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V+的+N"结构的限制探析

汉语的"都+V+的+N"结构是一个负载了语义、语用和语法特征的结构体.这一结构属于有标记结构,不能进入从句平面.该结构特定语义、语用和语法特征,对其中的动作事件"V+N"产生了规定和限制,该动作事件如果是非完结性事件或特定性的相对小事件,则更容易构成合法的结构.     

田野实践中的历史社会学

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社会学一直被认为是以过去的宏观社会结构和宏观社会变迁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田野调查与研究实践亦将个人口述史作为理解当下的重要研究资料。因此"过去"就成为历史社会学与田野实践的共同关注点。那么对不同层面"过去"的勾连会不会让历史社会学获得贯入田野实践的可能?反过来,借助历史社会学的视野,田野实践是否可以提升它的研究水平,获得对被访人叙述和行动意义更准确、更全面的解释?韦伯—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有关社会行动的研究进路对此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     

“5000农民工节前补到1100万工资”是否病句?——关于“V+到+X”句的探讨

在人们使用的语言过程中,时而会出现不符合语法或听话人难以理解的的句子。但是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把它们规划入"病"这个词里面,而不再探讨。因为它们也是在人们使用语言中产生的。所以我们应该与关注合乎规范的正常语句一样,对待它们。其实,有时我们注意分析"病句"时,也许会更好地解释以前难以解释的语法现象。文章为了更好地解释"5000农民工节前补到1100万工资"这句话在语法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认知的角度对"V+到+X"句型进行了语义分析。     

论“动词+介词”的词汇化

后置介词"到、给、乎、往、向、以、至、自、在"中,只有"乎、以"可以和前面的动词结合成词,原因在于动词可以和"乎、以"后面的成分直接构成动宾关系,从而使介词"乎、以"失去介引功能,变成无意义成分,在汉语双音节化趋势影响下,后附有意义的动词完成词汇化。"动词+介词"的词汇化规律可为解决"V+P+Np"是动宾还是动补结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

"结构理论"与"理性行动理论"在解释移民融合问题时都存在不足。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劳动力移民群体的访谈研究发现:资本建构与资本转换是其理性行动的基本策略,这有助于他们克服社会障碍、加速城市融合进程。而且,这些理性行动同时也受到了户籍制、福利保障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的约制。与此同时,他们的理性行动又在推动着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社会过程。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思想史研究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它应该使人们从"思想如何有力量"的事实中获得启迪,这是思想史研究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的本质要求。没有必要把"思想和思想史"与"经济"对立起来:自古以来,引领社会的直接力量从来就是经济、政治和思想三者,至今依然是如此。就是如今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想的力量驱动起来的。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态势,不但制约着经济,而且也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走向。对于思想的力量不应作简单化的理解,而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思想依其不同属性,既可以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也可以是使社会停滞不前的力量,还可以是开历史倒车的力量。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来回答"思想如何有力量"的问题,可以使我们对思想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有更清醒的认识。     

明清山东方言指示代词回指的特殊句法位置及其功能

明清山东方言白话文献中,指示代词“这(个)”、“那(个)”用来回指前文所述内容时出现了两种特殊的句法位置:指示代词+NP+VP和NP+指示代词+VP。这两种位置的指示代词与NP之间都没有结构关系,而指示代词与VP则存在着语义上的主-述关系和宾-动关系。这两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大约是在元明时期产生的,它的出现具有鲜明的语用特征。     

比较与超越比较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是不能否认比较法的价值的。比较法有助于人们发现问题 ,澄清历史事件的多个侧面。在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解释或对所做解释进行批判时 ,比较法是不可或缺的。在历史研究中进行比较有助于避免出现偏狭的“氛围”。但比较历史学家仍然并不多见。历史研究中许多倍受珍视的原则———参考原始资料 ,考虑事件发生背景 ,以及事件发展全过程 ,有时都和比较法发生冲突。最近一种新的跨国研究的方法———纠葛历史研究法(histoirecrois啨ｅ)———以一种崭新而有趣的方式来挑战比较历史研究学者。但比较历史研究(histoirecompar啨ｅ)和纠葛历史研究是彼此需要且能够和平共处的。     

故土与他乡:对“租界文化”的一种人类学解读——以天津原意大利租界的建筑空间为例

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近代一个租界中的建筑空间及其使用进行考察和分析,讨论一种"租界文化"建构背后的机制与状况.在社会文化的结构与能动性之间永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对于一个具体空间的"客观"物质性,不同的利益群体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会做出截然相反的"主观"解释,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与立场对文化加以建构的.就中国的租界--这样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言,伴随着人们对于种种"现代性"的渴望,呈现出的往往是一种多重的矛盾的文化"表情".     

“V1+着+V2”格式的性质和类型探究

"V1+着+V2"格式是一个复杂结构,可分析成四种类型:偏正结构、连动结构、动宾结构和递系结构。其中偏正结构最多,动宾结构次之,连动结构再次,递系结构最少。结构划分分歧极大,方式序列能否构成连动结构是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时序原则是连动结构的结构原则,即满足时序原则的方式序列可以作为连动结构处理。但语言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语言焦点也会对语义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四个结构之间存在很多交叉部分,必须结合语境详细说明。     

“两＋N”结构与“二＋N”结构的比较研究

在现代汉语中,数词一般要与量词组合再修饰名词,而"两+N"结构和"二+N"结构则是由数词"两"和"二"直接修饰名词或名词性语素的一种结构.就语义方面而言,当"N"为组织机构类名词时,"二+N"一般表示次序,"两+N"表示数目的多少.当"N"为表示亲属关系的名词时,在表示成对的亲属关系的集合名词前,只能用"两",不用"二";在与单称性的亲属称谓名词直接组合时,只能用"二",不用"两","二+N"表示次序.当"N"为名词性缩略语时,"二+N"表示次序,"两+N"表示计数.就语用方面而言,当"二+N"结构用来表示次序时,"二+N"结构常用来给事物命名,具有较浓的书面语色彩;当"二+N"结构用来计数时,它和"两+N"结构具有相类似的语用功能,即具有节律、简洁语言、复指等语用功能.     

"M+PP"结构语义及功能分析研究

本文深入分析了进入"定语+的+人称代词"结构[即M+PP结构]人称代词的语义特点和指称特点,以及修饰语的四种语义构成--指称性、陈述性、修饰性、限定性;运用功能语法的理论和认知语法的主观性理论,结构主义的分布、比较、变换等研究方法,从共时角度探讨M+PP结构内部的语义关联特征--降级述谓结构直接建立语义联系,得出M+PP结构是修饰性向心结构和语义双指结构的结论,最终阐释了M+PP结构的深层语义功能在于变陈述功能为指称功能.     

网络行动的规定与特征--网络社会学的分析起点

互联网络的出现与扩展,既是一种信息技术创新形式与过程,也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由此即决定了其必然要被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视野之中.然而,网络社会学或者说"网络的社会研究"应从哪里开始呢?在笔者看来,网络行动即人们在网络空间中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不仅是网络社会得以建构的历史起点,也构成了网络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立足于这一理论前提,本文阐述了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网络行动的社会学界定以及网络行动的特征等问题.     

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上)——从马克思到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指向改变世界的哲学,它肯定了人具有改变世界的历史行动的能力,而这就预设了世界的可改变性或非决定性,否则,改变世界就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又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历史决定论,而这在逻辑上就使得改变世界成为不可能或不可理解之事。对于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一矛盾无疑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因而也就成了每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不可避免地关注的核心问题。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到当今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每一重大变化,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一矛盾处理方式的变化。而从当今后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激烈争论来看,这一矛盾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根本性问题。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思想中改变世界的历史行动何以可能这一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人们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并不成功的解决方案,因而有必要探寻一种更为合理的处理方式。     

公园名称的语言文化研究

公园常以人名或地名或历史事件来命名;这类人物对中国历史做出过重大贡献,极具纪念价值;地名可能具有突出的地形地貌,或是神话传说等;历史事件也常是对中国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公园名称在音节上大都采用"双音节+双音节"结构模式;这符合汉语求对称的习惯,也符合汉语的语言特点。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理解、共识以及智慧和创意,将为"东亚三国集体结构"提供现实性基础.     

“被+non-passives”结构的认知语用阐释

"被就业"、"被自杀"类"被+non-passives"结构是通过整合多表示"不如意"的常规"被+pas sives"结构与通常不用于被动的"非被动词"类(non-passives)而生成的,整合的结果是产生了强烈的主观"移情"义——同情受事、谴责施事。这种主观"移情"义的产生是语言使用者顺应自身心理世界的结果,而选择"被+non-passives"这种不合常规的语言结构则是语言使用者顺应社交世界、物理世界与汉语现有语言系统的结果。     

社会工作拓展视域的“社工+”论析

"社工+"是一个涵义丰富的概念,涉及社工主体+、社工领域+、社工手段+等。在社会工作拓展视域中,"社工+"的核心是社工领域+,即社会工作在其传统实践领域获得较好发展的基础上,使其可能应用的领域不断得到拓展,既促进相关领域事业的发展也促进社会工作本身更大进步的一种举措,它是社会工作拓展和社会工作推广的一种带有模式化的简约表达。"社工+"的对接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政府责任所及的公共服务提供和社会治理创新层面;二是政府责任难及的正常社会生活维系和社会关系协调层面。要使"社工+"战略有效推进,需要懂得"社工+"的基本方式,要求制定"社工+"的系统规划,必须提供"社工+"的资源保证,更应吸纳"社工+"的高级人才,强调建立"社工+"的成套制度,重视强化"社工+"的管理协调,积极关注"社工+"的创新面向;设法防止"社工+"的过度跨界。     

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基本命题研究

一、法律实证主义的分裂--基于"分离命题"的讨论 "法律与道德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之所以成为理论法学争论最激烈、同时又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原因就在于法律与道德都为人们的行动提供规范性,即如果某种行动是由某一标准引致而来的,而与行为人自身的欲望和倾向无关,那么这种行动就是所谓的"规范性"行动.     

论曼海姆对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区分

曼海姆认为传统主义是人们的一种本能式主观心理,具有反应性;保守主义及其指导的行动则客观的存在于"历史动态结构复合体",具有意向性。在对比中,曼海姆通过对"结构复合体"中的政党等政治性组织的分析得出,传统主义必须要经过公共政治的洗礼,即在社会等级逐渐清晰,阶级明显分化的结构环境下才可以成功的进化为保守主义。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积极地去争取自己权利的过程正是传统主义进化为保守主义的过程。