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德”观念的初衷与疏漏

原始儒家从“修身”与“治世”两个维度阐释了“德”观念的内涵。对己来说,“德”是修身,可以使人修身养性;对国来说,“德”是治世,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原始儒家的德治理论肯定主体自觉,主张为仁由己,强调向内扩充人所固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这种德治理论的初衷是好的,本义是积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私德妄推公德、性善论导致道德越位、道德修养的无条件单向性、道德本位观造成个人价值的缺失等一些疏漏。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方式的省察

历史上儒家关于民众道德教化的方式可以梳理为五种类型。这些道德教化方式表现出 ,“德治”是实现民众教化的基本方式 ,“孝悌”观应该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道德教育其实质是教育人如何去“爱”人和“敬”人 ,将家庭“孝悌”伦理视作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基础 ,可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道德教育内容的统一和一元 ,但也造成了“孝悌”观念泛化的流弊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及其借鉴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一是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二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前者忽视常人本性,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过于理想化,因此德治必须和法制相结合。后者洋溢的“民本”思想和利用家族伦理关系进行道德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但要区分民本和民主的界限,警惕过分推崇道德,导致道德化法律的危险。法治（依法治国）包含了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层含义。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论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 ,是对治国理论的推进和发展 ,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 ,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也积累了丰富的道德治化经验 ,是古人对社会治理和人伦教化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当然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对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进行批判继承 ,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加以综合创新 ,并在新时期的治国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古代两种德治范式探微

德治是文明社会在治国方略上的一种选择。中国传统惩治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产物 ,在历史上 ,它经历了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演变过程。先秦儒家提出了政治伦理化的德治理想 ,西汉以降经儒法互补合流形成“德主刑辅”的德治模式 ,这种现实德治是以道德教化制度化和伦理法的法制建设取向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厘清传统惩治的内涵和实质 ,对我们今天推进以德治国方略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生命道教的几点思考

“生命道教”是以生命认知、生命护养、生命超越为思想内涵的教化理论。它既是一种文化模式,也是一种精神修养模式。“生命道教”之所以成立,存在两大根据：首先是立足于道教本有的“大生命观”。其次,立足于护佑生命平安的精神。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道教思想主张虽然具有不同侧重点,但把天地万物看作彼此联系的生命存在,这却是一贯的。基于这种生命认识,道教的基本目标就是保护生命平安,进而夺天地之造化,升华人类个体的自我生命境界。基于修行目标,生命道教形成了具有深刻内涵的义理体系,即维护生命、保养生命、升华生命境界。这个体系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身国共治的理路,彰显了性命双修的法度,强调了养护环境的工夫。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和谐社会伦理: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解构与超越——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审理

中国现代性道德教化是一项未竟的事业。革命道德教化理念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以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来分析,革命道德是一种“信念伦理”,革命道德教化作为“非常时期”的道德教化活动,不能实现对启蒙道德教化的超越,与之形成了现代性道德教化的某种断裂。透析革命道德教化的现代性断裂现象,对当代道德教化有着重要启示。“和谐社会”伦理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是当代道德教化的核心理念,是对革命道德教化理念的超越。     

为政以德: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志

"为政以德"是孔子所提出的关于治理国政的基本方针,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鲜明标志.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为政以德"是对为政者起码的道德要求,在处理政务、治理国家方面,为政者必须遵从一定的道德准则,并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从"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出发,儒家倡导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苛政.在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认为在治理国政中道德与刑罚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德治是根本,刑罚只能是"辅治之法".儒家在政治上不但倡导"德政",而且还主张"以德导民",要求为政者注意社会道德教化,并把道德教化视为治国之本.正确把握孔子及其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儒家的修身学说与汉代士大夫的轨德立化

修身以安天下、轨德立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先秦圣哲无不强调修身安人、礼乐教化的重要性。汉代士大夫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修身学说,并把轨德立化运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士大夫的轨德立化主要包括士人的个人修行、君主的仁德教育、民众的教化等。它在整合社会、提高民众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儒家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渗透于社会各阶层。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三重维度及思想探析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有三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代道教宗师，陆西星独辟蹊径地指出儒家的“存心养性”即是修真之要。“存心”是陆西星东派修炼筑基炼己第一层功夫。“养性”之说乃陆西星东派丹法功夫得药归鼎之后，丹法中对火候的掌握，其最关键处在于“自然”。其次，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根由在于“二圣不异”，同于“理一”，且二圣之教皆教人归返复本，皆以“不争”为入道之机。最后，陆西星“以儒诠道”有着自己鲜明的宗派立场，陆氏对传统儒家思想并非一概吸收认同，这集中表现为其对“吾儒”的批判。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具体阐明了儒家道德理性如何走向生命实践的功夫路径。     

诚信生活的性命根基与价值期许——儒家信德思想发微及辨正

"信"是儒家伦常价值系统的核心结构要素,其本义为人之内在生命情志通过"言"而由内向外的真实开启。对儒家而言,"信"是人之生存本质的内在要求,是奠定诚信价值之生存论根基的"性之德"。儒家以"信"为朋友之伦的主德,意在以忠信为本,建立己与人之间的相互接纳、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以此构成社会公共生活与人际交往的基础。信在五常序列中的位置足以彰显其重要意义。儒家主张以"义"引导和规范"信",并非对"信"之贬低,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成就信德。现代诚信伦理纯然是外在于人之情性的契约式工商伦理形式。儒家信德不可盲目追求"现代转化"而丧失自身价值追求和精神品位,而应持守自身,保证教养生活不致失坠。     

方东美释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理想政治信仰

方东美以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为主旨,揭示了中国古代理想政治思想世界.他将儒道墨三家的政治思想一同视为德治思想,并从生命哲学的角度解释了德治思想的形上基础,即是天地体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他追根溯源,叙述了德治思想成立的过程.他认为,在以儒家为核心的指导中国人生活的思想中,政治思想与道德精神是融而为一的,政治生活的形式就是道德生活的形式.政治生活就是要贯彻广大和谐的生命精神.     

先秦儒家教化哲学及其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是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它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仁、义、礼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主干内容,＂仁＂是众德之首、万善之源;＂义＂是＂仁＂向具体道德行为转化的枢纽,是道德主体在具体行事时依据＂仁＂所做的应当、应为之判断,是经过反思后形成的自觉意识;＂礼＂是＂仁＂的制度化,它对于仁义具有节制、文饰和补充的作用。先秦儒家力图通过仁、义、礼的道德教化来成就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君子＂和＂圣人＂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教化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重教化、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孟子的道德自律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孟子以“人性善”为前提,主张追求以“修心养性”为基础的道德自律,并据此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与循循善诱、自反自得的德育方法。孟子的道德自律追求对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有启发价值：一是要改变多年来思想道德教育重外在知识传授、轻实践体验和价值性德育观念的偏差;二是要改变多年来片面强调灌输,不重视意志自律效果的德育方法的偏差。     

论先秦儒道"和谐"思想之异同

先秦儒道两家都认同“和谐”是一种规律或法则,是一种理想状态,强调人要和睦相处,崇尚“天人合一”。但先秦儒家主张心为主宰,注重人的力量和德的作用;先秦道家却主张超越世俗,看重“天和”,认为人的本真就是和谐的,要皈依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二者双峰并立,相映生辉,共同支撑和影响着中国和谐思想的发展。     

论元曲隐逸剧的儒道之别及时代特征

元曲神仙道化剧和隐居乐道剧表现出共同的隐逸情调,学界论述元曲隐逸情调时,常将二者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各有特点:神仙道化剧主要表现道家(教)的隐逸思想,隐居乐道剧主要表现儒家的隐逸思想。同时,元曲中的隐逸情调,不同于历代隐逸思潮而有自己的时代特点:不论无道有道,都要隐逸;其隐逸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全社会的大逃逸,由此形成独特的元曲隐逸文化。     

先秦儒道之争简论

先秦时期 ,儒道两家思想处于对立且有渗透的状态 ,这可以从孔子与老子的接触对话以及两家学派的思想主张两个方面去考察。在孔老对话的过程中 ,孔子问礼于老子 ,彼此比较能够尊重理解对方立场 ,措辞亦不甚激烈。早期儒家向道家汲取了部分思想来充实发展自己 ,而道家也有利用儒家思想作为阐述自己学理的论据材料。道家学派在吸收利用孔孟思想的同时 ,对儒家强调的仁义道德、礼乐教化进行了严辞批判。相对于孔老对话的交流 ,这主要付诸儒道经典文献记载。     

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研究

儒家为己之学是修身之学,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自省又是修身之本,故自省可谓是儒家为己之学的不二法门。先秦儒家自省意识奠定了儒家自省学说的基础,孔子及孔门“七十子”、孟子、荀子都有具体的自省思想,孔子的“内自省”“自讼”,孟子的“自反”“反求诸己”,荀子的“参省乎己”是儒家自省思想的经典表达,在省过、为学、进德等重要方面初步建立了儒家自省学说体系,成为汉唐儒学、宋明理学自省意识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先秦儒家自省意识虽然朴素,尚不系统,但在整体上呈现出主体性、自觉性、乐感性、人文性的理论特征。先秦儒家自省意识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一道分水岭,是处理人己关系的重要法则,它开启了儒家自省传统,为推进当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唤醒当代自省意识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