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赫哲人的族际婚姻——关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赫哲人族际婚姻的典型调查

调查发现,同江市街津口乡赫哲族与汉等民族普遍建立了民族混合家庭,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已全部实行族际通婚。赫哲族族际通婚家庭所生子女的族属均报为赫哲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赫哲族人口数量的增长。但民族混合家庭的增多对赫哲语功能的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的赫汉民族混合家庭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赫哲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已达到相当融洽的程度。     

新疆族际婚姻的调查与分析

新疆族际婚姻数量较少，但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新疆各地、各民族均有族际婚姻发生，同时明显存在数量多少及难易程度的差别。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共居的社会，如果社会平稳发展，各民族社会政治地位平等，民族关系和谐，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大小是影响族际通婚规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

通过调查三个湘西土家族、苗族杂居的集镇和村落族际通婚情况,从族群选择、地区选择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对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政策和公众态度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土家族苗族的族际通婚及其文化互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湘西和谐的族群关系.     

对民族关系的社会学考察——以云南昭通青岗岭乡为例

民族关系指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具有特定民族内涵的特殊社会关系。通过对云南省昭通市青岗岭乡的居住格局、族际交往、族际通婚及其态度的社会学考察得知,混杂居模式和深入持久的族际交往有利于促进积极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宽容,而宗教信仰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次因素。     

德令哈市蒙、藏、回、汉族际通婚调查研究

在对德令哈市蒙、藏、回、汉四个民族通婚情况调查的基础上，总结了促成该市族际通婚的诸多因素，并分析了这四个民族之间通婚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以贵德县加莫台村为个案

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加莫台村的族际通婚为个案,分析了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从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文化融合。     

论回汉关系

回汉关系,是我国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两族的分布广泛,这种关系遍及城乡、边疆、内地,成为我国最广泛的族际关系。研究这种关系,不仅有助于对回族史、民族关系史本身的探讨,还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本文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一 回汉间有古老的姻亲关系,这种关系直到今天仍普遍存在 李维汉同志说过:“回族,就其主要来源说,即是随蒙古军来的回人同汉族婚配蕃衍而成的。”为何如此?因为当初随蒙古军东来的回人主要是男人。这些男人要以中华大地为家,繁衍发展,就要通婚。回回主要和汉族杂居,因此通婚的主要对象是汉族。回男娶汉女成为回汉通婚的主要形     

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

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族际通婚是其最初的原因之一。经过开放式族际通婚阶段之后 ,由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等外部原因 ,也由于维护自身文化的发展等内部原因 ,回族进入了族内通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婚姻自由使回族的族际族内通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目前 ,我国东部及南部散居回族的族际婚姻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当代裕固族的族际婚姻——以肃南县红湾寺镇和明花乡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婚姻观念的转变,裕固族实行族内婚的禁忌改变,族际婚姻数量增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裕固族与异族通婚现象比较普遍,且通婚比例一代高于一代。对甘肃省肃南县红湾寺镇和明花乡的调查表明,多民族杂居的人口分布状况、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而且促使裕固族与其他民族间通婚比例逐渐提高。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民族关系也更加和谐。     

四川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族外婚姻情况研究

通过对四川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族外婚姻情况的调查研究,对尔苏藏人族外婚姻人员的家庭背景、个人文化程度和社会经济状况作了简单分析,并与族内婚姻情况进行比较,提出了影响族外婚姻的主要因素.通过调查找出了这些族外婚姻的下一代对于尔苏藏族文化的传承方面出现的问题.由当前影响族际通婚因素的变化情况,预测了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和面临的问题.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民族关系研究——以青海河湟地区为例

［摘要］本文立足于青海河湟地区自古以来形成的多民族杂居、多种文化现象并存的实际,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及田野调查情况,着重从语言、宗教信仰和民俗活动、族际通婚和经济交往等方面,分析并论述河湟地区各民族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和谐的民族关系,探寻其兼容并包、寻求共识、共生共荣的民族关系发展特点及原因,从而为我国建构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一个良好的范例。     

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和社会效应——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实证发现

聚焦中国西部地区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及其社会效应。通过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加强因果推断,最终得到两个结论：第一,族际网络的形成机制中,空间聚居、民族文化、家庭结构和个体特征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二,族际网络具有丰富的社会效应,可以优化社会资本和促进民族团结。无论族际聊天还是族际友谊,这种跨越民族边界的社会交往,可以显著扩大网络规模、提高网络顶端、增加网络差异和提升网络均值,由此优化个体社会资本,并显著促进民族团结。未来民族工作需要关注空间聚居和民族文化对族际网络的潜在制约,并且充分发挥族际网络所蕴含的社会效应。     

族际关系共同性的社会身份基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国内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关系。差异性、共同性是其间的基础属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族际关系的性质和演变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当下,族际关系共同性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加强对族际关系共同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全面的梳理不难发现,族际关系共同性与社会政治身份之间存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其中,同质性的国民身份对族际关系共同性构成了直接的支撑。国民身份的状况直接关乎族际关系共同性的走向。因此,对增进族际关系共同性的分析、阐释和谋划,都必须重视国民身份的角度。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新疆东乡族婚姻文化变迁探析--关于霍城县老城村的田野考察

霍城县老城村的调查显示,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社会经济的发展,迁移到新疆的东乡族在其传统的教派门宦内婚、宗族外婚、早婚、包办婚、近亲婚等婚姻习惯方面发生了巨大变迁;同时,随着他们同其他民族交往的增多,族际通婚现象也渐趋普遍,并对其文化特质、族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