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识我国利用外资的负效应

利用外资有很多正面效应,但也有不少负面效应。本文对利用外资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讨,指出虽然利用外资具有负面效应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在具体的引资过程中,我们可以尽量克服引资负效应,把引资负效应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之内。     

新中国利用外资70年:历程、效应与主要经验

在逐步开放基础上引进和利用外资,是新中国快速工业化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大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国在一系列外部约束下对利用外资进行过积极的探索,积累了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利用外资规模快速增长,利用外资方式不断创新,引进和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从政策导向和投资流量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历程可以分为规模导向阶段、效率导向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70年来,外资通过补缺与启动效应、增长拉动效应、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机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当前,在中国加快构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背景下,各级政府需针对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进行政策引导和制度创新,切实提升全方位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实现外资与中国本土经济成分的互融共生。     

在西部大开发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正> 放宽利用外资领域扩大引资范围西部大开发,就是大开放促大发展。截止1999年11月,全国累计批准的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仅分别为3.88%和3.17%。东部地区经济超常发展是与大量     

对“以市场换技术”的再认识

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本国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走过和正在走过的道路。我国作为一个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势在必行。“以市场换技术”即是我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针对实际情况提出的一项引资战略。该战略自８０年代中后期提出来,曾推动了我国外资高潮的出现,但这种无异于“引狼入室”的做法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惑。我们让出了市场,换来了什么？“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国内市场的逐步开放,对外资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特别…     

农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分析

2012年中国吸引外资近1200亿美元,上半年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引资国。然而,由于长时期以来农业并不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行业领域,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对外开放仍处于初级阶段,利用外资存在着规模小、比重低、区域和产业分布不均衡,以及经济和社会效益相对滞后等诸多问题。     

我国利用外资的新挑战和新思路

<正> 一、我国利用外资面临新挑战。 利用外资作为我国顺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16年的发展,外资数量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质量由低到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纵观我国16年的利用外资历程,尽管历经风风雨雨,迅猛的发展和短暂的挫折交错而行,但基本上是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的,其中经历了80年代外资的稳步快速增长,92年以来的高速增长,到1993年,我国吸收外资的实际数额已经居世界各国的第二位。     

吸引外资将更加注重质量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引资速度出现了持续的下滑。商务部专家指出，引资速度下降并不能表明中国吸收外资将进入下降通道，相反，短暂下降可以看作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一个理性回归。今后我国吸收外资将更加注重引资质量，对于高污染、高耗能、低利润的外资企业将予以限制。     

中国服务业FDI的效应研究:基于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视角

本文对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竞争排斥效应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确实存在,外资进入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各地区技术进步,促进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技术外溢效应也呈现地区差异,表现为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拉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可能会加剧地区技术差距水平;而服务业外资的竞争排斥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即服务业引资相对规模必须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否则服务业外资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将不再是正向效应。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吸引FDI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运用2006～2014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针对劳动力成本变动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的变动与我国FDI的吸引存在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并且这种负相关的程度在东、中、西不同区域上存在差异。因此,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区域,合理调整外资利用的目标和政策,对于我国培育利用外资新优势,更加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扩大吸引跨国公司资本──九十年代我国利用外资的必然选择

一、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利用外资取得很大成就,截至1993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74056个。协议外资金额2172.16亿美元,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达600.42亿美元。目前,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且吸引力不断增强,但目前我国利用外资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一)投资规模小,技术层次不高。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矫正资本错配吗？——兼论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尝试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产业集聚同时纳入资本配置效率分析框架,将自贸区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7年中国1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评估自贸区设立对资本错配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资本错配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自贸区设立在整体上加剧了资本错配。全样本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在自贸区设立对资本错配的影响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助于自贸区发挥对资本错配的矫正作用,而单纯的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则强化了自贸区对资本错配的加剧。区分资本错配类型后发现,在资本配置不足情形下,产业集聚在自贸区影响资本错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与全样本情况下一致;而在资本配置过度的情形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二者的协同集聚均有助于自贸区发挥出对资本错配的矫正作用。围绕上述问题的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为矫正资本错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自贸区改革创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政策蕴含。     

金融压力指数构建及其有效性检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融压力指数能较好地实时反映一国金融体系承受风险的压力状况,帮助决策者和市场参与各方及时准确地前瞻性评估潜在风险来临时可能承受的金融压力水平。根据各市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程度,利用CDF-信用加总权重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构建了包括银行、股票、外汇、保险四大市场的我国金融压力指数测度模型体系。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压力的阶段性特征明显,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往往伴随着高的金融压力;我国金融压力主要来自于银行部门,随着近年来我国银行治理水平提高和资本市场发展,银行部门压力指数正缓慢下降,股票市场压力却逐渐上升;外汇市场和保险市场压力指数长期保持在低位运行。有效性检验表明,来自我国FSI的冲击在滞后6个季度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     

8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t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changes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is transformation has attracted scholarly attention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sociologists have mad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literature emphasizing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management practice. In this article, we present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state of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issues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We focus on studies that explore how organizations shaped the trajectory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how organizations affect important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during transition, and the unique challenges that managers face in China’s transition context. We conclude with suggestions for resolving central debate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利用CAPM计算中国房地产行业资本成本

行业资本成本特别是中国房地产行业资本成本的计算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但是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的主要参考依据,也是房地产企业投融资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本文首先对资本成本理论进行了综述,并且利用经典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即CAPM理论对中国房地产行业资本成本进行了计算,得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资本成本为12.44%。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初步认为:如果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实际回报率低于12.44%,而仍然有大量资金涌入的话,那么该行业确实存在着一些“泡沫”。     

货币政策规则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时变影响——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货币政策理论出发,构建以稳定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多目标”货币政策规则理论模型,并采用1998年1月至2019年1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开放经济下的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货币供应冲击、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时变与动态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时间阶段,货币政策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存在较强的时变特征。(2)等间隔脉冲响应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短期影响效应要高于中长期,而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却存在一定滞后性和扩散性,且价格型规则更有利于熨平外部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影响。(3)时点脉冲响应表明,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弱于货币供应冲击,且利率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回到稳态均衡的速度更快。总体来看,在调节国际资本流动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效果上,价格型规则优于数量型规则,我国央行货币政策选择应逐步从数量型规则向价格型规则转变。     

制度因素对我国国际储备的惯性影响

本文在缓冲储备理论中引入了习惯形成因素,在BS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既包括国际收支波动性和机会成本同时又考虑了习惯形成因素的动态调整模型。利用1996-2009年间中国国际储备的月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一国国际储备是国际收支不确定性和机会成本的函数,它们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也就是说BS理论预期模型在经过适当的修正后对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实证研究是适用的。(2)习惯形成参数越大,以往的制度因素形成的惯性对后期储备积累的影响就越大,国际收支不确定性以及机会成本对储备的影响也越小,并且这个惯性一旦形成,很难立刻改变。(3)正是由于考虑了习惯形成因素,外汇储备规模关于国际收支不确定性的弹性以及机会成本的弹性更接近于BS模型的理论预期值。     

影响中国上市公司经济附加价值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公司经济附加价值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自身的资本结构、盈利能力、资产规模、发展潜力、资产管理水平以及所处行业的整体报酬等因素对经济附加价值具有正相关关系,无形资产对经济附加价值有微弱的负相关,而存货管理水平对经济附加价值的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分析了这些结果产生的可能原因,并对公司努力提高经济附加价值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基于生产性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视角

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两难悖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环境规制强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基于代际交替模型（OLG）,将环境规制、健康人力资本及生产性资本纳入分析框架,指出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和生产性资本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当环境规制强度过高时,则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存在一个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1997-2015年30个省级的面板数据,通过广义矩估计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在我国存在这种显著的"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西部大开发战略与西部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建立了一个理论函数和计量模型,对影响我国西部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劳动、资本、对外开放程度、从业人员素质和财税政策)进行实证分析;并且使用Beta系数法、弹性分析法分别分析了以上五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和敏感性;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     

商业银行安全水平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引进VaR法对传统Z值模型进行了修正,然后借助于基于VaR的Z值模型对我国14家主要商业银行与全球前100家商业银行的安全水平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比较了国内外银行的安全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2001-2006年间,国内银行安全的均值水平低于国外银行,而2007-2009年间国内银行安全的均值水平则相对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内银行安全水平受资产规模增长率、中介效率、行业集中度、人均GDP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国外银行,而受非利息收入占比水平、净利差等因素的影响程度则显著低于国外银行。上述不同主要源于国内外商业银行业务结构与盈利模式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