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与儒家政治美学

<礼记·乐记>对"乐"的认识,集中体现了政治与审美互相渗透的儒家政治美学,其用意在于实现优美和崇高的一致.在儒家看来,作为一种政教之具的艺术,"乐"的制作应该由政治领袖来承担;"乐"与政治事务相通,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表征政治事务;"乐"不仅意味艺术美的欣赏,更主要的是承担实施道德教化、推行王道和判断政治得失的政治功能.由此可见,儒家的政治美学其着力点在于崇高的政治目标,用崇高的政教来统摄优美的乐音,而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审美愉悦.     

从《乐记》看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乐关系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素有"礼"、"乐"相统一的传统.在<乐记>中,虽然以"乐"贯穿诸章始终,但这里的"乐"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概念、艺术形态,更是与人性和情感、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乐教".它以"礼"、"德"为灵魂,并且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乐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关系的记载,这些记载既肯定了"礼"、"乐"教化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属性,又揭示了二者在性质、功用和教化方式上的不同之处.<乐记>中所体现的儒家关于"礼"、"乐"相辅相成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礼节乐、以乐和礼、礼乐相成.正是由于"礼"、"乐"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这种特征,才使中国传统乐教能够发挥政治道德功能.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经典中《大武》乐的道德与审美——从《礼记·乐记》评《大武》乐说起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大武》乐的制定是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依托。武王伐纣功成而作《大武》乐,但是有关武王伐纣事件的讨论使得《大武》乐的主题未得明朗。孔子崇尚文王之德,因此称《武》"尽美而未尽善",《礼记·乐记》在《宾牟贾》篇中借孔子之口表达了周武王的盛大功德以及与儒家礼乐思想相契合的道德规范的教化。对《大武》乐的解释也存在着在经典的语境中道德判断与审美价值的不平衡。     

略论先秦诸子的尚“清”倾向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尚“清”现象,源于先秦诸子。“清”的本义是指水清,先秦诸子由其本义出发,逐渐将其用于哲学、社会、道德、艺术等领域,使其获得了越来越广的审美意蕴。在道家学说中,“清”既是重要的哲学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老庄将“太清”视为天道的理想境界,将“缘而葆真,清而容物”视为理想的人性之美。在儒家学说中,“清”主要属于道德审美的范畴,用来概括隐士在乱世中清高处世、独善其身的人生境界与道德之美。由孔子到孟子,儒家对“清”的态度经历了由不重视到重视的逐渐崇尚的过程。荀子则融合了儒道两家尚“清”的内涵,并加以扩充,使之成为社会的共识,从而对后世的美学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乐教重情论

儒家重视人文教化,既重礼教也重乐教,而乐教凸显人之情.道始于情,情为儒家根本.儒家倡导返情以和其志.乐教之情可以正人心变性情,可以柔化理性,可以娱情养性,陶冶性情,呵护人的生命灵性.通过以人传情、以情染情,儒家乐教重情论的精神可以在当代教育中重现生机.     

儒家乐文化探微

乐文化在儒家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儒家创始人孔子阐发了"乐"的艺术性、道德性与政治性,探讨了礼乐关系以及乐的政治教化功能,奠定了儒家乐文化的"乐治"基调。荀子对"乐"进行了专门讨论和阐发,分析了乐的人性根源、精神价值、道德内涵、政治象征、和同功能以及正乐的必要性,进一步确认了儒家乐文化的"乐治"性质。汉代诸儒着力突出了乐"与政通"的"治世"功能,乐"通伦理"的"内修"功能,乐处理多种关系的"和同"功能,乐的"尊卑等级"礼教功能,最终使儒家"乐治"彻底定型,成为乐文化的最大特色。总之,儒家的乐文化与其说是讨论艺术性的音乐,不如说是讨论政治性的乐治、伦理性的乐治、社会性的乐治与等级性的乐治。     

冯友兰天地境界理论的审美意义

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因为天地境界的最终达成须依赖以直觉思维为特征的"负"的方法。进入天地境界的人,自有一种无所原由的"乐","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的恰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天地境界的审美色彩,为道德取得审美的支持提供了理论依据。     

鉴赏之路：事功与审美

中国古代对文学艺术的鉴赏批评实际上走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事功与审美。事功源于先秦儒家诗教,以政治伦理哲学为基础,强调文艺的教化劝讽作用审美发轫于先秦道家,以生命哲学为基础,强调文世的超功利性。两种文艺鉴赏批评观贯穿着从先秦到清末的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     

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涵义为中心

周人创生的新天道观,将神秘的天命还原为民意、民心,成为以后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张本,并最终形成以民众/民心和声教/礼义为主要内涵的"天下"范畴体系,对应于或者相当于今日的"社会"概念.天下作为民众/民心的体现,声教/礼义的载体,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福祉的公共领域,被视为人类社会组织中最大、最高的单位,代表着社会理想、伦理价值的文化道德空间.大一统中华帝国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都是以声教/礼义即文化认同为先导、为基础的.天下所体现出的公共性、文化性、道德性乃至超越性,使她在价值判断上优先于国家,并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合法性的本源.     

周代音乐的贵族教育与人格修养

上古时期的音乐，具有浓郁的“巫乐”色彩。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音乐的政治意味得到了极大的强调。统治者重视乐的等级意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乐的道德教化意义。以雅乐为基础的周代的音乐教育，非常重视乐德之教、乐语之教、乐舞之教，尤其是重视乐的道德内涵和平和中正的人格修养。     

里仁为美的儒家共同体美学内涵

里仁为美的儒家共同体美学内涵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儒家五伦的交往关系之上通过儒家交往行为所形成的交往共同体“仁里”,是符合儒家礼乐仁学道德情感规范的社会存在境遇;里仁为美的仁爱之情,是发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与儒家交往关系、交往行为相伴随的情感共同体“里仁”,是符合儒家礼乐仁学道德情感规范的情感存在境遇;依赖礼乐建构的“仁里”,是审美交往共同体,有共同的审美对象,是仁爱和谐的美境;“仁里”是通过尊于太一天神之命,模拟太一天神之运的礼,所建构的命运共同体,大同社会是儒家命运共同体的审美乌托邦。里仁为美内在蕴含四种儒家共同体,即交往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审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并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的三境界

现代新儒家的美学关注人之生命的审美建构,同时又因各理论家的侧重不同而呈现出相异的风格和境界：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以“仁”境为根底,强调深沉博大的道德生命对审美的提携;方东美以“和”境为依托,强调“忠恕体物、和谐共生”的价值立场对审美的陶养;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人则以“乐”境为指向,强调自我生命与人伦秩序融合而为一所产生的审美情感效应。但从理论的终极诉求来看,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所意欲成就的是一种内在于道德而又超越道德的生命自由境界,在此自由之境中,最高的美与最高的善体合无间、圆融无碍。现代新儒家的生命美学不仅是其在中国特殊语境下所采取的一种文化自救,更为现代性走出危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资源。     

儒家美学的特征及其启示

儒家美学倡导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的统一，以及文质、美善的统一和浓厚的人文精神．这对我们树立坚定的内心信念，追求精神价值，改进教育方式，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儒道异趣及其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

儒家与道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既对立而又互补，但二者的结合，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形成了既重思想内容又重艺术表现，既重道德教化又重情感愉悦的优良传统     

儒家的音乐治理与审美共通感的政治功能

审美是儒家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展现方式。儒家的中和之乐作为本体之和的显现,具有规范政治活动,达致社会和谐的功能。音乐的审美共通感是现代社会最为天然的沟通纽带。当代需要借鉴古代儒家的音乐治理实践,通过审美共通感培育民众共同的心意状态、共同的情感,让生命在美的愉悦的自由感中舒展开来,实现审美主体与情感共同体的审美化生存。     

《乐记》审美情感论的哲学解读

《乐记》对音乐中的情感表现持"中和为美"的观念,音乐的中和不止是人与自然、人与他者的和谐,更重要的是音乐情感本身的和谐与情感生命的解放。《乐记》的"德音为乐"说主张审美情感和道德情感在音乐艺术形式中的融合无间,强调艺术的道德价值、社会使命与审美价值的合一。     

儒家道德的当代困境——以君子、平民之分为视角

儒家道德中存在君子、平民之分,道德主要针对君子而非平民,同时君子具有政治与道德双重内涵。现代社会人与人逐渐趋同并走向"同质化",也不再有儒家意义上的君子。由此出现两方面问题,一是儒家道德主体性发挥受限,对普通民众的约束也显薄弱,二是其在君子问题上的混同做法也出现诸多弊端。对此,首先要以道德主体对接政治主体,同时依靠民主法制重塑儒家"礼法"传统;其次要推进官员的政治与道德分离,上述路径都有赖于政治建构来实现,在此意义上,道德离不开政治。     

船山对《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阐释SSCI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乐论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历史自觉,通过乐与声、乐与礼、乐与教三组关系,继承与发展了这一乐论思想。其中,"乐"与"声"以心为其本体,源于情动,声为乐象,以是否具有道德性作为乐与声的本质区别;"乐"与"礼"存在本质、社会功能等差异,有着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乐"陶冶性情之功及其道德特征,使"乐"与"教"紧密结合,教以"乐"为内容,善民心,易风俗,养君子人格,成良好政治德性,实现天、地、人的和谐;乐以"教"为则,"教"规定了"乐"的内涵与目的,限制了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自由发展的空间。     

船山对《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阐释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乐论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历史自觉,通过乐与声、乐与礼、乐与教三组关系,继承与发展了这一乐论思想。其中,"乐"与"声"以心为其本体,源于情动,声为乐象,以是否具有道德性作为乐与声的本质区别;"乐"与"礼"存在本质、社会功能等差异,有着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乐"陶冶性情之功及其道德特征,使"乐"与"教"紧密结合,教以"乐"为内容,善民心,易风俗,养君子人格,成良好政治德性,实现天、地、人的和谐;乐以"教"为则,"教"规定了"乐"的内涵与目的,限制了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自由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