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

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状况,包括：构成、特点、心态等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究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结构及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     

直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比较研究

直隶与山东是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和重要活动中心,两省的义和团运动从1898年兴起之时既有着密切的联系且相互影响,并表现出一些相同及不同特点。但长期以来,人们侧重于研究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并过多强调其作用与影响,而对直隶义和团运动则缺少必要的研究。本文不囿成说,拟从运动的兴     

略论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它首先从山东兴起,迅速蔓延直隶,席卷华北,影响所至,遍及全国,震撼中外。它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有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民族自卫战争,其中甚至包括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清军将士、封建官吏和士绅。义和团的英雄儿女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势危如累卵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肩负起保卫祖国、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颂歌,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和中华民族无限蓬勃的生气,而它所焕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独具异彩,永垂青史。义和团运动所焕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表现在义和团民反对洋教侵略、反对     

如何进一步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座谈纪要

<正> 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济南举行。会议期间,《东岳论丛》编辑部邀请部分与会专家,就如何进一步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进行了座谈。现将应邀同志的发言记录摘要如下: 胡绳武(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负责人):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解放后比解放前进步还是很大的。解放前的著作,多把义和团叫做“拳乱”,”拳匪”,即使一些比较进步的著作,也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拳祸”。胡绳同志所讲近代史上的三大革命高潮,其中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比较薄弱。原因很多,义和团运动本身复杂,资料也不多。今后怎样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呢?我觉得研究范围还应扩大。一八九八——一九○○年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虽在山东、河北,但涉及全国,因此应作为全国农民反帝斗争来研究。从全国范围看,问题会更清楚些。如中国近代史上的秘密社会,至今     

义和团运动在东北

八十年前,在祖国北方大地上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东北义和团运动,具有反抗沙皇俄国军事占领的鲜明特点,在义和团运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义和团运动最先在山东兴起,一九○○年初,向天津、直隶和山西发展;并通过海路传入营口,由陆路传入山海关、锦州、朝阳等地。在两、三个月内,迅速地由奉天扩展到吉林、黑龙江省各地。义和团在东北的活动和发展,可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九○○年二月至六月末,为秘密活动时期,义和团处于不合法阶     

孙中山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反帝运动,是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主流。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疯狂,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出现了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这个高潮,包括爱国救亡的戊戌变法运动和反帝的义和团运动,也包括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两次武装起义——自立军起义和惠州起义。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以他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甲午战争     

直隶广宗景廷宾起义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在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下虽然失败了,可是蕴藏在人民心底的革命火焰,并未熄灭。与屈辱的《辛丑条约》签订的同时,一个由强制人民纳“洋捐”’、支“洋差” 而引发出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方广大农村仍然蔓延着。1902年发生的以直隶广宗为中心,波及直南、直中以及河南、山东边境广大农村的景廷宾起义,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它虽然与义和团运动一样,不可避免遭到失败,但是直隶人民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给予正在需要增强革命信心和勇气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巨大鼓舞。虽然这场斗争已经过去整整八十年,但在今天,仍然值得人们深切追忆。     

从义和团事件看清末中国民众社会心态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进一步公开化和合法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社会地位。中国民众在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展开了反教活动,其中包括了当地士绅的支持。反教后来演变成义和团运动狂热的排外,反映了中西宗教、文化在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抗拒心理和意识危机。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庄重大的事件,至今已九十周年了。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即就建国后在义和团运动问题讨论中,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说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历史教学》1958年第11期)“义和团的农民革命运动象火山突然爆发一样,以山东为中心涌现出来”,“它构成近代史前期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     

略论直隶成为义和团运动中心的文化因素

发生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农民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惟一组织起来的一次大的对抗。它以迷信和全面排外聚合民众,又为官僚统治所利用。它的失败充分显示了在资本主义精神面前,官文化及其统治下的小农意识的落后。直隶所具有的相关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其成为义和团运动中心的重要因素。义和团运动和历次农民起义相比,它直接针对的是外国列强的欺凌,但从其主体观念来说,都是小农意识的体现。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农民,犹如散沙,数量虽多,却各自孤立。只有当因天灾人祸活不下去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组织起反抗活动,而其个体的小农意识…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

17世纪中叶江南人民的抗清运动,有大量的士绅百姓因坚持抗清而先后殉难,这是明清易代之际重要的一页。由于王朝的更替,江南士绅的动向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上海图书馆珍藏的嘉定侯岐曾的抗清生活日记展示了1645—1647年清廷在江南初建政治统治秩序时期的真正切近士绅们的抗清活动以及他们在清廷密网捕杀下的日常生活,在几个重要的社会层面,再现了那些宛转于刀山剑树之下的抗清人士的紧张生活,清初江南社会的不安、个人生命的微弱,以及像侯家这样在国变后坚持地下抗清、长期遭受清政府的通缉与威胁的艰难生活。其留传后世的日记,使人们能细致地感受到那种生活日常中的惊心动魄。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     

清末两次“保和会”参与之前后

1899年清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一次保和会,会后清政府决定批准1899年海牙公约中的三个。但由于1900年的庚子之乱,清政府未能完成批准条约的工作。1904年,为了通过红十字会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东三省难民,清政府开展外交努力,完成了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与批准第一次保和会三约。1907年第二次保和会召开,清政府再次参与。会后清政府经仔细研讨,批准第二次保和会十四约中的八个。清末两次保和会之参与,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滥觞,并推动了中国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     

50年来义和团研究述评

建国以后义和团研究在很长时间里主要围绕着运动的性质及作用、是否反封建、是否构成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这类问题而展开讨论。近20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学术话语的转移,一些更具有学术性的课题,如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社会背景等内容,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范围扩大到华北游民、民间结社、教民心态、乡村社会、社区精英、基层控制等领域。与此同时,实地调查资料、文献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发掘,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运用,不仅澄清了诸多重大史实,理清了事件脉络,而且开阔了研究视野,充实了分析方法。上述进展,为深化义和团研究构筑了新的平台。     

价值重估的尺度──论五四人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价值重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重估一切价值的尺度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界一直缺乏必要的认识，因而导致了对新文化运动阐释的许多混乱。其实，五四新文化先驱者们的实践早已证明：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也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尺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用以比较和判断东西方文明优劣的价值标准不是别的，是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态度，因此也决定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性质。正因为这样，新文化运动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论云南绅士与清末收回铁路利权运动

清末,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铁路利权运动,各地纷纷组建铁路公司。滇省绅士也应时而起,创建了滇蜀滇路公司,试图通过滇省自己的力量来修筑铁路。公司建立后,他们苦心经营、举步维艰,终因迈不出资金短缺,技术人才匮乏这两道坎而偃旗息鼓。与此同时,与英国争路权的斗争,经过绅士的努力取得了胜利,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是否赎回滇越铁路之议中,铁路公司的绅士也较留日学生表现得更为理性和客观。     

毓贤抚鲁、晋两省期间的“涉教”态度比较

义和团运动期间,毓贤曾先后任山东、山西巡抚。履职两地之时他的＂涉教＂态度,尽管是在同一趋向基础上的阶段性发展中所呈现,但其仇教反教表现的相对隐与显、柔与刚、温和与暴烈、理智与迷狂,还是反差颇大,彰明较著。究其原因,既为具体背景条件和朝廷导向因素在两阶段中的不同所促使,更是其人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仇教心理自潜隐、抑制到凸显、膨胀的剧变并外化于行为所直接导致。     

近十年来绅商阶层研究综述

“绅商”作为近代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近年来学界对绅商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研究综述却无一篇。学界对于绅商词义、绅商性质、绅商作用、绅商产生途径均有不同的认识,通过对比、梳理各种观点能够对绅商阶层有一全面准确的认识,同时也能促进学界对绅商阶层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