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阀值LSTAR模型的人民币汇率均值回复分析

为研究人民币汇率均值回复现象,文章提出一个双阀值LSTAR模型,并对该模型的非线性检验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于单阀值STAR模型需要对转换函数进行三阶Taylor展开,双阀值LSTAR模型只需对转换函数进行一阶Taylor展开即可,这大大节省了自由度。随后,该双阀值LSTAR模型被应用于人民币汇率均值回复实证检验。     

PPP在中国的再检验 —基于ESTAR和ARB-STR模型

 本文基于人民币兑美元1994年4月以来的实际汇率月度数据,运用包含二次多项式时间趋势作为B-S效应代理变量的ESTAR模型和ARB-STR模型,研究PPP向其长期均衡调整的非线性均值回复特征。模型中的B-S效应表明实际均衡汇率在1994至2000年间持续贬值而在2001年后持续升值,并且这种升值趋势在近期已经趋缓。脉冲响应分析显示,冲击越大实际汇率的均值回复速度越快,实际汇率对正负向冲击的调整行为具有非对称性,人民币被低估时的均值回复速度要比被高估时更快;另外,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不同和央行的频繁干预,致使外部冲击对DY实际汇率的影响效应更加持久,因而其半生命周期较长。最后,我们简要的阐述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EWMA组合模型的人民币汇率的动态预测

文章提出指数加权移动平均(EWMA)组合模型克服了传统组合方法没有考虑时序数据间时隔远近而相互影响不同的动态关联缺陷.对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实证分析,结果发现EWMA组合模型比被组合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和均值回复(Mean Reversion)模型有更好的预测精度,能够更加逼真把握金融时序的未来走势.     

中美汇率非线性波动特征及预测

文章选取1994年1月至2011年2月美元兑人民币月平均汇率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建立STAR模型,分析了中美汇率的非线性特征,通过检验发现ESTAR模型能较好拟合汇率增量序列;其次对ESTAR-ARCH类三种组合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ESTAR-GARCH模型能更好地描述汇率变化的趋势,说明汇率增量既具有对称的非线性特征,也存在波动的群集效应;最后基于ESTAR-GARCH(1,1)模型对近两年来美元兑人民币月平均汇率进行预测,预测精度很高,说明所建模型非常合理,并且预测结果显示未来十个月人民币将继续升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汇率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汇率改制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外部冲击沿汇率渠道向中国金融市场蔓延的概率不断上升。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基于汇率风险传染的网络特征，采用一种融合网络结构信息的变系数模型，以人民币为代表节点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汇率风险传染的影响。研究发现，EPU是影响人民币溢回效应的关键因素；全球EPU和中国相对EPU愈高，人民币受到的风险传染愈强；在EPU产生的影响中，全球EPU和风险来源市场相对EPU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相对EPU的影响相对微弱。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下行尚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日益自由化浮动下限制汇率共振的重要力量。在全球EPU呈现上升态势的世界经济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改制仍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数据挖掘分析

文章综合运用ARCH类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特性进行数据挖掘，在分析样本数据特征之后，文章依次建立了ARMA均值方程、GARCH模型和EGARCH模型。最后得出以下结论：人民币汇率波动存在异方差性、持续性和不对称冲击，其中负冲击将加大波动而正冲击对波动影响轻微。根据所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控制汇率变动的幅度和节奏以及建立完善的汇率衍生品市场。     

扩展型泰勒规则与人民币汇率变动：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本文将汇率预期、国际资本流动与风险溢价纳入到扩展的开放型泰勒规则汇率模型之中,从理论上阐释了人民币汇率动态变化的成因,并结合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NARDL）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扩展型泰勒规则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且在长期与短期内相异。具体而言,中美息差、产出缺口差、物价差及汇率预期（特别是在贬值预期的环境下）能够对人民币即期汇率产生较强的“叠加”影响。在扩展的泰勒规则汇率模型中,国际资本流动影响作用较大,其次是汇率预期,投资者的逆向选择使得风险溢价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因此,货币当局应建立可预期的货币政策框架以及有效监管资本流动和降低风险溢价,避免公众形成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并以此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意、均衡的区间内波动。     

关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体制转换特征的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体制的转换是影响人民币汇率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使用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体制状态的转换过程及其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模型估计的体制状态概率的变化很好地反映了人民币汇率体制状态的转换特征,在不同的体制状态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回报的均值和方差明显存在不同的状态.     

人民币汇率非线性相关结构的实证分析

文章对已有的方法综合改进,采用R/S分析以及基于BDS统计量和最大Lyapunov指数的替代数据方法,较为系统地探讨人民币兑4种主要货币汇率序列非线性相关结构的存在性和基本类型。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存在确定性的非线性相关结构,人民币兑美元和港币汇率的非线性程度要强于人民币兑其他货币汇率的非线性程度。研究为准确地进行人民币汇率预测模型的选择打下基础,进一步也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汇改后三种因素影响下的人民币汇率变化新特点

文章旨在通过对美元/人民币、非美元/人民币汇率收益的滞后信息和利空(好)消息影响下的人民币价格走势分析基础上,研究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收益的变化情况.研究中,我们在设定ARMAX-GARCH族模型基础上,选取了美元(日元、欧元、港元)/人民币日汇率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美元/人民币的汇率收益ARCH特性的特点,同时表明EGARCH模型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并且发现汇改后在上述三种因素影响下,人民币汇率的收益变化及波动呈现出不对称的新特点.     

基于Gonzalo—Granger方法的长期均衡汇率的估计

研究人民币应当升值或贬值就是研究实际汇率是否存在高估或低估的现象,实际汇率浮动应以均衡汇率为中心。为了分析长期均衡汇率的估计问题,文章通过均衡汇率决定模型—MacDonald(1998)模型,利用国际先进的计量方法Gonzalo-Granger的长期共同成分分解方法来研究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结论是人民币名义汇率存在低估,当前人民币升值是正确的,是大势所趋,出于外汇制度改革的战略性考虑,应适当地让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长期贸易顺差的影响性分析——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汇率操纵论甚嚣尘上,然而针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贸易顺差关系的研究观点却存在很大分歧。从技术角度看,基于线性回归模块的标准VAR/SVAR模型并不适合分析中国汇率和贸易顺差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文章在国内率先采用时变参数VAR模型(TVP-VAR),并基于2001年6月-2011年3月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人民币汇率对于中国长期贸易顺差的影响微小,即汇率非重要。     

新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权重的估计及经验验证

本文首先构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指数和篮子货币汇率指数,根据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指数和篮子货币相关性指数最大化可以确定篮子货币的权重和数量,并对新汇改后篮子货币的权重和数量进行测度。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参考一篮子货币中,美元的权重最高,英镑的权重最小,但是其他货币权重都占有一定比例,我们的货币篮子和央行的货币篮子线性相关性较高。根据每一种货币的权重大小,我们可以计算出篮子中每一种货币的数量。根据最优货币权重,我们研究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和篮子货币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显示人民币汇率参考篮子货币调整的短期弹性和长期弹性比较接近,说明人民币汇率参考篮子货币调整相对比较稳定。本文检验了模型的预测效果,模型拟合度较高,说明我们选取的货币篮子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零利率下限、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

本文将零利率下限和不完全汇率传递同时引入货币政策分析,利用两国DSGE模型深入探讨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和最优货币政策问题。研究表明,零利率下限会导致汇率的“逆向调整”效应,从而加剧两国相对经济波动。当外生冲击源于国外时,本国汇率不完全传递与零利率下限两种扭曲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将相互叠加,这一点与发生本国冲击时的情形正好相反。采取汇率管制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加重外部危机的国际传导,造成本国更大的福利损失。因此,我国央行应当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积极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国际化。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热钱流量与汇率变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综合国内多位学者对流入中国热钱规模的计算方法,结合汇改后国际收支情况,对进出中国热钱规模的计算加以修正改进,并以此计算所得结果作为进出中国热钱规模的衡量指标,应用二元GARCH模型对其与汇改后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热钱增量和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两者间存在由后者到前者的单向信息传递关系。     

央行外汇干预、投资者情绪与汇率变动

本文基于开放经济框架构建了包含央行外汇干预、投资者情绪与汇率变动的内生动态系统,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三者传导的微观机制。理论分析表明,央行外汇干预、投资者情绪与汇率变动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内生联动效应。为刻画这一效应,文章选取TVP-SV-BVAR模型分别从全局性及多重情景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央行外汇干预能够在短期内起到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作用,但长期内会加剧汇率波动。同时,央行外汇干预短期内会加剧投资者情绪波动而使得干预效果减弱,但投资者情绪长期内对汇率的影响不明显。鉴于央行外汇干预对汇率稳定的有效性逐渐下降,且投资者情绪对汇率的冲击易受非预期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货币当局如何在审慎、适当的外汇干预中保持投资者情绪稳定,并进而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区间内波动应成为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比较优势、最终消费与我国贸易顺差 ——兼论全球经济危机和人民币汇率对贸易顺差的冲击

 当前研究认为我国贸易顺差来源于国内实际因素,至于是何种实际因素却存在分歧。本文建立的贸易收支决定模型认为,本国供给相对上升,本国需求相对下降,本国供给相对于本国需求过剩,是我国贸易顺差形成的根本原因。根据模型还可知,全球经济危机虽然导致我国进出口大幅下降,但对我国贸易顺差的作用相对较小;人民币升值对本国相对需求影响较小,但是对本国相对供给影响较大,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我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则会丧失比较优势,我国贸易顺差因此而出现拐点。     

人民币汇率指数编制及其与宏观经济变量的联动分析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汇率指数编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币汇率指数编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设计了一套能全方位多角度反映我国在不同市场特征下进出口竞争力状况的包含人民币发达市场汇率指数、人民币新兴市场汇率指数和人民币全市场汇率指数的指数体系编制方案。具体编制时,本文首次引入“第三方市场效应”,以全面反映我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并首次使用“除数修正法”,对指数因成分货币或权重调整引起的非汇率价格因素变动进行修正,以保证指数的连续性。最后,用交叉谱分析实证发现,相对于国内外其他人民币汇率指数,本文编制的人民币汇率指数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更强的一致性和不同情形的领先响应关系,联动更为紧密。     

制度变迁背景下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势研究：1986-2009

 1986年至2009年间,人民币汇率制度几经变迁,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水平也多次呈现出跳跃性的变动,这使基于CPI等价格指数构造出的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指数含有明显的异动成分。本文运用异常值分析方法,分离了这段时间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中的异动成分,并估计了异动成分的性质和大小。这些异动都是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的贬值造成的实际汇率的永久性贬值。剔除这些异常变动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序列呈现出明显的确定升值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