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郭立田同志《也谈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一文的答复

郭立田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的《黑龙江日报》上发表《也谈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一文,对我在同年四月十九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拙文——《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关于唯物辩证法规律问题的讨论,诚如郭立田同志所正确指出的:“辩证法的规律究竟是一个还是三个,人们长期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对此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充分说理的讨论,无异是有益处的。”郭立田同志公开发表文章,积极参加这一讨论,这本来是很值得欢迎的,这对于繁荣学术讨论,特别是对促进我周密地思考问题,在讨论中认真学习,     

有关极差地租的两个问题——与刘光杰同志商榷

《江汉学报》1961年第3期上,发表了刘光杰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級差地租存在条件的初步認識》。在这篇文章中,刘光杰同志对我发表在《江汉学报》1961年第1期上的《对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級差地租問題的初步探索》一文中的某些論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是十分宝貴的,它給了我許多启发和教益。不过,我認为,在这些意見中,还有一些問題是需要进一步討論的。特提出来,与刘光杰同志商榷。     

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关系

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很不够, 因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需要大家共同来进一步深入研讨。我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一文中,曾试图找出区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标志,说“在能否揭示事物发展动力源泉这个问题或标志上,把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明确地区别开来了”。随后,有关报纸和刊物就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究竟是一个还是三个的问题,进行某些讨论的同时,对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关系也进行了一定的讨论,而这种讨论的特点之围绕着论证唯物辩证法的规律究竟是几个进行的。     

关于“波浪式发展规律”的商讨——向彭泽农、林圃同志请教

彭泽农、林圃同志在《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和《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3期)发表文章,对波浪式发展规律与对立统一规律的关系、波浪式发展规律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区别,作了具体的说明。应该承认,这对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体系,是一个新的探索。彭、林俩同志提出,唯物辩证法规律是一“根本”三“基本”,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一的根本规律,它具体表现为平衡不平衡的波浪式发展规律,量变     

再谈唯物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对庞长富同志答复的答复

读到庞长富同志在去年《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上发表的答复我的文章,感到有必要再谈谈我的看法,以就教于庞长富同志。一我同庞长富同志的根本分歧庞长富同志说我对他的文章作了“曲解”。这个问题是围绕着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归结为三个而引起的。究竟是我曲解了庞文的原意呢?这应该根据事实来断定。庞文设问:“对于恩格斯把辩证法的主要规律表述为三个如何解释呢?”他接着就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说:“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主要的迫切任务,是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全面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肯定否定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还未能进行详细的考察。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     

不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黄枬森同志的《关于人的若干理论问题》(见北京大学出版社:《马克思主义与人》,经过修改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一篇使人感兴趣、受启发的文章。我赞成其不少的观点。但是,对于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我则不敢苟同。本文拟就此发表点不同意见,以求教于黄枬森同志和其他同志。 一、不要贬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黄枬森同志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根据     

愿唯物辩证法园地里有更多新的播种者——从《协调论》说起

王之璋同志的《协调论》是一本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著作,应该说,在当前出版形势下,这类著作还是不多的。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对我国唯物辩证法研究的状况发表一点感想。 唯物辩证法乃至整个哲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恩格斯概括近代哲学史的经验时指出:“在从笛卡尔到黑     

关于《资本論》方法問題的商榷

吳传启同志在1961年《新建設》11月号上发表《分析資本主义經济从商品开始的方法論意义》一文以来,学术界陆續发表了討論《資本論》方法論的論文。我对吳传启同志和王亚南同志的一些见解,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向同志們请教。     

论辩证思维的核心规律

近几年来,关于辩证思维基本规律问题,国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同志认为不能把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思维的规律,辩证思维应有自己的规律;有些同志则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辩证思维的规律,二者是相同的。这是两种偏向。其实,两个系列规律应该在本质上是相一致的,但这是存在着差异的一致,因而在表现上是不同的,只有承认二者在本质上的一致,同时又结合辩证思维过程的特点,找出其表现不同之处,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本文赞同章沛先生关于对立同一思维律是辩证思维的核心规律的意见,拟对这一规律的实质与表现加以阐述,希望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推进辩证逻辑科学的研究。     

关于客观真理问题的答辩

《河北学刊》1982年第2期发表刘勤署同志的文章,题目是《也谈客观真理的定义——与徐飞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定义”）,对我在《国内哲学动态》1980年第10期上发表的《客观真理就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一文提出不同意见,我觉得有必要作一答辩,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深入研究是有益的。 “定义”对我文章中引用和阐述的列宁关于客观真理的观点提出了两点批评。一是说我在理解列宁的那句话时抹掉了在“人的表象中”五个字;二是说我断章取义,没有将这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联系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有在这里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全部引出。列宁批判说,波格丹诺夫“把下面两个问题搞混了:（一）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二）如果有客观真理,那么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表象能否立即地、完全     

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究竟是几个?——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即基本规律,下同)究竟是几个?是一个,还是三个?这是哲学界长期以来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庞长富同志今年四月十九日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发表文章,认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再次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通过讨论来明确这个问题,对于理论和实践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研究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一门概括、抽象程度最高的科学,它为其它一切科学提供最一般的方法.但它自身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徐梦秋同志在《厦门大学学报》今年第二期发表的《试论研究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唯物辩证法是研究整个世界运动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所以不能把其他科学的特殊方法搬到这一普遍至极的领域中来.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只能是内求与外求的辩证统一,即就唯物辩证法自身而言,它必须内求;而就其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言,它必须外求.单纯的外求和单纯的内求的方法都是片面的.     

再谈意识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答姚伯茂同志

<正> 姚伯茂同志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1期发表《也谈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一文,对我的《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是什么》一文提出了两条商榷意见,值得进一步讨论。我想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姚伯茂同志和其他同志。姚伯茂同志的第一点意见是:拙文所说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

《光明日报》“哲学”第109期发表了庞长富同志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一文。文中的现点早在一九七五年北京市一些高等学校编写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教科书中就见到了。随后,我们在哲学教学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深感有开展讨论的必要。庞长富同志说: “在能否揭示事物发展     

恩格斯“怀疑”过量变质变规律吗?——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在今年四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刊载的《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只有一个》的文章中,庞长富同志认为,“恩格斯对于把量变引起质变作为辩证法的规律,甚至仅仅作为化学上的规律,也是有些保留甚至怀疑的。”作者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要确定一条规律是否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就要看这条规律是否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是否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我们认为,量变质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样,都具备了这样的品格。恩格斯一贯地、多次反复地肯定了量变质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并对它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从一八七三到一八八五年前后约有十二年的时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写出了两篇有关量变质变规律的经典性的论文和许多札记、片断。从这些论文、札记和片断中,可以看出:第一,这条规律是在当时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中着重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革命     

再论“共同美”在哪里?

一九七八年《复旦学报》复刊号刊登了邱明正同志的《试论共同美》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艺术工作者和美学爱好者的兴趣。我在去年第一期《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与邱明正同志商榷的文章,题为《“共同美”在哪里?》。接着,去年第四期《复旦学报》发表了胡惠林同志和姜浪萍同志的两篇文章,对我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同时,我还收到了几封读者来信,都是与我商榷的。关于“共同美”的讨论不仅     

怎样理解“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本刊第十期发表了潘际合同志的来信和王凌同志的《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的回信后,有些读者对王凌同志的回信的内容提出了些意见,并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和看法,都也集中在对“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一科学论断的如何理解上。为了通过讨论进一步领会毛主席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的精神实质,这一期我们把何汉云和方河清同志的文章摘要发表出来。没有全文刊出,这是由于篇幅的限制。     

三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答张少康同志

在去年《学术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张少康同志写的《也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也谈》),就拙作《略谈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略谈》)中的某些论点提出商榷。我读了少康同志的文章,感到很受启发,他的有些意见我是同意的;但是,有一些意见,我认为他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甚至误解了我文章的原意。为了探讨问题,现在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继续和少康同志商榷,并向广大读者请教。     

为什么要研究物唯主义方法?——兼答满都夫同志

近几年来,我在提出应当研究唯物主义方法的看法并尝试对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曾在有关文章里就为什么要研究唯物主义方法的问题作过一定的论述。据一些读者反映,对此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本不打算冉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但是,从最近一个时期听到的若干读者的意见来看,我感到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这一点从满都夫同志的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的《对“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商榷》)中,便町以清楚地看出来。如他写道:“总而言之,把唯物辩证法分成两种方法论,甚至进一步要提出独立的“唯物主义方法”这都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纯粹推理逻辑游戏的产物,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唯物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可以看出,满都夫同志对我研究唯物主义方法以及对唯物主义方法本身的看法,“判决”都是很严厉的。然而事情究竟是否如此呢?我觉得这是需要予以明辩的。     

“同因异果”及其他——谈因果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答张莘如同志

1984年,本人曾在《社会科学研究》第三期对孙礼同志《决定论问题的再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同因异果”说和“无原因的偶然性”概念提出质疑。张莘如同志在该刊1985年第一期发表的《试论因果联系的确定性》一文,令人惊讶地将孙文中的一些观点加到了我的头上,并从机械论角度反对这些观点。文章所涉及的几个问题对进一步弄清因果律的性质、内容、特点,以及在决定论问题上划清唯物辩证法与机械论的界限十分重要,特再申明个人的见解并答张莘如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