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绍兴人才群起原因析

绍兴素称“文物之邦”,自古以来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名流荟萃。古代历史上,绍兴曾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史学家和科学家。从大禹至明、清(近代以前)绍兴名人已超越千人。古代绍兴尽管人才辈出,可从未形成人才群(团)。只有到了为期百余年的近代,绍兴才人才群起,涌现了一批全国著名的人才:葛云飞、汤震、蔡元培、鲁迅、秋瑾、陶成章、徐     

移民与文化传播——以绍兴为例

文化传播需要媒介,移民历来就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主体.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即人口不断地从先进发达的地区流动到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方,并通过文化传播带动那里的发展.对文化传播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本身文化素质比较高并且拥有政治、经济优势的移民.在绍兴历史上,越文化的发展与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关系密切.北方移民南下绍兴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永嘉之乱以后,东晋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家族王氏和谢氏对绍兴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北方移民南下绍兴的第二次高潮是在北宋末年靖康之乱以后,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南宋及此后绍兴出了不少名人,这些人才一部分是本地产的,另一部分却是移民后裔,或者是移民与土著结合的产物.历史上移民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既有输入,也有输出.高明的绍兴人找到了当师爷的办法,向全国各地输出大批师爷,还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近代从绍兴出去的名人如蔡元培、鲁迅、马寅初、竺可桢等,以及从绍兴出去的"的笃班"在上海才形成风靡全国的越剧,都印证了文化双向传播的特点,这个特点任何地方文化都概莫能外.要保持文化的领先地位,就要鼓励人才流动,如果只出不进或只进不出,到了一定时候就会枯竭、呆滞,或者饱和、浪费.考察历史上移民和文化传播的关系,对今天绍兴的可持续发展有现实意义.     

绍兴革命党人成批涌现原因析

辛亥革命时期的绍兴,集中出现了一批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政治影响的革命党人。如果与同时期同一级别的行政区域作一番横向比较,不难发现,绍兴著名革命党人之多,居全国之首。检索一部近年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即可窥其大概。该《辞典》共收历代名人3755人,近代部分为750人。在750位近代名人中,被冠以“资产阶级革命家”称号收录其中的有37人,各省人数大致如下:广东10人,湖南9人,浙江6人,湖北4人,江苏3人,安     

对地域文化的承传、凝炼和贡献--析绍兴文理学院的校园精神

以绍兴文理学院为例,说明地方大学校园文化与区域文化的互动效应。绍兴文理学院承传越文化之“发愤图强”精神、“经世致用”精神和“忧国忧民”的名人精神,并经过批判和文化过滤,培育和凝炼成“修德、求真、图强”的校园精神。学校以百年校史积淀的文化精神熏陶培养人才,同时也影响社会,发挥了学校对于地域文化的引领作用、示范作用和强化作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我省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

我省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长期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汉时洛阳设有三万人规模的“太学”,宋时登封有驰名全国的“嵩阳书院”,睢县有“睢州书院”,名人、志士讲学授业的足迹遍布全省。可是,文化繁荣的这种盛况,在近代却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省的文化教育事业远远落后于兄弟省、市,科技人员和大     

第二次“西学东渐”:背景和过程

中西文化交流当然包括“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两个方面,因为文化交流不可能是某种文化一厢情愿的单向输出,也不可能是某种文化全然被动的单向输入。得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看,由于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崛起,“西学东渐”无疑是主潮。“西学东渐”之潮如果寻其历史轨迹,可以说大规模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国耻民忧的近代,第二次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关于第一次“西学东渐”,学界已有论及,诸多问题已成共识。关于第二次“西学东渐”,相对而言,则由于种种原因,缺少有如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整体理性反观和文化视野。中…     

关羽：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文化的“变异复合”

本文评述了隋唐以来，关羽一人而渐次集有儒家之圣人、佛教之守护神、道教之帝君、民问之财神等数道光环的历史文化流程；认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关羽现象”，且具有独特性；“关羽现象”的产生，是文化“变异复合”的结果，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绍兴的文人结社

绍兴号称文化之邦人才荟萃之地,从于越到近代的三千多年历史中,涌现了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等,究其原因,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绍兴特定环境有关,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我认为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的兴盛(将另撰文细述),二是文人结社之风浓厚,有力培养和促进了人才的成长。     

中西传统史学略论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西方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惊叹道:“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从文化历史溯源,中国史学不仅是古代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显学”,而且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之最深渊薮。如果说在古代社会,西方世界精神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哲学和宗教文化,那么中国精神文化的最大载体则是史学文化。因此这是东西方精神文化的巨大差异现象之一。     

浅说绍兴方言的修辞特点

本文总结了绍兴方言常用的七种修辞手法，为探讨此种方言的特殊表述风格提供了某些规律性的解释；文末还从绍兴历史特有的多次衣冠南渡和明清两朝的“绍兴师爷”现象以及地方戏曲文化等视角探讨了绍兴方言独特表述风格的成因。     

绍兴建筑:古越文化的沉积——谈绍兴城市建筑特色与旧城改造的思路

绍兴是一座具有典型水乡风光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城市。从总体上看,绍兴城的建筑,应当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妥善处理好发展现代建筑与保护古城风貌之关系,十分强调突出“文化”与“旅游”两大基本特色。由长期历史、文化演进而成的名城绍兴,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城市形态和城市建筑,并以     

从清代诗词看高山族平埔人的传统文化习俗

清代有关高山族平埔人习俗见闻的诗词,创作年代大致在康熙统一台湾(1683)至光绪于台湾正式建行省(1885)的二百多年间。作者多系天朝钦命的御史、巡抚、知府,或受命探矿、教谕、编修等公职,甚至有如丘逢甲这样被誉为近代台湾“诗界革命巨子”的著名爱国志士。他们在任职视事或公余游览期间,吟咏大量以“番俗”风情为题的诗词,不乏“清丽婉约,深得古竹枝之遗”的竹枝词。其中涉及社会形态、经济生活、风俗习惯以及宗教巫卜等,是研究汉化之前的平埔人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料。     

武昌首义与沅澧流域人才群的崛起

辛亥革命前后,沅水和澧水流域涌现出了一个以革命志士为主体的人才群体,我们称之为“沅澧流域人才群”。这个“人才群”在武昌首义中崛起,以宋教仁、蒋翊武为核心,其形成与湖湘文化、会党斗争、学生运动等因素有一定的联系。     

书法文化视阈中的鲁迅与越文化

鲁迅习书早,书写时间长久,书写量巨大,且形成独特风格并影响深远,所以应被视为书法大家.鲁迅的书学之路是从越地绍兴起步的,从外部社会文化到家庭教育以及书法之乡的浸润、教育和习染,越地绍兴都可谓是从多方面影响鲁迅修习书法的生成性场域.越文化的精神内涵从多方面给予鲁迅书法以滋养.越文化作为海洋文化的开放性特质对于鲁迅书法多元多向吸收产生有益影响;越文化的务实精神,坚韧顽强精神和勤奋之风对于鲁迅书法也产生积极影响;复杂深厚的越文化促成了鲁迅书法的书写内容“硬”“韧”特质与书艺“和静”“古雅”韵味组合共生这一奇特现象;以鲁迅墨迹为元素化成的牌匾、联语、中堂、条幅及碑石等,也已经成为当今越地文化特别是绍兴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屈原与拜伦：晚清革命诗声的情感底色

晚清革命诗声的情感基调是“悲”与“壮”的组合与变奏。这一创作现象的形成既是顺应时代需要的结果，也与晚清革命志士有意整合中西文学资源存在密切关系。其中尤以屈原与拜伦精神及其诗风的融合具有典型性，前者的伤心故国、矢志不渝与后者的忧郁气质、仗剑去国，与晚清革命志士自我形象塑造与情感抒发的现实需要深度契合，因而受到了他们的特别重视，并在创作实践中予以重塑与贯通，不仅唱出了时代的独特心声，也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近代嬗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对这一创作现象及其成因的梳理与分析，有助于深入探索与揭示近代“诗界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内在逻辑。     

理工科院校应加强人文建设

《周易》中提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古代文明史始终贯穿着人文教育,中华民族也有着辉煌的人文历史。上溯至孔孟老庄,诸子百家,下推到朱熹、曹雪芹,即使像张衡、沈括这样出色的科技人才也是光芒四射的文化大家。即便到了近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也同样有如     

“鬼神”形象在近代——鬼神崇拜与近代社会研究之一

鬼神是世俗文化的天然内容。人类创造的鬼神具有符合人们心理文化所认可的“形象”。近代的“鬼神形象”与古代文化中的鬼神形象虽有历史传承的相互联系,但很多鬼神已与古时的形象大异其趣。鬼神始终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形象”。其实,就世俗文化而言,人的鬼神化和鬼神的人化,本是难以分舍的社会现象。人创造了鬼神,同时人也受缚于鬼神;神的威严和鬼的怪诞,其实是人的卑弱在天国与地狱世界的折射。尤其在近代,鬼神崇拜事实上成为中国社会转轨的文化心理羁绊。因而,面对世界科学民主浪潮的啸声,这沉重的“鬼神”迷信便成为先觉者们举步投足首先必须破解的精神枷锁。     

“王阳明在绍兴”考释

文章立足于王阳明在绍兴的重要史迹，着重围绕“世居山阴”、“王氏墓地”、“新建伯府”。“阳民洞天”、“书院讲习”等史迹的兴衰变迁，勾勒了王阳明与绍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考释的同时牵涉了一些历史人物与之在绍兴史迹的联系，从而揭示了绍兴地域对王阳明哲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对后世影响的作用。     

从曾国藩的“人治论”看儒家思想的反动性

曾国藩在鸦片战争后炮制出一个“修己治人之道”的“人治论”。这个“人治论”是儒家思想的发展,也是即将崩溃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垂死时发出的哀鸣。过去有些尊孔派人物把儒家思想誉之为中国的“民族精神”,说它在近代则成为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根据,这是对历史的颠倒。历史事实证明,儒家思想到了近代则变成一种带有     

长三角的明珠--浙江桐乡市

桐乡,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书,罗家角遗址的马家浜文化、新地里遗址的良渚文化,记录着远古祖先在此生息繁衍的足迹;桐乡,是“名人之乡”,茅盾、丰子恺、金仲华、钱君蜘、徐肖冰等一代代名人从这块土地上走出来;桐乡,是中国杭白菊之乡;桐乡,是中国民间艺术(漫画)之乡;桐乡,是中国羊毛衫之都;桐乡,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千年古镇——乌镇就座落在桐乡;桐乡更是中外客商首选地,一片投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