,而且充分体现了叙述者的个性特征 ;文本故事世界的叙述图式则展示了以张驰来调节的叙述节奏 ,从中蕴含着作品的悲剧性美学涵义     

叙述者的凸显：小说真实性的建构与颠覆 ———解读王安忆小说《叔叔的故事》

《叔叔的故事》中有凸显的叙述者和叙述声音,这使小说具有了明显的元小说特征;但其客观性的叙述动作能取信于读者,并没有完全消解小说的深度和文本世界的真实,与完全的元小说又有不同.凸显的叙述者使小说产生双层次叙述和多层次故事,且各层次间相互对话使它们交织在一起产生复调效果,使小说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而小说的不确定叙述者解构了“叔叔们故事”的崇高性,并与其他右派小说互文性地关联,发掘出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悲剧性与残酷性,使这篇小说具有了耐人咀嚼的韵味.     

洛丽塔：一朵无意识浇灌出的“镜中花”

自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出版以来,洛丽塔的身份之谜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精神分析理论,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临终独白的主人公,洛丽塔身份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她是亨伯特被压抑了的欲望的隐喻。作为亨伯特无意识的一种建构,洛丽塔是亨伯特无意识欲望的一个出口,一朵绮丽的"镜中花"。     

主体欲望在三界中的轮回——对《洛丽塔》拉康式的解读

试图运用拉康的欲望理论和三界理论解读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论述《洛丽塔》中的男主人公亨伯特作为欲望的主体在拉康所谓的三界中挣扎的经历,想象界是他进入象征界的突破口,经过在象征界的苦苦追寻之后,最终回归了真实界。     

《洛丽塔》的二元解构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开后现代主义之先河,一经出版就因其性主题而备受争议。《洛丽塔》看似情色小说,实则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欲望、贪婪与黑暗,巧妙地展现了生活的部分真相以及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德里达的二元解构策略有助于对小说主要人物形象洛丽塔与亨伯特的分析,从而对《洛丽塔》的文本意义作出新的诠释。     

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游戏——《绝望》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绝望》把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发挥到极致,虚构的故事之中还有四个虚构的故事,让这四个虚构的故事围绕着"相像性"展开,从而从不同的角度来描绘、戏拟和讨论"相像性"这一小说主题。     

论《洛丽塔》的解构主义倾向

《洛丽塔》的解构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传统单一性格人物形象的解构主义倾向、对传统叙事模式的解构主义倾向和对传统阅读模式的解构主义倾向。这一解构主义倾向体现在主人公、叙事视角和去中心化阅读模式的设定之中。其中,《洛丽塔》的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的人格分裂为两种:理性的大学教授和非理性的恋童癖,两种人格的互相解构使得《洛丽塔》解构了传统单一性格的人物形象。《洛丽塔》中使用的四重叙事视角解构了传统小说透视性叙事模式。《洛丽塔》阅读模式解构了传统的以作者中心或作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阅读模式,构建了多元意义阅读模式。     

论纳博科夫的流亡意识与纳博科夫研究的多元文化视角

经历了从俄罗斯到欧洲各国及美洲大陆的多年流亡之后,纳博科夫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流亡意识。文章分析了纳博科夫流亡意识的内涵,论证以俄罗斯文化及多元文化视角进行纳博科夫研究的重要性。     

纳博科夫后现代小说创作的蝴蝶美学

纳博科夫对蝴蝶的痴迷与学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天才般的气质、天马行空般的创作风格、对生活的独特参悟能力及桀骜不驯的创作理念,都使纳博科夫拥有了大师般的风范,也使他的创作具有了独特的美学价值。那么,蝴蝶究竟从哪些方面感染了纳博科夫,并让他颖悟了包含于其中的文学天机呢?本文将从审美颠覆、审美个性、审美启示和审美追求这四个角度来论述纳博科夫的蝴蝶美学特质。     

伦理边界、自我伦理学与审美狂喜——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后现代伦理问题

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在《洛丽塔》和《阿达》等作品中提供了新的乱伦书写的文学经验,跨越了传统的伦理边界。纳博科夫的这种书写呼应后现代伦理思想。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上,后现代自我伦理学一方面强调了个人所具有的道德自由感,摒除了现代性的秩序和规范对于人的约束和束缚,另一方面又最终把道德的个人化引向了"审美化"的方向。纳博科夫提出的"审美狂喜"可以从身体美学和文学的游戏精神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这种审美狂喜是后现代自我伦理学的表现方式,以便证明人性的自由和复杂。     

寻找-幻灭-超越——纳博科夫小说主题探微

纳博科夫小说表达的内容经常与其流亡异域的生活经历和生存形态相关.在创作中,他总是为其主人公设计一条乐观向上的路.他们在寻找回归故国之途中即使遭受重重阻碍,精神几近幻灭,但最终,主人公仍然能够从当下的生存劣境中超脱出来,在精神的国度里得以重生.     

库尔特·冯内古特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嵌套式结构分析

嵌套式结构（“嵌套式结构”中文语境未见成规译法，笔者试译）这一元小说技巧主要涉及中国盒子式的结构或嵌套结构不同层次的复制问题。它是最常用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技巧之一。冯内古特在他的两部后现代主义元小说《五号屠场》和《冠军早餐》中分别从三个层面使用了这一技巧。它们是故事层面，文体风格层面和叙述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