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招凉亭贾岛破风诗》——兼论贾岛形象在表现元代文人心态方面的意义

历史上贾岛困厄潦倒的境遇与元代文人剧作家的现实处境形成了异代沟通,无名氏的《招凉亭贾岛破风诗》在题材选取、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反映出元代文人在特殊境遇下的复杂心态。贾岛形象本身具有的特点为元代文人剧作家的改塑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剧中的贾岛已经成为凝聚了有元一代士子文人典型心态的形象。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一代文人多命蹇——论关汉卿杂剧中文人命运

元代文人命运是元杂剧所集中反映的一个题材领域 ,而关汉卿杂剧中所描写的诸多文人形象 ,可谓开其先。关汉卿的杂剧 ,描写了元代文人在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痛苦坎坷的人生 ,又出于对元代文人凄凉现实补偿心理 ,为他们安排了理想的结局。关汉卿笔下的文人身上 ,既有沉抑下僚而生出的极度怨愤与痛苦 ,又有志不获展而发出的美好梦幻与追求 ,由此构成了元代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 ,展示的是元代文人多命蹇的现实。     

从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看元朝的文人心态

元代统治者重吏轻儒,大批文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代表着元代最高艺术成就的元杂剧．通过塑造鲜活的文人艺术形象，真实展现了元代文人的心态。这里以元杂剧中文人形象为解析对象，剖析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忧患与对上代的怀念，渴望出仕的用世思想与寻求慰藉的自恋情结，以及求仕不得的愤世与志不获展的怫郁的复杂心态。     

元代文人阶层的休闲游览活动——以元大都为例

历代文人的旅游活动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色彩斑斓的一部分，元大都文人群体的休闲游览活动与整个元代政治、经济、外交形式都是密切相关的。通过分析元代大都城内城市布局、旅游景观，系统地阐述元代大都内文人旅游开展的情况，并归纳元大都文人旅游活动的特点，对开发当今旅游市场和旅游资源有着重要意义。     

从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看元朝的文人心态

元代统治者重吏轻儒,大批文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代表着元代最高艺术成就的元杂剧,通过塑造鲜活的文人艺术形象,真实展现了元代文人的心态.这里以元杂剧中文人形象为解析对象,剖析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忧患与对上代的怀念,渴望出仕的用世思想与寻求慰藉的自恋情结,以及求仕不得的愤世与志不荻展的怫郁的复杂心态.     

元代士妓恋爱剧中伦理意识的文化蕴涵

由于元代文人文化观念和现实处境的变化,使得元代士妓恋爱剧中所反映的伦理意识具有了新的文化蕴涵,但无论是对真情的呼唤,还是对理想化的婚姻追求,本质上都反映出作者对及时婚姻的强烈愿望和对婚姻伦理的维护。     

瞬间悲欢与真实世界——元代文人遭际剧创作特点及文化心理透视

本文通过对元代文人遭际剧的分析,得出元代历史剧创作的某些特点:失史求似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从剧情安排上又能够看出元文人特殊的文化心理特征,即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沦失的失落感和对现实的无奈的认同。     

污渎之中的游戏:马致远隐逸文化精神探析

元代文人马致远的隐逸与东晋诗人陶渊明真正归于冲淡平和的隐逸并非完全相同。马致远在特殊的社会氛围中极力彰显道家隐逸文化精神,构成了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重要内涵,表现为在对污渎现实的参破和觉醒中,其人生观念与审美意绪的极力张扬,主体人格与生命意识的狂飙突进,不甘与无奈之中的游戏人生,代表着元代俗文学锐意创新的审美倾向。     

论元代公案题材剧的文人品性——以《元曲选》和《元刊杂剧三十种》所选为例

元代公案剧题材在现存156种元杂剧中大放异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案题材剧与当时政治严酷、宗法松弛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同时深刻反映出元代文人对生存困境的时代思考.此类题材剧独特的文人品性隐含着对宋儒理学秩序的呼唤,并与文人叙事策略相得益彰,表露出剧作家的文人身份.     

守护与传承:岭南石刻中的元代士人形象

存数不多的岭南石刻作品却开启了认识元代士人形象的另一扇窗。元代岭南地区士人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兴学,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他们通过树立学习榜样、接续诗文传统、扎实行政等方式传承并实践着古代士人之职责。     

《中州集》作家小传的书目文献价值——小传中所记录的诗文著作可补金朝一代之《艺文志》

《中州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金代诗词集，是研究金代文学极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其编纂者为金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元好问。其体例是为每位作家都写有小传，而且小传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但包括作家的姓名字号、籍贯里居、科第仕历、生平事迹等内容，而且还记载了许多金代文人的诗文著作。给我们了解金代文坛实际情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后人补撰的几种金代《艺文志》，都是以《中州集》作家小传为基本材料来源的。     

清代苏诗研究的繁盛局面及其文化成因

清人注释苏诗特别重视辑佚与校勘、训诂与考订 ,诗注与诗评结合 ,针对性强 ,而选评苏诗则多直觉式的感悟 ,侧重于艺术分析 ,尤喜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 ,清人论评苏诗所涉问题的深度与广度较之前人有较大的发展 ,尤其是对苏轼在用典、和陶诗、以文为诗及其诗史地位的评价颇有精妙之论。形成这种繁荣局面的原因在于 :首先 ,清人标举、学习宋诗 ,风气日渐浓厚 ;其次 ,清代考据学风的兴起与整理旧学的兴盛 ;再次 ,清代研究苏诗的学者学问淹博 ,对苏轼其人其诗推崇有加。     

元代散文的创获与发展——袁桷散文创作论

袁桷在散文风格上对欧阳修文风的继承代表了元代延祜之后审美风向的转换。他的散文风格表现出平易自然、含蓄典雅、优游不迫而又不失笔锋犀利的特点。此后,以袁桷等南士为主倡导的文风逐渐在元代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实际上是虞集、黄滑、欧阳玄等人的先导,因而袁桷在元代散文创作中无疑具有重要影响,这同时也说明了元代散文的走向及趋势。     

元代中晚期文人论“气”的内涵演变

元代中期文人论“气”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坚持“以理论气”;二是以把“气”之盛衰与国运之盛衰、诗文之盛衰三者绑定起来论述。但元中期文人始终未能对政权有家国一体的感觉,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旁观者心态”,故而元代中期文坛始终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盛世”。到了晚期,文人以“气”论文有了新的变化,表现有二：一是“气”论的向下转,即“台阁气”向“山林气”的转变;二是“气”论的向内转,即“以理论气”和“气运说”向以情性论“气”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昭示着文坛格局与走向的新变。     

金代士人的遭遇与元好问的悲剧意识

元好问的前半生生活在金末士人群体比较活跃的时期,金亡前他已处在士人群体的中心位置。蒙古族军队的入侵给金代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士人群体也难逃厄运,大量的士人在战争中死亡。元好问侥幸存活,但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亲友的离去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灵伤痛,而他超人的精神境界决定了他的痛苦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他要把整个士人群体的悲剧展示给世人。在他的《中州集》作家小传、碑记铭文、诗歌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强烈的悲剧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内心的孤寂和痛苦。     

明代的唐宋元三朝诗合论

明人在传统的唐宋诗之争中加入元诗,形成了唐宋元三朝诗合论。三朝争论的焦点是宋元之比较,出现了元诗过宋论、宋诗过元论和宋元无诗论。由此可见明人诗歌取法的逐渐凝定和诗学风尚的日益变迁。     

清代词人邹祗谟行年考

邹祗谟为清初著名文士,初以《诗经》题经义著名,后以诗古文辞与董文友、陈椒峰、龚琅霞并为毗陵四名家,最工填词,有《丽农词》及词话《远志斋词衷》,又与王渔洋同编《依声集》,于清初填词风气影响至巨。其填词三书虽为学者所重,但生平事迹湮晦小明。《清史列传》等古籍虽有传记,但皆简略不足徵。文章裒集史料、诗文,对邹祗谟的生平、著述和交游进行考证,对邹祗谟的文学创作研究有创新开拓之处。     

元初北方理学流衍与士人遭际——以许衡、刘因比较研究为代表

并称为元初北方两大儒的许衡和刘因,面对开始在北方中原地区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都以开放的姿态予以接受,但具体方式有别,正典型表现了理学北传过程中北方士人对新的学术思想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同时,许衡、刘因二人在出处辞受之际的经历,与大蒙古国及元初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代表了元初北方士人升降浮沉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