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对女娲形象的双重演绎

在远古神话中,女娲创造世界、孕育人类,是一副大神的气派,而在后世驳杂的民间信仰中,女娲形象又被重新演绎塑造。民间信仰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复杂扭结造成了女娲形象双重演绎过程,一方面将女娲由远古神祇演绎为人类慈祥的母亲,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另一方面女娲又被赋予无所不能的神力,成为万人敬仰的大神。这是一个交叉式的双向互动,其复杂性是和民间信仰的混沌性共生的。女娲在民间的这种存在方式最终决定了女娲文化信仰现存状态和未来演变的流向,这对于民间女娲文化信仰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终极信仰与终极信仰的世俗化——中国古代文化信仰的知识学分析

古代中国文化不仅没有终极信仰,而且能够把致力于终极信仰的分支信仰充分地世俗化,终极信仰的缺失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伦理建设层面的缺失,在政治法制制度、道德信仰宗教、经济行业市场之间,伦理道德的正面建设缺失,使之丧失了作为直接现实的功能环节.以差异性理论来看待中国文化信仰问题,在差异性对文化区别特征的启发上,在差异性内部文化因素对外部文化因素的历史留存的揭示上,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中个人和社会信仰的分层结构,以及该分层结构的内在动因中国宗亲祖先崇拜及其造成的终极信仰世俗化现状.以儒释道互补立论古代中国信仰的知识学特征,既不符合中国古代的文化现实,也不利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探秘那些被封建主流话语刻意遮蔽甚至于淹没的对中华民族有真价值的非主流话语,更不利于现代中国人建立牢固的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和个人信仰.     

宋元以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文化风尚及其思想史意义

宋元时期,流行于民间的文化风尚(尤其以民间信仰最为典型)所涵摄的思想内涵与士大夫阶层通常用以作为思想载体的儒家五经及其注疏和义理阐释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随时代迁移,民间信仰中所崇拜的神祗越来越多,但为人们所主要崇奉的神祗却日益集中。本文通过对妈祖、关羽、门神、土地与城隍几种神灵崇拜的考察,藉以说明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与作为通俗文化“小传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交通和相互独立的关系。     

河北涉县地区女娲信仰圈的形成

信仰圈的形成是某一大神在一定区域内影响力的标志,也是俗民神灵信仰的组织结构方式。女娲是涉县地区的主神。涉县全境存在着大小不同的以“社”为单位的祭祀女娲的组织,具备了信仰圈形成的五个基本要素,最终以中皇山娲皇宫为核心形成了女娲信仰圈。女娲信仰圈的存在说明女娲自古至今在当地对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影响,百姓最终将女娲看作是“天地全神”。     

河南女娲神话的演变及其意义

女娲神话主要产生在河南省的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西部一带,随后沿黄河向东传播,与自东向西的伏羲神话在河南的东部地区交汇、融合,从而丰富、发展、变异,并产生新的神话与传说.对女娲神话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典神话演变的方式,区分神话与传说、原生神话与后起神话的差异.     

信仰命题的证真——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考察女娲信仰的生成

女娲信仰命题,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看来,是神秘的不可说部分,但是信仰自有其言说的独特方式。可以把女娲信仰命题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部分,可说部分用语言以摹画的方式表达清楚;不可说部分以显示的方式呈现自身,后者对于女娲信仰命题的证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信仰命题证真的关键在于信徒的迷狂的心理体验,并以此实现与女娲融为一体的愿望,不可说部分的显示恰恰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国家祀典与民间信仰:祭厉及其社会意义

“厉”本是中国传统社会惧怕的恶鬼,而“厉”的祭祀却被列入国家正典,显示古人因惧厉而祭厉的缘由。厉鬼信仰有着很鲜明的民间宗教传统色彩,与“不语怪力乱神”的精英文化传统大相径庭。祭厉的存在体现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良苦用心,是利用信仰辅助统治的手段。它的存在使得国家与民间社会在信仰领域中较少正面冲突,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带。     

民间宗教文化与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为例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看,民间宗教文化与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关系极为复杂和微妙。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为例,一方面,民间宗教文化积极地参与到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过程中;另一方面,由于女性主动地参与到民间宗教活动中,自觉地篡改民间宗教活动特定的社会意义,民间宗教文化又反过来成为消解女性社会性别建构的有力方式。     

论哈萨克族民间信仰

哈萨克族的民间信仰源于古老的信仰,有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实践性和操作性。哈萨克族历史上的宗教信仰及其演变形成一种积淀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并成为民间信仰的基础和基本内涵,对哈萨克族民间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哈萨克族的民间信仰包括信仰系统(神灵系统包括天神腾格尔和“迦萨甘”等,鬼系统包括精、阿勒巴斯特和撒旦,祖先系统包括祖先崇拜、巫师崇拜和麻扎崇拜)、仪式(包括巫术、墓祭、治疗等)和象征等三大体系。     

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反思

目前,民间信仰研究受到了多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出版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一反思,厘清民间信仰是否自成一个宗教体系的问题,探讨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对民间信仰研究产生的利弊,解决民间信仰研究中的地方与全国之间的空间张力,有利于推动民间信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宁夏民间舞蹈现状与演变

与20年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宁夏卷》比照看,宁夏民间舞蹈的生存状况堪忧。回族舞蹈、民间祭祀舞蹈、节庆习俗舞蹈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已近失传。既是传承来的,其独有的地方特色和艺术特色大为弱化,应加强保护。     

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探讨

我国非遗文化门类众多,音乐文化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我国不断提高非遗文化保护的力度,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基于保护和传承非遗音乐文化的意义,分析民间音乐传承萎靡的原因,探索保护和传承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保护和传承非遗音乐文化的路径,以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弘扬。     

徽州民歌语言文化的地域性书写

徽州民歌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体式多样,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是徽州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媒介。受徽州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徽州民歌在歌词、音律等方面都彰显出别具一格的特色。当今,在“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等战略背景下,从保护、传承和外宣徽州民歌的目的出发,探究徽州民歌的语言样式和文化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与发展的思考

在灿若星河的民族文化中,民族民间音乐以其多样的形式、多彩的内容熠熠生辉。只有当民族民间音乐这一古老的艺术与新时期的文化教育相融合、相激发时,它才能焕发勃勃生机,放射出新的光彩。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迫在眉睫。如何将古老的民族音乐文化引进课堂,并同现代化的教育理念相结合,在相辅相成中将音乐文化传承下去,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放射出新的光彩,已成为今天音乐教学的一个重中之重。文章重点论述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和发展。     

文化进化的可能及其内在逻辑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印记与沉淀,无论将其作何解释,它所体现的都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文化进化就是一种文化为保持自身存在,在面对环境改变时所作出的适时、有效反应.每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其生命历程中,都会经历一个"适应"、"整合"与"创新"的过程以保证其自身的存在.当环境改变时,又会开始新一轮的生命历程.简言之,文化进化就是一种文化为保持其自身存在而历经"适应"、"整合"与"创新"的重构过程.     

河北涉县女娲祭典的文化研究

河北涉县女娲祭典已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方面体现了女娲祭典在我国民间信仰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文化现状亟待保护与传承。在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涉县女娲祭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当坚持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以女娲祭典为文化平台的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可持续性,对民间信仰文化的保护传承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     

论沈周的人生态度及其文化意义

沈周是明代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代文化巨匠,他卜居民间,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他与传统士大夫有根本的区别。他脱离了古代士人的人生轨道,成为一个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作为平民文人,沈周在人身和思想上已不再依附于政治权威,而专注于自家事业的营造,表现出某种独立的品格。他关注的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享受的是家庭生活的温馨和日常生活的乐趣。与传统士人相比,沈周已经没有那种强烈的济世精神,这似乎是一种退化。但这种退化恰恰是一种私权意识的觉醒,蕴藏着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动力。     

客家民俗舞蹈生态文化研究

客家文化源远流长,而客家民俗舞蹈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秦汉时代,由于战乱,客家人从北方迁徙到现在的江西、福建、广州等地,在这自北向南的长途跋涉过程中,客家文化不仅保留了民族古老的传承,还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璀璨的篇章。舞蹈是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客家民俗舞蹈生态文化体现了客家精神,它独特的表演方式、风格及内容,充分体现了客家人的精神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客家民俗舞蹈也在悄悄改变。客家民俗舞蹈生态文化的探索也在不断前行。文章主要阐述了客家民俗舞蹈的历史发展以及客家民俗舞蹈的内容、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论唐寅的人生态度及其文化意义

唐寅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文人,他有加入官僚阶层的机会,但作为市井平民后代,唐寅加入体制的行为却具有浓重的功利色彩。他对国家体制并无天然的归属感。当他与国家体制发生矛盾时,便表现出较强的离异倾向,并会从个体角度对传统观念、官僚体制、社会成规都提出尖锐的质疑和激烈的批判,而对个体生命、日常生活则表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唐寅的这种人生态度对明代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对明中后期知识分子思想生活影响之大,差堪与王阳明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